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依赖症将对本土企业产生挤出效应

　　在长三角，大量本土企业试图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获取技术升级、产业升级的机会。但实践证明，这种产业进步的“外资依赖路径”并不成功。不少研究区域经济的专家指出，如果在产业升级上把所有希望都寄托于外资的技术溢出，长三角将被长期锁定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

　　近年来，长三角地区许多以高度专业化和价格竞争为利器的产业集群已经进入低谷和调整期，有的产业集群甚至难以为继。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复旦大学、香港大学不久前公布的抽样调查显示，长三角制造业企业生产方式分布情况不容乐观，其中纯粹的OEM（原始设备制造）企业只占22．3％，ODM（原始设计制造）企业也只有18．3％。这种“代工型”为主的生产方式带来了长三角制造业的繁荣，也带来了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

　　目前，长三角地区制造业有很多来自欧美、日韩等国家以及港台地区的外源型企业。而这种外源型企业严格意义上不是一个企业，只是一个车间，因为它没有销售、没有投资、没有技术研发部门，只是一个生产环节。这种模式在当时劳动力供应充足而又极为低廉的情况下，为经济的发展迅速积累了资本。但这种外源型企业大量地驻守在长三角，长此下去将造成长三角的两个不足，即动力不足和能力不足。

　　与蓬勃发展的外向型经济相比，江苏省特别是苏州自主创新、自主创业的本土经济显然要失色许多，也因此招致了“苏州经济患上了‘外资依赖症’，对本土企业的发展产生‘挤出效应’”的指责。目前，江苏经济的主力是外资投入，一家跨国公司到江苏来设厂，产值动辄就是几亿、几十亿，经济指标迅速就能得到提升，所以各级政府都乐意通过招商引资来获得政绩。

　　据了解，1994年，新加坡政府看中了苏州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条件，在苏州城东合作开发了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随着该园区招商条件的成熟，苏州又在城西如法炮制，开辟了新的工业开发区———苏州新区，提供更便宜的土地、更优惠的政策。苏州市政府认为，市场竞争，如果苏州不开辟新区，那邻近的吴江、昆山甚至无锡、常州也肯定会用更加优惠的招商引资手段来吸引外资。

　　现在有一种现象值得关注，长三角一些地方政府既不相信国有企业能做好，又不相信民营企业能做大，于是为了追求政绩或推动本地经济增长，盲目引进外资，过度超前开放，甚至大搞“外资崇拜”与“内资歧视”，将好的土地等生产要素优先供给外资企业，导致地价越来越优惠，税收减免越来越大胆，各种政策底线不断被突破。他们对外资企业实行“超国民待遇”的结果，是加重了本土企业在竞争中的劣势地位，发展空间受到人为挤压，江苏本土企业难以与外资相抗衡，所以发展起来举步维艰。

　　随着外资依赖症的日益明显，江、浙地区的许多企业已缺乏企业技术进步、自主研发的积极性，在他们看来，有现成的技术“拿来”就用，还有必要投入大量财力、人力去搞研发吗？这显然是满足于现状的惰性使然。然而，从技术上而言，外资的大量涌入在占领我们市场的同时，先进的核心技术并没有留给长三角，相反对本土企业的发展形成一种“挤出效应”。此外，对外资的过度依赖，有可能导致长三角地区宏观调控能力下降，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弱化。

　　浙江省有制造业集群近千个，但这些产业集群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的科学研究与实验发展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仅为0．45％，低于全国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的平均水平0．61％，更不用说发达国家3％的高比例。例如浙江省的模具业曾经被日本企业纳入全球产业链，并在生产过程中进行了一定的技术转移。但就在当地企业决定进军高端市场时，却遭到日本企业的“围追堵截”，对其进行设计封锁、技术封锁，甚至市场封锁。

　　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虽然长三角招商引资的能力提高，但自主创新的能力却受到抑制和削弱，长三角经济总量增加了，但经济的自控力和安全性却逐渐降低。因此，调整长三角引进外资的战略，强化长三角经济主体意识，是防止依赖外资的重要方面。积极吸引外资是我国的大政方针之一，但是进入新世纪，我国传统引资思路却没有“与时俱进”。在争论不休的“市场换技术”问题上，人们渐渐意识到自主创新对于我国免于“依赖外资”的重要性。在科学、合理、高效利用外资的同时，避免对其过度依赖，走自主开发创新是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