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本币升值机遇提升产业结构

　　新兴市场本币升值是必然趋势

　　当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随着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本币升值成为必然的选择，否则将加大国际贸易摩擦，引发投机热钱的持续流入和实际资源的大量外流，最终制约经济的持续发展，日本、德国、韩国、我国台湾是比较典型的案例。

　　“二战”后，为实现经济振兴和国际贸易立国，日本在美国的帮助下制定了“道奇计划”和“经济安定九原则”，将美元与日元的汇率锁定为1：360，并一直实行到1971年2月。在此期间日本实现了高速增长，1951—1970年，日本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7％，一举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尤其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的出口贸易急剧增长，贸易顺差居高不下，外汇储备快速上升，日元产生了明显的升值压力。日元的升值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1年2月从1美元兑360日元升值为306日元（固定汇率）；第二阶段为1973年2月到1985年9月逐步升值为1美元兑240-250日元（浮动汇率）；第三个阶段为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迄今，日元升值为1美元兑90-140日元。

　　德国(指联邦德国)在“二战”后浴火重生，很快实现了经济复苏，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1960－1990年间，德国的对外贸易几乎无一例外地保持顺差，持续的贸易顺差使得德国马克较早就面临升值压力。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前，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约束，马克兑美元的汇率保持了相对稳定。1973年2月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后，德国政府放弃了固定汇率制度，转向浮动汇率制。此后，除1979年底至1985年初受第二次石油危机和美国货币财政政策影响，马克对美元出现阶段性贬值外，马克总体呈现升值趋势，1972年—1996年间马克对美元累计升值了1.09倍，升值幅度相当大。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韩国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人为压低韩元汇率，每年的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近一半，促进韩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由于韩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外汇储备剧增，韩元升值压力逐步显现，在1985年至1989年四年期间，韩元升值了25.3％。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经济遭到重创，韩元也大幅贬值，当年贬值15％，1998年续贬32％。不过，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经济开始出现强劲增长，韩元对美元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升值，从1997年底1740韩元/美元上升到目前的920韩元/美元左右，累计升值达47％，成为几个主要国家与地区货币中相对美元升值幅度最大的货币。

　　1985年开始，我国台湾地区经济开始复苏，出口高速增长，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同时，外商对台投资迅速扩大，导致台湾国际收支顺差大幅增加，外汇储备在短期内猛增，新台币升值压力陡然增大，美国也采取多种手段迫使新台币升值。在各种压力下，台湾从1986年开始对新台币小幅升值，由1985年的39.8∶1升值到1986年的35.5∶1。但是，小幅升值不仅没有减轻新台币的升值压力，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升值预期，台湾被迫于1987年7月宣布放开外汇管制，新台币迅速升值到28.5∶1。1989年4 月，台湾正式放弃以美元为中心的机动汇率制度，开始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新台币再次升值7.37％，1989年底新台币升至26.2∶1。

　　除上述几个国家和地区之外，还有不少国家（地区）如波兰、智利、泰国、新加坡在经济崛起过程中曾经面临本币升值的问题，因此，新兴市场的本币升值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如何应对升值压力带来的挑战，国际上有很多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新兴市场本币升值过程中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和教训

　　汇率低估有利于扩大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但长期实施固定汇率制导致的汇率低估，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影响整体竞争力的提高，而且制约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最终影响到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因此，本币升值成为一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调整对外贸易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的重大契机。不过，由于各国在本币升值期间采取的策略不同，效果也就存在差异。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元大幅升值期间，给以出口为导向的日本经济带来了沉重打击，为抵消日元升值的影响，日本曾根据“雁行模式理论”，将生产基地向国外转移，但由于担心大规模的海外投资会导致国内产业“空洞化”，减少国内就业岗位，最后日本选择了保守的做法，国内投资仍然偏重于传统制造业，对新产业和新产品的投资不足，结果延误了调整国内经济结构的时机，在高新技术和信息产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虽然集中性的设备投资大大提高了日本制造业的竞争力，但同时也导致日本产能过剩，为日后日本经济长期萧条埋下了伏笔。值得庆幸的是，在此期间培育了索尼、丰田等世界级企业。

　　另一方面，为了抑制日元过快升值，日本实行低利率政策，导致国内流动性过剩。在生产过剩、缺乏投资渠道的情况下，大量资金流入股市和房地产，造成严重的资产泡沫。后来日本央行又不得不从1989年开始紧缩信贷，将贴现率逐渐提高到1990年8月的6％，并限制房地产投机。资金链条的断裂导致日本股票和房地产泡沫破灭，银行坏账猛增。自1991年开始，日本经济陷入了长达十余年的经济衰退和通缩，经济结构调整步履艰难，失业率居高不下。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前的40年间，我国台湾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高达9％；新台币在短期内的大幅升值，对台湾经济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新台币升值过程中大量热钱流入及巨额外贸顺差，导致台湾外汇储备骤增，货币供应量过大，大量资金涌入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形成严重的资产泡沫。1990年泡沫经济破灭，加上国际游资赚取高额利润后大举撤离台湾，致使台湾告别经济高增长期。

　　新台币大幅升值的直接后果是岛内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大幅上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衰退。为此，台湾适时调整经济政策，实施产业升级，大力扶持资讯电子产业发展，使得资讯电子产业迅速兴起，并占据了主导地位，经济运行质量明显提高。不过，台湾将资源过度向资讯电子产业倾斜的政策，也产生了岛内制造业结构单一的弊端。

　　另外，新台币升值刺激了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服务业占GDP比重由1986年的47.3％上升到1995年的60.1％，提前步入“后工业化社会”，成为台湾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

　　虽然马克也经历了较大幅度的升值，但德国央行注重维护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除在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时通胀率曾达到7％外，其他年份大都控制在4％以内，一直低于其他发达国家，物价稳定反过来更好地维护了马克的稳定。

　　面对马克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德国政府审时度势，不仅前瞻性地制订了多个调整产业结构的指导方案，而且在计划实施的过程中提供了大量的优惠政策和财政补贴，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工作，主要包括：清理改造传统产业，初步完善基础设施；调整企业的产品结构，提高产品技术含量等措施来拯救老企业；通过提供经济和技术方面的资助，吸引资金大力扶持新兴产业；十分重视扶持那些有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不断加大对中小企业科研和开发的支持力度等，通过优惠政策加上强有力的扶持措施，德国政府掌握了经济结构调整的主导权，使得信息、生物技术等“新经济”工业快速发展，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增长，此间除个别年份外，德国货物贸易仍然保持顺差。

　　1980－1987年，新元对美元累计升值了8％，1988－1992年新元对美元累计升值22％。面对升值压力，新加坡将汇率政策作为货币政策的中心，有效地控制了物价，稳定了国内经济。同时，自1993年起新加坡开始大量输出资本，不仅有效降低了升值压力，而且在新加坡政府的积极引导下，国内产业结构实现了升级和调整。

　　上述例子带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

　　当本币面临升值压力时，有关国家和地区应积极主动地调整汇率，而不是消极拖延，在此期间应注意发挥汇率对国际收支的调节作用；

　　政府要掌握汇率调整的主动权，坚持主动和渐进的原则，不能在外部压力下短期内过快升值，以免严重打击国内经济；

　　在推进汇率制度改革、不断增加汇率政策弹性的过程中，要注意保持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政府要利用本币升值的契机，掌握经济结构调整的主导权，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积极应对汇率波动的冲击。

　　在升值过程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第一，人民币已进入中长期升值周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年均GDP增长速度达9.3％，明显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使得我国综合国力大为增强，为人民币升值提供了强大的基本面支持。另一方面，2001年以来，我国出口势头强劲，外贸顺差居高不下，带动外汇储备也超常规增长，这既为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同时也带来不少新问题，如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国内资源和环境的约束增大、人民币被动投放过多、市场流动性泛滥等，如何平衡国际收支已成为我国宏观调控中的一个新课题。

　　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及时推进外汇管理体制改革，2005年7月21日根据对汇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测算，人民币对美元一次性升值2％，而且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次汇率制度改革不仅标志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重大变革，同时也使人民币汇率水平进一步重估成为可能。近两年来，人民币一直保持小幅升值趋势，目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已突破7.6元大关，累计升值达8.1％左右。尤其是我国央行5月18日宣布将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千分之三扩大至千分之五之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步伐显著加快（有关数据参见图一），对欧元、日元、港币等国际主要货币也明显升值。

　　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应该注意把握以下两个问题：

　　人民币要实行小幅、渐进式升值，避免过度升值。在目前状态下，如果人民币快速升值，将会导致汇率异常波动，损害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要坚持“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原则，积极、有序地推进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同时防范外资冲击，避免出现资产价格泡沫。

　　第二，积极推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从前述国家的发展经历可以看出，本币升值具有双重性，如何处理好汇率升值压力，对于一国能否保证宏观稳定和持续增长具有重大意义，关键在于如何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

　　虽然当前我国经济总体形势良好，但也存在较为严重的内外失衡，主要体现为：内外需不平衡，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出口；储蓄和消费不平衡，投资所占比重较高；进出口增长不平衡，顺差持续扩大；资源配置不平衡，要素较多地集中于出口产业；产业结构不平衡，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增长主要依靠制造业，第三产业增速滞后；进出口结构不平衡，出口产品以高污染、高能耗和资源性产品为主等。因此，我国贸易顺差的高速增长仍是以数量增长、规模扩张为特征的“粗放型”模式，越来越受到资源、环境、市场容量的制约，导致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增长的边际成本升高，而边际利益却下降。而且，快速增长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给国内宏观调控造成越来越大的困难，已经难以为继。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要抓住人民币升值的契机，大力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缓解内外失衡问题，切实提高国民经济的综合竞争力。

　　从理论上讲，人民币升值意味着出口成本上升，这虽然会增加出口企业的压力，但这种压力将转换为企业改善资源配置、加强内部管理的动力，并推动国内外投资转向高附加值产业，改变长期以来单纯依赖低廉价格取胜的倾向。

　　当前我国的贸易顺差主要还是通过出口资源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获得，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利润率低，在全球化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从国外经验来看，在本币持续升值过程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企业由于成本压缩空间有限，将会持续萎缩。我国应充分利用当前外贸顺差较大、人民币升值的契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着力提升产业层次和技术水平；压缩部分产能过剩行业，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加大对高污染、高耗能产品的出口限制，严格控制稀土等战略物资的出口，缓解我国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实现可持续发展。

　　许多案例表明，拥有品牌、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这三大法宝的企业是市场永远的赢家，因此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经济竞争力的中心环节，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

　　人民币升值后，进口成本将下降，我们有条件加快引进国外先进设备、高新技术产品和战略物资，用高技术改造中国的传统产业，并在此基础上消化吸收，创建自主品牌，有利于推动我国产业进步。另外，进口商品价格下降能刺激内需的增长，改变以往过分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更加重视进口与出口、内需与外需以及其他对内对外经济关系的平衡。

　　人民币升值也意味着出口要素的升值，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资源和要素配置较多地集中于出口产业的局面，加快非贸易部门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我国第三产业一直发展较慢，占GDP的比重为40％左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70％的比重，也低于一般发展中国家50％的比重。人民币升值将从两方面推动第三产业加快发展：一方面，消费者相对收入的提高增加了对消费服务的需求；另一方面，生产者为了提高效率，应对竞争，需要更多的专业化生产服务。消费升级产业和为生产提供服务的产业如金融、交通运输、通讯服务、信息服务等将获得优先发展。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将稳步攀升，高新技术和服务业将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填补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其他相关产业发展缓慢而引发的经济增长放慢趋势。

　　要充分利用人民币升值期间境外资金涌入、境内资金充裕、资金成本较低的特点，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进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历过本币升值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等，在本币升值过程中均出现了一轮波澜壮阔的牛市行情。资本市场的首要功能便是优化资源配置，通过资本市场，使有效益、有竞争力、市场成长性好的企业得到资本而成长壮大，那些没有效益、成长性差的企业因无法得到资本支持而受到抑制或者被淘汰，投资者以自利为前提的投资活动必然会刺激各种资源向优势产业、优秀企业倾斜，这种市场作用最终将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另外，产业结构调整必然会带来大规模的企业资产重组，各种并购事件层出不穷。无论是同类企业之间为了追求更低成本、更高效率而进行的整合，还是上、下游企业之间、经营内容不同的企业之间为了追求多样化、规模化而进行的兼并重组，大多需要通过资本市场来进行。

　　要在对外经济贸易中掌握定价主权。由于制定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主要是发达国家，他们利用垄断地位和经济优势进行不等价交换，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世界贫富差距在继续扩大。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同时也是经济大国和外贸大国，国民经济开始呈现出“大国经济”特征。

　　大国与小国的差别主要在于面临的市场约束不同:小国的进出口活动由于规模小而很难改变国际贸易条件，而大国由于进出口数量庞大能够左右某些产品的价格。因此，大国具有商品定价能力，可以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小国只是世界价格水平的接受者，没有商品定价能力，无法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

　　我们要制定“大国经济”条件下的大国战略，以积极的姿态应对经济全球化，加强合作与对话，努力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我们要加大产业上下游整合的力度，增强行业进入壁垒，提高优势资源（特别是稀缺资源）的议价能力，始终把握定价主权，杜绝不等价交换的发生，切实维护国家根本利益，保护国家的经济安全。

　　产业结构要从相对比较优势走向综合竞争优势。在以往的出口导向政策模式下，为了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我国有意压低商品的生产成本，劳动力价格明显偏低，资源性产品和能源的价格低，资本的价格(即利率)被管制，土地原来是不要钱的，后来实行批租土地也有各种各样的行政优惠，故土地价格亦是偏低的，大量资源向低水平的加工工业和高污染、高耗能的重化工业倾斜，环境污染等实际社会成本远高于企业会计成本。这实际上是牺牲了国内要素所有者的利益补贴外国消费者。

　　由于地理和人口等因素，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并不高，在没有替代品之前，稀缺战略资源将制约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随着人口结构老化，新增劳动力也将逐步减少，有可能形成较大的劳动力缺口。因此，在人民币升值的过程中，要加快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的改革力度，通过制度改革，将传统的政府主导型的资源配置模式转变为市场主导型的资源配置模式，使我国商品成本逐步反映其实际成本。当前，要将水(包括污水处理)、电、成品油、天然气等领域的价格改革纳入政府有关部门的改革日程，利用税收机制根据其稀缺程度、社会选择对能源和资源的使用进行调控。同时，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加大劳动力收入在要素分配中的比重。

　　虽然上述措施将提高我国商品的生产成本，但通过加强管理和技术改造，可以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同时起到以下作用：平衡外贸收支；启动国内消费；转换资源依赖型的经济增长模式。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