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急不救穷”是慈善的本意

　　最近，在襄樊市的一个助学活动中，主办者宣布取消五名大学生继续受助的资格，原因是他们“受助一年多，没有主动给资助者打过一次电话、写过一封信，更没有一句感谢的话”。消息传出，争议迭起。说资助者花钱买感激无异炫富者有之，说学生内心冷漠缺乏感恩之心者亦有之。

　　其实，对于这次事件的双方来说，共识多于分歧，即他们都把慈善看作一方对另一方的施恩。助学款的捐献者无疑怀着一种施恩的心态而期待对方的感恩，期待落空难免心生怨气。而五名大学生也是怀着一种屈辱的心态受人恩惠，内心难免敏感而脆弱。相信这样的事情并非特例。这再一次表明，将慈善视为施恩，易于在当事人双方之间造成一种难以弥合的心理裂痕，使得双方都难以保持平和的心态。这种慈善，在解决某些具体问题的同时，也有可能造成进一步加速和固化社会的分化。要防范和解决类似的争端，固然需要制度安排，然而同样重要的是如何理解慈善。将慈善视为施恩，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观念。在这种观念中，慈善是对失败者的救助。施恩者总是有高人一等的感觉，受惠者则将不得不接受他人恩惠看作一种耻辱。当施恩者的自我优越感过于表面化的时候，会导致受惠者“廉者不受嗟来之食”的激烈抗争，宁愿饿死也不愿丧失尊严。中国古人的办法是两头劝，一边强调“施恩勿念”，一边强调“受惠莫忘”。京剧《锁麟囊》中，一方将恩人的信物高奉堂上日夜铭记，一方却自责当年“木桃”之恩太过吝啬，成为千古佳话。我们不免设想，倘若襄樊慈善事件双方都有这样的觉悟，那就皆大欢喜了。然而，这种办法在现代社会中不但难以奏效，也是不合理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成员不论贫富贵贱一律平等乃是一条最根本的原则。一旦社会成员间在社会经济利益方面的实质差距威胁到这种平等时（例如当某些人如果不自卖为奴就难以生存），政府就必须无条件提供援助。任何人无需对此感恩。慈善作为一种民间的援助形式，必须理解为平等公民之间的互助，它同样不能挑战平等的原则。这当然不是说，接受慈善救助的人无需心怀感激，但是这种感激仅仅是对平等公民之间友谊的一种确认。如果某种慈善行为以制造施恩者和受惠者之间的心理裂痕和情感对抗为代价，那么从社会的角度看，它是得不偿失的。那么，从现代的眼光看，慈善的本意究竟是什么呢？中国古人还有一种洞察慈善的智慧，那就是“救急不救穷”。救人于急难之中，哪怕千金也不吝惜；但单纯地给予穷人钱财，最终只会将自己拖累。在余华的小说《活着》里，福贵赌输，所有家产尽归皮影戏人。当福贵因生活困顿向他借钱时，他把自己原先谋生的行头，一套视作宝贝的皮影戏具借给了福贵。这便是“救急不救穷”。在古人那里，救急不救穷是一种明哲保身的策略。然而，在现代的意义上，它可以被赋予一种新的内涵。我对“救急”的理解是：任何人不论贫富贵贱，都有可能面临仅靠自身无法解决的困难，需要他人提供必要的帮助。这种帮助从对受灾者的援助，到对贫困学生的教育资助，不胜枚举。但是它们都基于一个共同的假设：受助者最终能够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获得值得尊敬的成就，因而他们身处困境的事实丝毫没有贬损他们的价值。受助者一点也不“可怜”，他们需要的不是怜悯，而是尊重和真诚的帮助。人类的本性决定了无人能够幸免于仅靠自身无法解决的困难，任何人都毫无理由因为曾救他人之急而自觉高人一等。如果我们把贫困理解为：由于缺乏努力的意愿而穷困潦倒的状态，那么真正意义上的慈善就是救急不救穷。这里说的不是穷人是否值得救助，而是说应当如何救助穷人。一般意义上的贫困者，当然更容易在诸多方面面临困难。然而，对贫困者的救济，必须以穷人的自救为前提，是旨在帮助他们提高自身战胜贫困的能力。这在本质上仍然是救急。“救急不救穷”的原则看似对穷人很苛刻，实际上却恰恰相反。慈善绝不仅仅是富人的举手之劳，富人需要站在受助者的立场上体察受助者真实的困境究竟何在。仅仅因为有点钱就捐出去，那是一种档次很低的慈善，甚至不过是在浪费钱财。对于贫困者来说，“救急不救穷”是为了强调他们和援助者的平等地位。受助的一方当然理应心怀感激，但是这不是那种低人一等的感恩戴德。我感到，这样理解慈善，有助于形成一种理性的慈善文化，有助于我们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来参与社会慈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