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希均的V型选择

　　7月10日，高希均带着他刚出版一天的新书《我们的V型选择》来到广州，分送各位友朋、后学。在书的扉页上写着：“敬以此书，献给台湾的选民——你们会做出胜利的选择。”该书为2008年国、民两党“总统候选人”马英九、谢长廷共同推荐。

这是高希均惟一一本看似带有“政治色彩”的书，但内容则是要带领台湾民众走出互相搏杀的红海，而进入观念弥合的蓝海，是一个经济学者向“V”——胜利的领航。

　　书后有个长长的附录，是过去近半个世纪(1960—2007年)，高希均提出的新观念的汇集。对照台湾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高希均倡导的新观念，均是各个历史时段台湾社会匮乏的精神与智力。高希均似是这个岛屿上时刻前瞻的�蛲�员，切中流弊，点明出路。在众声喧哗的台湾，高希均闹中取静，写下了一个知识分子对台湾价值的深邃思辨。他的好友，台湾阳明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教授洪简说，高希均是现代书生报国的最好榜样。

　　“革命故事”

　　1936年，高希均出生于南京。时局多舛，颠沛流离。1949年，13岁时随父母赴台，才暂时有了安定居所。五十多年后，重回南京，高希均做的第一件事，是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1997年4月，在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五所学府的演讲中，高希均说，童年流离失所的残酷记忆，对自己的最大影响，是好奇于：为什么同是生命，却有不同质量？23岁，他到美国的第一观感，是惊诧于“如此众多的精彩、自由的生命质量”。高希均下定决心使自己的学术兴趣专注于经济制度对人类福祉的迥异影响，即源于此。

　　13岁至23岁，他生活在台湾，住在一贫如洗的眷村，耳濡目染于左邻右舍的悲苦。美国教书时，高希均习惯用两个场景描述1960年代台湾“心酸的浪漫”。一是年迈的老母亲热泪纵横，在车站送别自己的儿子，因他坚持要参加革命的行列；二是全家人把最后一点积蓄全给了长子，餐桌上全家泣不成声，因他就要离家出走闯天下了。高希均如此介绍施明德的“革命故事”，实际上，这也是他自己的青年记忆。

　　高希均不喜欢自怨自艾，这是发小对他的评价。自律且目标清晰，他成了眷村第一个漂洋留学的人。松山机场告别，双亲以为此生再也看不到这个家里惟一的男孩了。单程机票600美元，是个天文数字，东借西凑，耗尽全家积蓄。儿子登机前，母亲自喃：什么时候才能凑足一张机票回来？状似生死离别。军人子弟高希均思愁万千：这留学路莫非是不归路？没想到两个月不到，高希均就从奖学金里每月省下40美元寄回家中，退休的双亲成了眷村最高收入者，也带动了眷村子弟的留学风潮。

　　1959年秋天，获“助教奖学金”去美国修习经济发展，是高希均“一生中最幸运的转折”。13岁到台湾，23岁离台赴美，10年清寒，读书虽从未间断，但基础知识薄弱，羞涩的行囊中除了一本厚厚的英汉双解字典和一份助教奖学金，只剩下沉重的齐家治国的自我期许了。

　　苦读5年，28岁时从密西根州立大学博士后毕业，去威斯康辛大学(河城校区)经济系任教，是“一生中做对了的又一个选择”，直到34年后退休。威大是高希均在美国惟一教过书的地方，“为什么会在一个地方待这么久？”这是他常遇到的问题。回答过多次，有点托大，却是实情：“在那里我可以完全自由地做我最喜爱的事：教书、写作、研究、演讲、旅行，若干年后还多了‘出版’。”他今年71岁，想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的“七十自述”，摘述其中数句发未酬之志：对我来说，探讨经济问题不是工作而是享受；我是出了名的讨厌行政工作；此刻我是七十活得像二十五，每一天和以前一样好。

　　教学7年后，1971年，高希均当选为美国杰出教育家；1974年获威大杰出教授奖；1994年，为美国“百人会”会员；1998年，成为威大荣誉教授。他的同事评价，高先生是威大的活化石。威大近20年一个不成文规定，新校长到任，第一个要拜访的人便是高先生，因过去半个世纪的威大历史，没有比高先生更了解的了。

　　迄今为止的自己

　　威大经济系学生知晓的另一个惯例是，上高先生的课可以早退(这说明高先生讲得不好)，但绝对不能迟到。高先生不会允许一个迟到的学生走进教室。1981年，在台湾创办《天下》杂志，高先生延用这一习惯。员工可以拒绝写稿(这说明高先生的选题有问题)，但绝对不能拖稿，一旦拖稿，高先生便会请人通知你离开。据说，没有一个台湾名家敢拖高先生的稿。高先生对自己的要求是，绝对不拖欠员工的工资，在一次杂志全体员工大会上，高先生许诺，若拖欠员工一天工资，自己定会离开。

　　一位毕业数年的中国学生给他写信，回忆师生情谊，让他不胜唏嘘，其中一句话是：在异国他乡的威斯康辛大学，高先生保存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支血脉。他最得意的学生之一，耶鲁大学现“财神爷”史文森，在毕业留言里说：一个中国教授的高尚品性与教诲，为我打开了经济学大门。

　　从1967年起，每年暑假，他都会回到台湾。对台湾经济的发展脉络，有了深入了解。受其父亲影响，他拒绝担任公职，仍以教育工作为首要目标。三十多年后，给台湾大学毕业生演讲，他回眸自己的30岁，说，正是教书第3年，自己“教学相长”的体验，是“教”比“学”更需投入。而为人师表时的自我要求，远远高过学生时代。他的教授生涯很快证实：教书是他的最爱。心无二用在自由学术里遨游数十年，惟一的修正，是为了扩大观念的传播，走出象牙世界。

　　他后来说，世界上最令我心仪的称呼只有两个，一是教育家，二是和平使者，只可惜在中国的土壤上，百年来出了太少的教育家，更从未见过成功的和平使者。他说所谓流血的革命和不流血的改革，其实都只是为了活得温饱、活得小康，活得有尊严，而后者，是他理解的“教育之责”。

　　他在台湾担任的第一份“顾问”工作，是接受“经合会”的邀请，参与“人力资源规划”。那一年，他得以认识此后一生敬佩的李国鼎先生。他和后者保持了二十多年的航空通邮，那些写着密密麻麻急切忧思的经济政策研究论文，是他了解台湾的第一手资料。通过研读这些资料，虽远在美国，却对台湾社会建立起了细致而精准的观感。这使得他日后阐述自己的一系列观念———诸如“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可怕”——时，底气十足。

　　在悼念李国鼎的文章《一位财经首长的高贵灵魂》中，高希均称李是“完美的知识人”，有“无法被腐化的操守、无时无刻的大爱和从不气馁的使命感”，而“他对台湾社会的热爱反映在每一个他所鼓吹的观念上”。如果有人以此概括高希均迄今为止的人生，可能也是准确之至。

　　出版人高希均

　　1967年，高希均在海外学子中提倡“知识内流”，联合11位旅美学者合写了《现代美国行为及社会科学论文集》，这是海外学子以系统知识回报台湾的第一本书。

　　1977年5月27日，高希均在台湾《联合报》上发表《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一文，引起普遍共鸣，亦非议不断。其时，台湾人均年收入仅为1300美元(相当于2007年的十二分之一)，但社会弥漫乌托邦幻觉。理性思辨无从声张，而部分知识分子又乐于打扮自己为“人民朋友”，获取声名。物价不能涨、税收不能加、补贴不能减、企业要奖励、政府要施舍、世界要大同，这是当时台湾社会天经地义的“共识”和“传统智慧”，也是蒋经国的经济思维。高希均向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发起挑战，马上招致“不知民情”、“无视民间疾苦”的骂名。这是经济学先行者在华人世界的共有命数。

　　所幸高希均没有气馁。他暗下决心，要把新观念推介给正在奋起的台湾。后来在写给《天下》杂志一位同仁的信里，他说，思潮和观念可以改变人生，也可以改变沉睡中的家园，而这些新观念大到市场经济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拔河，小到财富和捐献之间的取舍。

　　1981年，高希均创办《天下》杂志及“天下文化出版公司”，5年后又创办《远见》。“天下文化”出版的第一本书，即是高希均的《经济人和社会人》。

　　在华人世界里，秉持现代价值的《天下》杂志已经是把媒体标杆，是时代与财富结合的独特媒体形态。高希均是这把标杆的灵魂。他的论文集出版时，书名定为《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1995年，台湾《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选出“30年来影响台湾的30本书”，此书居其一。

　　进步观念的推行者

　　在华人世界里，高希均定义自己为错误观念的敌人和进步观念的推行者，且愿意付出三十多年时间，是个吃力不讨好甚至危险的选择。高希均走来无恙。2006年，《天下》杂志25周年庆典演讲中，高希均说自己三十多年来之所以坚持于传播进步观念，是初到美国做研究生时，接触到前所未见的西方思潮和观念，沉醉它四面八方的开放与无所不在的人性尊严，茅塞顿开，百般兴奋。四十多年里，在学术自由的美国，孕育了一些他认为值得向台湾与大陆推广的观念，而他亦相信：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不是革命的狂热，也不是自私的冷静，更不是自卑的自大与崇洋抄袭，而是提出适合实情的现代观念，使其推广与实践。

　　这一过程中，高希均成了台湾社会深邃的观察者，赢得各方尊敬。在他的进步观念饱受误会的1980年代，有人在《中国时报》上撰文支持他，说总有一天，台湾会意识到，它的身边站着一位多么深情的观察者。也有人说，在今日台湾数君子，不多位后，便会数到高希均的名字。

　　他的新书《我们的V型选择》，马英九和谢长廷分别作序，马英九说，向来以传播进步观念为己任的高希均，提出7个台湾未来向上提升的关键理念，为台湾的未来描绘希望的蓝海；谢长廷说，我和高先生有同样的V型选择，台湾没有不可能。

　　2001年，美国“百人会”组团访问两岸，在台北拜会了连战、马英九等人。高希均向威斯康辛校友连战建议：寻根大陆。他鼓励说，只要全程公开，就不要怕被政治对手扣上“红帽子”，但是那一次，连战反问说：“你回大陆这么多次，有没有被人戴帽子？”未待回答，连战笑着说：“因为你不是国民党领导人。”因连战后来在北大引发轰动的演讲，和高希均平时四方游说的内容极其相似，有人猜测，连战演讲为高希均起草。

　　至少思路一脉相承。哥伦比亚大学经济教授蒙代尔提出“欧元”而获得诺经济学奖那一年，高希均在想，中国学者应该在学理上提出“华元”，克服政治障碍，推动两岸三地经济整合，形成“经济中国”，他的预期中，终有一天会出现另一位受人推崇的“东方蒙代尔”。

　　《我们的V型选择》自序里，高希均说，“从1967年起，我每年都设法回来，今年刚好是40年。40年中，台湾从'旭日东升'走向'夕阳斜照'。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边缘化、继续沉沦；二是奋起直追。另一个台湾其实是可能的。”生于战乱大陆、长于忧患的台湾地区、又有三分之二人生执教于美国自由大学的高希均，何处是祖国呢？他说是“法治的香港，民主的台湾，经济的大陆，合起来就是我的中国”。游子高希均的人生钟摆，渐次东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