质检总局新闻办公室主任：重典打假与消费维权

　　重典打假与消费维权

　　国家质检总局新闻办公室主任、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副会长 李迎丰

　　在我的记忆当中,(这样的论坛)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已经连续举办第八届了，而且从2005年以来,连续三届是以和谐与消费为主题的，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就《重典打假与消费维权》主题与大家一起做探讨。

　　假冒伪劣已经成为了全球性的问题，据世界贸易组织有两组数据：第一个，上一个世纪初，全球假冒伪劣销售额是50万美元，而到本世纪初,则达到了1000亿美元。100年间增长了20万倍，这一个几何级数的天文数字，这里面虽没有剔除货币贬值的因素，没有考虑同期购买力比较的问题。但是，在经济发展史上，美元相对于其他各国货币是比较稳定，基于大国形象的考虑。大家知道，在二战后期的时候，40多个国家汇聚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个森林体系是以稳定国际货币为主要目的。主要的内容就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的货币与美元挂钩。这一个体系为稳定世界金融、稳定国际货币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这一个体系在73年之后，随着西欧一些国家实行浮动汇率之后而而宣告瓦解。当时成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行美元双挂，固然有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霸主地位的因素，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美元也有相对稳定的因素。1971年以前，美元一直是升值的，含金量一直在增加。1971年12月之后基于贸易的考虑，美元贬值，但贬值最大幅度是10%。我讲这个目的是想说明，在20万倍当中，美元贬值的因素是不大的，足见假冒伪劣在100年发展的速度之快。

　　第二个数据，从1990年以来，全球假冒商品的贸易额增长速度是全球贸易额增长速度的3.2倍。假冒伪劣现象已成为“仅次于贩毒的世界第二大公害”。

　　假冒伪劣是严重的失信行为，也是经济行为，是造假者在权衡造假成本和造假收益之后的理性选择。那么打假治本就是要增加其造假的成本。造假有哪些成本呢？有三大成本：直接成本（原材料、设备、水电、房租），机会成本（造假者用造假的时间从事其他的工作所获得的收益），处罚成本（有可能被抓住、被罚款罚没物资、关闭经营场所、判刑坐牢）。针对这三大成本，我曾提出过采用“打与防相结合”，“打与扶相结合”，“打与罚相结合”的办法。

　　打与防相结合，增强预防的意识，加强防伪力度，就加大了造假者的直接成本；对于一般的造假者，我们一方面要打，要堵，另外一方面要引导、规范、扶持，使他们在我们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按照我们卫生、质量的要求采取正当的手法来致富，以加大其机会成本；打与罚相结合，就是要重点打假，重拳出击。除了刚才讲的罚款、罚没物资、关闭场所、坐牢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加大对造假者信用信息传递披露的力度。中国人口多，永远不缺乏一次性博弈（就是一锤子买卖）的对象。建立信用档案，再配置一些严格的制度措施，比如说，注册登记，工商年检，生产许可，监督抽查，银行信用贷款，包括上市评估都要建立信用档案。这样就能够人为、强制性的强迫这一些商家、厂家、习惯造假的人，进行重复性博弈，也就不得不注重信用。

　　处罚成本是造假者害怕和担心的因素。因为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是常数，相对不变。世界各国都注重完善立法执法，用重典打假。我国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甚至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是与我们国家周边的国家相比，在立法上，在打击假冒伪劣的力度方面有差距。比如说，我们的《产品质量法》，从经济处罚角度来说，最重是3倍或者是3倍以下的处罚，力度很弱。《消法》立足点是基于对被侵害者的补偿，而不是对侵权者的处罚，所以力度非常的弱，当然现在也在酝酿改。不过从总体趋势来讲，我们国家是越来越重视从立法的角度来打击假冒伪劣，特别是从2000年9月实施新的《产品质量法》，在原来《产品质量法》的基础上，大大加大了对经营失信者、对消费侵权者处罚的力度。我们的《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法》、《民法通则》、《合同法》都对造假者和消费侵权者和失信者亮出了利剑。2000年10月以来，我们开展了全国联动的打假行动，查处了一批制假售假大案，判处了一批批违法分子，表明了我国政府打假的决心，彰显了政府关注民生主题，亲民、爱民、以人为本。但是，“斗争正未有穷期”，由于假冒伪劣这一顽疾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消亡，甚至在一定的时间，在某一些领域更为猖獗，更有新特点。因此需要我们在研究假冒伪劣新的特点、掌握新动态的情况下，加大立法执法力度，采取有效措施，对造假者重拳出击。

　　我要特别解读一下用重典打假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

　　第一，用重典打假，不仅仅是直接打击假冒伪劣制售者，很大程度上是要打这一些假冒伪劣背后的保护伞，打地方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已经成为了制假售假的保护伞。举两个案例：几年前，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配合国家质检部门，在南方某省公安质监部门的协助下，一举打掉并曝光了某市生产劣质螺纹钢的生产基地（有十几家企业）。当时的朱镕基总理批示：此次打假效果很好，应向全国通报，对造假者要群起而攻之。我们带去十几家新闻媒体记者，采访这个镇的镇长，问他知道不知道（镇上）有那么多生产劣质螺纹钢的企业，他百般狡辩、搪塞，但是在他办公室墙上的文件夹里面，有一份文件，其主要内容是：为了保证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禁止本镇任何施工工程使用本镇生产的钢材。

　　还有一个例子，前几年南方某省一个镇，散布着许多生产假冒上海“喔喔食品”的小作坊，国家有关部委会同省里相关部门组织打假队伍到了该市，正与当地市委、市政府和执法部门的负责人紧急商讨打假事宜，我们的战前部署会议才开了头，我们的“卧底”就告诉我们，那边镇上高音喇叭已经喊了“打假队伍来了，请大家做好准备”。这一次打假结果可想而知，他们早就“坚壁清野”了。

　　我举这些例子的目的，是想告诉大家，假冒伪劣的背后有保护伞，这是假冒伪劣打不死、打不绝主要的原因。这些“地方保护”的动因：1、钱权交易、“设租”、“寻租”现象明显。2、数字出官、GDP出官，而不管GDP靠什么方式创造。 3、某些官员怕本地的假冒伪劣曝光，影响自己的政绩，因此千方百计的“捂、堵”打假。因此，我建议要把打假要与官员的考核、升迁挂起钩来，同时要加大反腐力度，严查权力“寻租”，打掉这些“保护伞”。第二个需要解读的就是，需要广大消费者强化主动依法维权的意识。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运用。法律法规制定得再好，“典”再重，没有人运用也是死的。法律的重要的作用，不仅仅是在于政府执法部门运用得好，更应该成为广大消费者手中的武器。中国在消费者维权方面，消费纠纷大都是用《民法》来调节、处理的，当然也有《刑法》等其他的法律（来调解），但是主要的是靠《民法》来调节，而《民法》有一个特点——民不高、法不纠。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用便捷的渠道，适当的补偿和降低成本的实现手段来鼓励并帮助消费者主动维权，降低法律的运用成本，这样广大消费者维权才会更加有积极性。另外一方面，要强化消费者的责任意识，把营造和谐的消费环境，作为每一个消费者应尽的责任。打假维权要联在一起，如要细分，打假更在前，打了假，就会减少了很多假冒伪劣产品对消费者的侵害事件的发生，也就减少了很多不得不维权的事情。消费者受伤害后再去维权，那种补偿永远补偿不了消费者心灵的伤痛，永远会留下遗憾、痛苦。

　　还有，维护良好的消费环境，不仅仅是靠政府，更加主要的是全体消费者都要动起来。离开消费者谈打击假冒伪劣、营造和谐的消费环境，都是空谈。我们国家生产食品的企业45万家左右，80%左右是小作坊式的，也就是说小作坊式的食品加工企业是35万家左右，这此小作坊当然方便了广大的消费者特别是广大的农民的生活、生产，在便民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与此同时，食品质量安全事故都出在这一些小作坊企业，这些小作坊当然绝大多数是处于农村或城乡结合部，那些地方管理相对薄弱，主要是依靠广大消费者来举报，但是消费者考虑到乡里乡亲、街里街坊的不好举报。或者说是知道他造假，我不买就行了，睁一眼闭一眼，大家都这样，那么总有一天，生存链条会把假冒伪劣品传送到你的生活中，你也会受伤害。我们每个消费者都要共同维护和谐的消费环境。不仅仅是为了他人，为了社会，更是为了自己，为了我们共有的消费环境、生存环境。

　　我记得达尔文在他的《人类的起源》一书中曾指出，在自然界，最适于生存的不是体力上最强的生物，也不是那些最狡猾的生物，而是那些无论强者弱者都能够联合起来互相援助的生物。钟朋荣先生所形容的温州小狗的经济模式就印证了这一点。因此，不管是自己还是他人受侵害，我们都要相互的援助，这样我们就能够共同营造好的环境。

　　我认为，那些主动依法维权，主动索赔的人不是小题大作，更不是所谓的刁民，恰恰是具备了自尊意识和权益意识的公民，是他们率先在我国法制建设进程中，对造假者、诚信缺失者、消费侵权者的侵权行为不满到极点进行反击的，没有他们，谁熟悉《消法》的“双倍赔偿”？正是他们点击并激活了相关法律。《消法》第49条的规定就是要保护消费者权益，就是要惩罚消费侵权者，这是法律赋予每一个消费者在索赔时的权利，法律就是通过价值衡量和利益调配，来鼓励公民运用它，公民没有利益，很多人就懒得去维权。法律是用利益机制来鼓励大家维权的。

　　我相信，有政府执法部门与广大的消费者相结合，有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和中国消费者协会这样的，以打击假冒伪劣、维护消费者权益为己任的机构组织长期不懈的努力，我们一定会营造一个越来越放心、越来越安全、越来越和谐的消费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