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状元变成牟利工具

　　四川广安考生张非2003年考入北大，次年退学返乡，被一所民办学校挖去，代表该校参加2005年高考，结果考上清华，获得10万元重奖。之后，张非又退学，以南充另一所民办学校学生的身份参加今年高考，估分高达680多分，又将轻松获取重奖。

　　表面上看，不管是退学，是参考，还是领奖金，除了修改名字涉嫌欺骗之外，他并没有违背当前的高考“游戏规则”。在这场“游戏”中，最需要反思的是教育制度：张非的第一次退学，据说是“爱打游戏、几科不及格”的被动结果。但后来在“考上清华换来10万元”的刺激之下，在民办学校斥巨资的诱惑之下，他才成为一名热衷于“进出游戏”的“职业考生”。

　　张非只是一个个案，但重奖“状元”，并不只存在于南充，也并不只限于民办学校。去年就有媒体报道，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政府对在横沥中学就读并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重奖50万元。南京、苏州等地公办、民办高中为了“储备人才”，对中考优秀生设立高达5万余元的奖金。放眼全国，这样的报道年年有，搞“面子工程”的学校比比皆是。有报道说，湖南湘潭某校一位成绩优秀的女生小乔，在两所争抢优质生源中学的高额奖学金诱惑下，辗转反侧，心灵不堪重负，最终精神分裂。正是这种把教育按照“竞技体育”模式去搞的思路，才为所谓“职业考生”的存在提供了土壤。

　　在教育资源严重不平衡的情况下，当高考录取率、考取名校人数、有无高考“状元”等成为学校名气与业绩的重要指标时，一些实力欠缺的学校就必然要斥巨资装点门面，千方百计买尖子造典型，然后再用所谓的“业绩”去换取家长的“择校费”、“跨区费”、“赞助费”。

　　利益使人疯狂，使畸象丛生。表面上看，这种打造尖端产品的思路符合教育工厂的市场原则，但如果我们不认为教育已经产业化，就无法对这种符合市场规则却打击教育公平的做法无动于衷。教育管理部门此前“呼吁”了很多次，但在利益的驱动下，只有道德呼吁是非常乏力的。不从利益机制上加以制约，就只能是“今年呼吁，来年还得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