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界评论》:走向共和的"后老板时代"

　　个性的张扬，个人价值的实现，已经成为现代商业社会的普遍潮流。企业治权的共和，才能造就广泛的自我实现。

　　走向共和的“后老板时代”

　　■文/本刊记者 罗建法

　　老板从来就是掌柜。

　　但是，一样的老板，命运却迥然不同。

　　当王均瑶(王均瑶新闻,王均瑶说吧)累死在工作岗位上时，年轻的企业家罗红却纵马云游，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当很多企业家还沉醉在唯我独尊的遐想中时，施振荣却早已撒手，进行了自我放逐，泛宏基系则开始天下三分，王中生王。

　　当很多企业都停留在对于创业英雄的狂热崇拜时，黄鸣却经常不见人影，更有些企业在老板已身陷牢狱之灾时，依然谈笑凯歌——

　　在这个时代里，已经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甩手掌柜”，他们潇洒的身影，似乎印证了一位先贤的古训：无为，则无不为。

　　“后老板时代”已经悄然降临。

　　从英雄时代到群氓时代

　　天不生此人，万古如长夜？

　　一个企业兴起之后，企业家往往被看作“五百年而兴”的王者。不仅是他自己相信有天命在身，企业内部员工，也会将其视作传奇英雄，进而产生精神上依赖和权威上的习惯性服从。“太阳”既出，则驱星扫月，独布德泽于江海，形成狂热的英雄崇拜。

　　如果一家企业失去了自己的创业英雄，又该如何？

　　2004年冬，创维老板黄宏生(黄宏生新闻,黄宏生说吧)因涉嫌造假账被香港廉政公署拘捕，创维就此失去了“老板”。

　　哲人其萎，其无后乎？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失去黄宏生的创维将走向衰落。但是，人们猜到了开头，却没有猜到结局。2004年至2006年，创维的业绩直线上升，在黄宏生缺位的时期，创维不但没有陷进泥沼，反高歌猛进，是什么神奇的力量，创造了没有老板的奇迹？

　　也许，从局中人的黄宏生身上，才能够找到最接近的真相。2006年秋，身在香港赤柱监狱的黄宏生给创维的员工写了一封信，信中有一段文字是这样的：“亲爱的同事们，创维如今进入了一个‘后老板’时代，一个由现代企业家团队引领的巨型组织前进的时代。这是我一直以来所期盼的，在全球企业发展的长河中，很多世界级的公司已成功地代代相传，给予了我们以光明的前景”。当黄宏生不得不甩手的时候，创维“看守内阁”和职业经理人群体，赫然已成擎天之柱。

　　再来看看那些永不放弃的企业家。对于创业英雄的依赖和英雄的局限成为企业的局限，过往的权威成为巨大的惯性，使企业领袖的缺陷乃至失误无法得到纠正，导致很多企业兴亡悠忽。巨人之兴，史玉柱(史玉柱博客,史玉柱新闻,史玉柱说吧)的远见与才干居功至伟，而当史玉柱陷入疯狂的时候，也没有人可以影响和制约他，只能看着巨人倒塌，令人扼腕叹息。

　　商业社会已经用血的代价，证明了一条铁律：一个强大的团队，远比独立巅峰的创业英雄更为强大和重要。所谓的企业家缺位将造成“万古如长夜”只是一种假象，甚至，事实正与此相反：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从利益共享到制度共和

　　《走向共和》曾经在国内风靡一时，表现出了传统社会对于现代文明的深刻回应。在企业领域，走向共和也逐步成为一种潮流。

　　商业社会数百年的发展，使企业的财富越来越社会化，同时，一些富有远见的企业，已致力于实现企业内部利益共享。2007年的世界打工皇帝伊拉尼，其年薪达4亿美元之巨，足以抵得上一个中型企业。张近东号称要造1000个千万富翁，今年5月股市高峰期，苏宁的一位女性股东即套现6亿余巨资；在蒙牛，“财散人聚，财聚人散”的理念深入人心；一向以分权著称的TCL，更是造就了众多富翁，连恍如过客的吴士宏，也挥一挥手，带走一张上亿元的支票。

　　利益的分享更像是所有权的“共和”，影响更为深远的企业革命，还在于作为企业经营权的逐步分散，出现了治权的共和。

　　这种现象的出现，显示了社会通行规则在企业领域的普世力量。在更广泛的社会领域，集权主义的衰落与多元主义的勃兴，已成为趋势，正如著名社会学家托夫勒在其《权力的转移》一书中所说，未来权力不仅将从暴力到资本，从资本到知识横向转移，更将从金字塔顶端向底端纵向转移。

　　同时，互联网勃兴的时代，人性解放风潮日高，追求个人实现已经成为现代商业社会的普遍潮流。在阿里巴巴，员工的“艺术照”招摇在办公桌、走廊，甚至是会议室，公然抢夺了“红头文件”的空间；在户外活动中，商界传媒的员工组织了诸如“战狼队”，“猎豹队”，“红军队”等，非正式团体，稀释了企业的中心作用，员工个人实现的舞台已远远超越企业的疆域；MSN的私秘空间，使企业对员工的控制日益削弱，以控制为主导的管理模式已步入黄昏——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

　　甩手掌柜的出现，正是这样一个伟大商业时代变革的缩影。企业治权的共和，正是人性解放与自我实现意识日益勃兴的时代背景下，商业组织做出的积极回应。商业对于社会领域的普世价值趋于大同，汩汩细流，归于滔滔江海。

　　穿越“帝国时代”

　　人类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帝国时代，江河横溢，英雄与独夫共沉浮。

　　企业治理权的共和，本质就是人生舞台的共享，以及企业人员普遍的自我实现。很多企业之所以做不大，追根溯源，就在于无法穿越帝国时代，也无法改良独夫的基因。

　　将企业看作王国的思想，在中外企业家中普遍存在。既是帝王，则神器不可轻易示人，老板绝不轻易出让企业的治权，去当“甩手掌柜”。相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人服从自己的意志才有帝王般的权力快感。

　　人性中对于权力的贪欲，使很多企业家无法与内部强人共享人生舞台，更遑论“甩手”了，相反，一有人功高才大，即刻紧张起来，必欲除之而后快，最后演变成无数“功高震主”的荒谬悲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企业最强大的对手，总是在企业内部沉睡。伊利最大的对手，赫然就是曾经被郑俊怀(郑俊怀新闻,郑俊怀说吧)逼走的牛根生(牛根生新闻,牛根生说吧)。

　　事实上，现代商业组织，早已超越了帝国时代的国家组织。企业产权的法律保护，使企业中不存在被“篡权”的可能，甩手并无失控之忧，更为深刻的变化是，企业跟王国不同，处于完全开放的竞争体系中，能否为企业带来价值，永远是衡量一个人的最终标准。只会井中称王，往往是尔曹身已灭，江河万古流。

　　穿越帝国时代，走出控制重于发展的固有模式，才能在企业内部满足普遍的自我实现，从而走向企业治权的共和。

　　当年施振荣的放手，导致宏基天下三分，王不见王，但是，却形成了小基丛生，龙行天下的恢弘气象；李东生(李东生新闻)虽然在《鹰的重生》中隐晦地反省诸侯文化，不过，TCL早期的兴盛正是得益于其类似诸侯分立的有效放权；王石则将担子甩给郁亮，从此遨游于天地。

　　曾经历过牢狱之灾的孙大午，更是将企业共和变成一种刚性的企业制度。2004年，孙大午开始推行企业的“君主立宪”，将所有权，经营权、监督权进行分离，从制度上将企业家的甩手进程推进了一大步。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伟大的企业家也只是先行者。

　　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商业社会的进化，将使企业家群体穿越帝国时代，走向企业共和。突破创业英雄与独夫混合的双重角色，成为“甩手掌柜”，是企业家在新的商业时代中的明智选择。“后老板时代”正如躁动的朝阳，在海天之间喷薄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