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生态破坏和恶化，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难题。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口众多，对粮食的需求较大，开垦土地，对植被破坏较为严重；而建国以来人口快速增长，为了开荒获得土地，解决粮食不足问题，加速了对山地、湖河边、湿地等等的开垦；为了获得更多的畜产品，使有限的草原承载了太多的牲畜；为了获得更多发展需要的木材，使许多森林采伐量大于生长量。
那么，怎样才能抑制生态的进一步恶化，怎样才能使祖国草原、大山、沙漠、丘岭和平原重新绿起来？
首先，要明确草地、林地、森林、湿地的使用和财产产权，对沙漠、荒山、戈壁、草原等等，要实行谁投资、谁绿化、谁保护，谁拥有的政策，对荒山荒坡、沙漠戈壁的使用期可以延长到９９９年；而林木产权、蓄草产权和其他设施产权应当归投资者所有；土地年期使用权、林木和蓄草产权，在国家法律一定蓄积量规定和监督下，可以种植经济林、也可以抵押融资和转让。有的同志也许认为从所有制结构上进行调整不妥。但是，需要看到的是，１、在一些地方，由于国有和集体产权不明，一家一户希望在公有土地上获得更多利益，使公地悲剧在国有小块森林、集体森林、集体草场上普遍上演，产权不明导致对森林的破坏性砍伐和毁灭性放牧；２、沙漠、戈壁、荒山等财产权和使用权的国有，或者集体所有，对整个国家没有丝毫的福利意义，因为是公有沙漠、戈壁和荒山，无人进行投资和保护，只能千年万年任其荒芜；３、我们建国以来，多少年进行植树造林，据历年统计的植树面积和成活率等，祖国大好河山已经全部绿化５遍了，除了假报成绩外，产权不明，无人经营和保护，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此，要想让中国的大好河山绿起来，一定要明确投资绿化荒山荒地、沙漠戈壁的使用产权和财产产权。否则，只有人去砍伐，只有人去放牧，没有人去投资，没有人去保护，中国森林和其他植被覆盖率提高，将相当艰难和缓慢，甚至还会下降。
其次，法律和司法制度要严格保护这种土地的长期使用权和林木、蓄草和其他设施等财产权利。中国农村社会中吃大户和均贫富的意识很强，容不得一些养殖、种植、园林等大户发家致富，加上改革开放以前所有制极左意识的遗留，使林业等生态建设大户的财产，很容易受到一些不法村牧民的偷盗和哄抢。改革开放以后，一些承包村果园的农户，投入了很多的资金和劳动，当树成材挂果赚钱时，村里负责人又反悔，撕毁承包合同，而且发生争议时上级政府和法院等也不支持承包户，使承包人过去投入的资金和劳动化为乌有（当然，林地、草地、湿地的承包，也要公正、公开进行）。因此，按照宪法公有和公民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严格按照物权法的要求，配套修改土地法、林业法、耕地承包法、草原法等等，界定公有财产和公民财产各自的边界，依法保护公民对林地草场等进行合法使用和占有的权利。从经济学上讲，森林国有，还是非国有，集体所有，还是农户承包，与这种所有制的体制成本大小有关。大面积的森林，划清森林的边界，聘用森林警察保护，其体制成本相对较低；而在人口稠密地区的小块林地，国有和集体所有的保护成本非常高，是不合算的。小块林地、荒山荒坡、废弃的草原、边缘性沙漠等等，国家和集体不易管理的地方，或者在国家和集体没有那样多的资金投入恢复生态的情况下，调动社会和民间的力量，界定为公民产权，投入资金，育林营林，精心保护，经营特产，从体制成本上是最节省的。另外，国有林业企业改革，使大规模的下岗职工谋生，将国有林在严格保护蓄积量的监督管理下，伊春等地将林子承包给职工，林权划转给职工，让职工育林、护林，使职工获得林下林特产，包林致富，这也是国有林业企业改革以人为本和为职工着想的一个正确方向。
再次，从战略上讲，要推进城市化进程，人口分布要减面增点，从而减轻人口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压力。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中国人口分散地居住在高山、丘陵、草原，稠密地分布在平原，其生活和生产需求对生态存在着很大的压力和破坏力。其生活需要砍伐树木，割草，还要发生生活污染，并且在乡村形成塑料、洗衣粉等现代污染，其生产要多养牲畜，多放牧，农田要施化肥农药，而分散的大面积的生态破坏和污染要治理起来成本相当高，经济上基本不可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一些高山上的居民，对一些牲畜承载量大于土地承载能力的草原，仍然要求他们增收致富奔小康，还讲ＧＤＰ的增长，只能使生态急剧恶化。比如，青海的三江源、柴达木盆地、环青海湖地区，宁夏、甘肃、陕北、山西、河北等省区的一些山区，内蒙、新疆、西藏、甘肃高寒、干旱、沙化的一些草原，云南、贵州和湘鄂西部的一些高山峻岭，也包括其他省区的高山坡地，还有东北及其他省区已经砍伐过度的林区，让这些地区还搞开发，还要不惜巨资搞村村通，还要大量投资搞新农村建设，还要通过所谓的发展生产让农牧民增收致富，结果必定是灾难性的生态浩劫。从一些工业化国家的情况来看，他们现在总人口的７５％－９０％居住在城市中，这大大减轻了人口分散居住、生活和生产对大面积生态的压力和破坏，而城市将污染集中起来规模化处理，使其成本也大大下降，使污染的处理有了经济上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这些国家的生态环境因人口集中城市化而保持得很好。因此，从中国大陆从战略上讲，就产业结构看，要逐步地缩小游牧业的规模，将其转变为固定牧场产业，将大水漫灌、石油化学（化肥农药）农业转变为节水和生态农业；就人口的空间布局看，要将山上的农民逐步迁移到谷地和平原，要将分散居住的农民逐步转移到集镇、城镇和城市，要提高城市化水平，逐步减少农村人口的数量。使人口集中到点上，而在面上加大退耕退牧还林还草还水的力度。没有这样一个长期、持续、坚定的战略性的调整，没有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没有农牧民逐年的减少，农牧人口遍布在中国的高山、丘陵、草原、平原，人口规模很大，并且农牧人口不断增长，中国的生态很难保护，只能恶化，不可能好转。
人太多而大面积分布为生态之大患，是中国需要面对的一大国情。从比较的角度看，日本、韩国，包括我国的台湾地区，人口密度比中国大陆要大得多，其生态环境得到了很好的恢复和保护，毫无疑问，其关键所在为：公地的生态悲剧不可能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发生，法律严格保护森林、草地等财产的公有和非公有产权，明晰的产权使从事林业和其他生态产业的投资者能获得其应有的利益，而结构转型中农村人口比例的快速下降，则大大缓解了人口面状分散分布给生态造成的压力，使森林、草地和湿地得到了恢复。使其人民生活在富裕和生态优美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中。其恢复和保护生态的体制和战略方面的启示，难道还不能促使我们反思自己体制和战略的不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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