鹏星模式深圳破题 民间社工进行曲

　　深圳市桃园西路的尽头，“鹏星服务社”隐身于一排冷清的店铺之间。

　　120平方米的办公面积被隔成“会议室”、“辅导室”、“总干事室”等若干个房间。会议室墙壁上的空调坏了，偶尔发出“咔咔”的响声。进进出出的人们却面露喜色，那是开张大吉带来的喜庆。

　　7月初，鹏星服务社举行成立仪式时，民政部副部长李立国曾到场祝贺，《新闻联播》也作了报道。作为大陆第一家以“民间运作、政府采购”方式运行的社工组织，鹏星已经在中国的社工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8月1日，“欢迎首批社工”的横幅挂到了“鹏星社”的门前。鹏星创始人，深圳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易国松开始了其社工培训计划。

　　31名“准社工”将迎来20天的培训，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刘润华主讲第一堂课，主题是“深圳社工试点的意义及思路”。

　　民政局长的思路

　　这一天，31名大学毕业生把会议室挤得满满当当，狭小的空间甚至放不下一张多余的椅子。

　　在这略显简陋的环境中，刘润华鼓舞着学生，“尽管条件还不完备，但是作为先行者，你们应该为此感到自豪。”刘说，“今天是一个里程碑。”

　　刘润华曾经作过这样的判断：“在深圳，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工。”在座的31名毕业生现在被谨慎地定义为“准社工”。易国松解释说，他们距离真正社工只差一步——必须通过年底举行的“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

　　面对着青春活力的学生，刘润华从“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开始说起。

　　1988年的一份中央政府文件中第一次出现“小政府、大社会”的概念。从2002年开始，国内一些城市陆续开始尝试建立社工制度。普遍的做法是由政府招聘社工，或者由政府设立社工组织。

　　但是，2006年12月，民政部却把“全国民政系统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推进会”放在了深圳举行。这次会议被认为启动了社工“职业化”改革的进程。

　　刘润华认为，这是一个别有意味的信号。会议召开之前，深圳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社工制度的改革思路。深圳后来之所以成为民政部确定的社工制度的试点城市，毗邻香港成为最大的优势之一。

　　“香港的经验对大陆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后，立刻派人去学习和研究香港的社工制度。”刘润华本人也买了很多书籍，请教了很多专家，“恶补”社工方面的知识。

　　深圳最终形成的改革思路是，社工组织以民间化运作，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扶持社工组织的发展，并且鼓励通过竞争提高社工组织的服务质量。这一模式的精髓正是学自香港模式。

　　易松国就是香港大学社工专业的博士。在与民政局的接触中，易松国了解到深圳市民政局有意推广“民间运作、政府采购”的模式。“他们向我提出来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思路可行。”

　　易松国说，创办鹏星的目的之一是向全社会推广社工，“社工是一种专业化服务，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目的之二则是探索“民间运作、政府采购”模式的可持续性，“如果日后社工机构多了，政府万一不购买了，社工组织又将怎么发展？”

　　鹏星模式

　　带着这两个目的，易国松的“鹏星服务社”在2007年5月份就开始实质运作。

　　政府的初衷，是确保鹏星的完全民间化运作。但当前社会福利资源大多集中于政府，如果缺乏政府的推动和支持，鹏星将无以为继。

　　民政局的支持从工作场所开始。鹏星的办公场所属于民政局下属一个事业单位的物业。民政局象征性地向鹏星收取每平米10元的租金，“两年之后我们就会根据市场化价格收费，鹏星要么接受我们的坐地起价，要么离开。”刘润华说。

　　除了工作场所，政府对社工组织最大的扶持是通过“购买服务”体现的。

　　作为社工“职业化”改革的试点，深圳民政局在民政系统内第一批开发了37个岗位，面向社工组织采购。

　　这37个岗位来自福利中心、救助站、军休服务所、慈善会等11个机构。每个岗位配套的资金是每年6万元，其中包括了社工本人的工资和社工组织的运作经费。

　　7月初，民政局组织了第一次“服务采购”，11个采购单位的领导出席。易松国和另外一家社工组织的负责人向他们介绍各自的情况，阐明自己的优势并介绍了计划如何招聘社工。采购单位的代表再发问，两个社工组织负责人应答。

　　鹏星服务社竞争到了31个名额，这意味着鹏星获得了186万的政府采购额度。“我们和采购单位签订了协议，由鹏星负责派出合适的人选。”政府此次动用的是公益金，直接打入采购单位的账上，再由采购单位支付给鹏星。

　　“在采购之前，民政局并没有承诺鹏星一定会得到多少岗位。”易松国说。这也体现了刘润华鼓励社工组织竞争的思路。竞争将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如果中标的社工组织提供的服务不令人满意，政府就可以更换另外一家。

　　在得到31个岗位后，易松国才开始在市场上招聘人手。31个学生中有6个研究生，其余都是本科生，专业主要集中在社工、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社工强调实务技能，易松国招聘的重点主要放在实务突出的重点院校，其中有4个来自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经过20天的培训后，这些学生将开始其社会工作。

　　在易松国看来，一年186万元的经费显得拮据。“市里据说原先设想是每个人8万元，但是最终出来的是6万元，因为希望以后有上调的空间。”社工是一种专业化工作，正如医生、教师和律师一样。“社工薪酬不能太低，否则影响服务质量，我希望社工的工资能略高于公务员。”

　　每个人6万元的金额已经包括了鹏星的管理费用和运作费用。除了房租，鹏星目前主要的投入有水电、房屋装修以及电脑、照相机等设备，迄今已经投入接近10万元，由易松国的私人资金垫付。

　　易松国曾经把做好的预算表递交给民政局，表明每个人6万元的资金难以涵盖鹏星所有的费用。“活动费、接待费、交通费，最大的还是推广费，让老百姓知道我们这个机构，并向我们购买服务。”在无法增加预算后，“唯一的办法就是压缩各种成本”。

　　除了31个派出的社工，易松国为鹏星设计的管理架构还有4个日常管理人员，包括行政、财务、业务主管以及网络管理员，目前在岗的仅是一名行政。易松国的想法是，在暑期结束前能找到一个总干事助理，承担起鹏星主要的管理职责。

　　“政社分离”

　　易松国认为，社工组织能否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除了政府采购之外，能否开拓其他的经费来源。社工承担社会公益职责，因此在海外社工团体往往受到企业的捐助。此外，要形成向私人出售服务的机制。

　　基督教香港信义会社会服务部总处的高级企业传讯主任竺永洪介绍说，在香港，社工组织70％的收入来自政府采购，另外30％来源于社会的捐赠、申请慈善基金，以及向私人出售服务。其中通过出售获得的收入大致要占到总收入的一成。

　　香港的社工团体大部分是慈善机构，因此有募捐的权利，但这部分社工团体都是NPO（非营利性组织）。社工作为一个专业化职业，理论上也可以通过向市场提供服务而获得收益，营利性的社工组织受公司法的规范。“但总的来说，营利性的社工组织只是很少一部分，而且越来越少。”

　　7月份，深圳市民政局通过媒体表示，鼓励民间成立社工组织，并参与到“政府购买服务”的竞争中来。这引起很多人的兴趣，已有不少人打听组建社工组织的程序。

　　易松国的担心是，社工本质上是一种专业化的公益工作，并非所有的人都可以从事，“但很多人可能会把社工组织作为追逐利润的工具”。一个简单的逻辑是，政府定额采购为压缩成本、追求盈利提供了可能。

　　竺永洪介绍说，在香港，政府有严格的措施监管社工团体的收费行为。

　　“首先，政府给的钱永远不够。”政府有严格的计算共识，推出某个具体的社工项目招标时，政府的出价大多只能涵盖成本的80％。其余的费用需要社团组织自行募捐或者通过服务收费。社团机构需要每三个月向社会福利署自我报告一次招标项目的进展情况。社会福利署还会每年审计政府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每三年围绕16个服务质量考核指标，对社工团体进行一次整体性考核。

　　“至于私人购买部分，政府是无权干涉的。”但并不意味着政府会听任社工机构的收费行为。税务部门会介入审计，对纳税情况进行监控。

　　涉及社工服务的评估、监管制度的政策文件也在制定中。一位深圳市政府的官员说，接下去的步骤，可能是会在民政局的基础上加挂“社会工作局”的牌子。

　　对民间社工组织的运作，深圳官方规划多时。《深圳市民政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提到“要建立以政府为主导，民间组织为主体，社会工作者为核心，义工广泛参与的社会工作机制”。

　　深圳和鹏星的试点，也正契合了当下改革的大趋势。刘润华说，“中国的改革就是政府职能从经济和社会领域逐步退出的过程。”在前30年，经济领域改革的核心是“政企分开”，如今社会领域的改革已经展开，“政社分离”成为新的改革主线。

　　“因为实践表明，即使是在社会领域，政府配置资源的方式也意味着低效率和高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