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酒令”的合理和非法想像

　　8月13日，河南信阳市委书记王铁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信阳市禁止公职人员工作日中午饮酒，半年下来节省的酒水费用高达4300万元，用这些钱可以建四五十所小学。（8月14日《河南商报》）

　　显而易见，媒体对此事的报道，意在正面宣传，毕竟“能花而不花”在公权力部分失范的大背景下，也算一种难能可贵的美德，但面对有官员掩饰不住沾沾自喜而夸耀“禁酒令”成绩，笔者感受到的，却是禁酒令衬托下所凸显的尴尬。

　　自今年1月，信阳市委在第一个工作日连发三份红头文件禁止公职人员中午饮酒至今，据王铁书记介绍，整个信阳市的招待费开支今年上半年比去年上半年节约了30％多，“仅酒一项开支，我们就节约了近4300万元”。笔者对很多统计数字的计算方法与核算途径都是不甚感冒，对于新闻中这个4300万元的数字笔者也实在怀疑：没喝的酒如何估价？难道要先点下看了价格再退掉不成？

　　当然，跟去年同期比较，得出这样一个成绩的大致数字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循着这个比较路数进行下去，我们所能得到的，恐怕比官方数据要更充实，问题也更多。首先，今天这个被节省下来的4300万元仅仅是当地公职人员半年时间内中午饭中的酒钱而已，公众仍然无法知悉招待费用的具体数字；其次，难道公职人员都是嗜酒如命之徒？中午吃公务餐，是不是没有酒就吃不成？！

　　中午禁酒半年就可以有4300万元的巨大节余，不知信阳有关部门会不会趁势把公务晚宴的禁酒令也顺带公布出来，能节省下来的恐怕也不少吧（虽然说正常情况下，公务员们的晚餐都得回家去吃）。还有那个“四五十所小学”的愿景展望，建议大家也不要奢望什么，这只是官员为显示禁酒令“效果”而作的一个等价量化比较。就像原始社会的一只羊，那并不是实物，往往只是计量单位而已。

　　在笔者看来，“禁酒令”透露出的实际问题，当是公权力违规的合理化倾向。其尴尬就在于，既没有把对脉，更没有开对方。原本不是必须的所谓公务招待问题，乃至中午或者晚上可不可以饮酒的问题，现在却被想当然地合理化了。“禁酒令”治下，我们无法回避“不治标，更不治本”的尴尬效果，因为面对无节制和无监督的公务消费，所谓“中午禁酒”如果不是新官上任的“一把火”式的处方，那还能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