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文化”大于“感恩文化”

　　目前我们的大问题并不是感恩“欠发达”问题，而是慈善事业本身“欠发达”的问题。我们必须让“慈善文化”大于“感恩文化”

　　湖北5名贫困大学生，因为“受助无感恩”，被取消了继续受助资格（8月23日《北京青年报》）。

　　从中我看到了多重遗憾。“受助无感恩”让我体会到的遗憾软一点，“取消受助资格”让我感受到的遗憾硬许多，而“慈善欠发达”则让我触摸到似无边际的遗憾。一个慈善完善的社会，是不该也不会出现这样的遗憾情形的。

　　受助无感恩，或者受助者不知如何表达感恩感谢，这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消息。两年前有位浙江老板资助了百位贫困生，到了元旦没有收到一张贺年卡，这位老板很感慨：“现在学生的道德可能出问题了。”事情可能没那么严重，要是追问一下根源，不难发现根源并不在孩子们身上。在这么一个“幼儿园读小学、小学读初中、初中读高中、高中读大学、大学再回过头去学习幼儿园基础文明”的应试教育环境中，不少受资助大学生没把“感恩”二字搁在心上，我以为太正常不过了。年轻学子，不仅没有“涌泉相报”，就是“滴水相报”也没有，这个能怪罪学子乎？

　　取消受助资格，看起来有一定的教育、警示作用，其实适得其反。具体到这个事件中，企业主与贫困生结对帮扶、口头承诺资助在前，这具有契约意义；而牵线单位希望学生写信表示感谢在后，此无非道德要求。尽管当初并没有签订相关协议，但这种有牵线单位见证、在正规程序中出现的口头承诺，是不能轻易单方面违诺的，所以要说真正的“违约”者，是资助者而非受助者。

　　“施恩图报”本来不算什么大事，这与“知恩图报”本质上是一样的，问题在于施恩者图什么“报”，是图受助者报以感谢之信函呢，还是图社会给予赞许之目光，是图自己得到助人之快乐呢，还是图合力促进慈善事业之进步，境界是不一样的。另有一则来自河南的消息是，慈善总会拟要求受助学子签订一份“道德协议”，工作后以不同方式回报社会（8月23日《河南商报》）。这样的协议是个软约束，与助学贷款不还者必留信用污点不一样，不回捐者并不真处罚，但多少有一点教育和提醒的作用。我觉得这个“先小人后君子”的做法不妨一试。

　　慈善是平等主体间出于真诚友爱的情怀而作出的善举。这些年来，笔者也一直资助贫困生，数额不多，一年也就六七千吧，大约相当于自己一个月的工作收入；我的想法很简单：把资助他人当做感恩社会的最佳路径。既然“助人即感恩”，那么我怎么能期待受助者再对我表示感恩？所以我通常并不与受助者建立直接联系，他们要表达感谢感恩，向广义的社会去表达就可以了。我深切地感到，我们必须让“慈善文化”大于“感恩文化”，这很重要。

　　感恩问题不是《慈善法》所能解决的，它主要关乎教育，关乎社会文化环境。如今学生只有“分数意识”，而没有权利观念———有人认为“成绩好，获资助是理所当然的”，没人想到“贫困是贫困者获助的权利”，这说明应试环境中公民权利教育多么不到位。

　　目前我们的大问题并不是感恩“欠发达”问题，而是慈善事业本身“欠发达”的问题。由于多年来我们没有《慈善法》，慈善事业总是摸着石头难过河，慈善文化一直处于弱苗状态。而在欧美等国家，既有完善的慈善制度，又有浓郁的慈善意识，更有深厚的慈善文化，所以“停不下来”的助人者、慈善家才层出不穷。我国历史上其实不乏慈善思想，多少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唐朝著名诗人元稹的人生理想———“达则济亿兆，穷亦济毫厘”，就是慈善之心的高境界。但现在慈善发育水平，确实与经济发达水平很不相称。

　　社会慈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四大支柱。一部《慈善法》是否成功，关键看它能否大规模发达了民间慈善机构和民间慈善实力。慈善事业不是靠政府的，它的力量和责任主要来自民间社会。国家倡导和支持慈善事业的强力措施，就是给予税收优惠等等政策。现在各地慈善机构官办色彩很浓，这与慈善的社会性距离很大，因而难以受到社会捐赠者的大规模拥戴，慈善活动比较被动。慈善立法，就应倡导和鼓励民间的“主动慈善”，最大程度提高公众对慈善事业的参与度。“被动慈善”与“主动慈善”两者间有很大的区别：前者以“发动募捐”为特点，多为政府行为；后者以“主动捐赠”为特色，多为个人行为。

　　可以想见，今后即使《慈善法》正式颁布施行，同样也会出现“受助无感恩”的情况，捐助者不必感到“很受伤”。如果你把自己的资助行为看做是对社会的感恩行动，那么就会对“无感恩”者哈哈一笑，将其“移交”给教育者即可，而不是切断你的资助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