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壮：我曾担心被中国的发展丢下

　　记者 陈晓颜 摄影记者 沈铁

　　对话语录：

　　企业家也有生命周期。在不同的阶段，企业家必须要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

　　哈佛关于中国的很多案例写得很表面，因为写作人不了解中国市场里的潜规则和商场里的复杂性。

　　目前，中国大学的功能不健全，办学理念、制度、激励机制都不健全，人在其位不能谋其政。

　　94、95年我给自己的人生打了个不及格，现在打了个及格，以后还能更好。　　

　　如何指导“企业家”学生？

　　本报记者：你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企业的高层，有丰富的管理经验，怎么保证你的课程能吸引这些学生？

　　杨壮：我们管理学的老师一要懂国际化，还要有一个很强的理论体系支撑。支撑我的管理观点的知识体系主要来源于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我以前有这方面知识的积累，同时政治学和新闻学也涉略过，对我认识多元化的管理世界都有帮助。管理学是个交叉学科，它让你原来学的每一个学科都形成了关联，这种关联跟你教的学科联系在一起产生的火花对你和学生都有很大帮助。

管理学要求你要懂企业，观察过企业，在企业调研过，培训过企业家，有企业家的朋友，能够跟企业对话，还要求你真正跟学生接触。彼得•格鲁克曾经说，如果管理学的老师到企业不是做咨询，而是去做一个企业家，那很快他的立场就会发生变化，因为企业家不是一个独立的公正者，这样是没办法教学生的，所以管理学老师可以做咨询师，最好不要在公司任职。

　　本报记者：你最新出版的书《管理：未名之道》受到了一些高层管理人员的青睐，你认为这本书总结了你什么样的管理思想？

　　杨壮：通过这本书，我想说明几个问题。首先，管理者要精通环境。对外要关注中国经济和商业环境的变化，对内要关注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变化。其次，管理本身是博弈，稍微不注意真理就具有破坏性。管理一定要讲究平衡，但平衡又不是中庸之道，现在提倡的中庸之道是不会过分强调一个方面而放弃另外一个方面，是一种系统思维方式，是在环境发生变化之后，保持原则，同时具有灵活性和应变性。

　　第三，企业的目标不仅仅是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企业的使命涉及到企业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企业根本的目标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为股东、为顾客、为员工服务。在市场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竞争对手和替代物日益增多，如何发挥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企业最为关注的问题。

　　本报记者：但很多时候，企业并不清楚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哪？

　　杨壮：这就涉及到企业的定位问题，企业的战略定位很关键。今年夏天，我曾经带学生去蒙牛考察，老牛的战略定位很清晰，决策准确，原因是他从5岁放牛开始，就有一个理想，要做这个行业，在伊利十几年的工作经历使牛根生(牛根生新闻,牛根生说吧)脱颖而出，他能够摸准企业发展的脉搏，把握天时、地利、人和的时机。同时，牛根生本人掌握了行业、竞争对手大量的一手资料，在分析之后得出结论。

　　国航董事长李家祥(李家祥新闻,李家祥说吧)也一样，他一直在观察国内航空公司在做什么，国外在做什么，后来他发现国内在从事价格竞争，廉价政策，争得你死我活，而国外航空公司都在搞联合，因此他跟国泰联合，年底马上就赚钱。他研究国外航空公司为什么倒闭，是因为很多公司在国内没有站稳脚跟，就跑到国外去发展。他立即决定在拓展国外业务的同时，稳定国内业务。现在国航在国内国外各占50%市场，这个决定很厉害，导致国航国外国内利润增长很块。他的决策怎么来的，跟他的理想、战略定位、充分掌握信息都有关系。但现在，我们很多企业家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在哪里。这跟他平时不注意观察、积累有关系，也缺乏远期目标。所以我们要提高企业家的综合素质，一个人的综合素质包括你自己的视野，判断的能力，决策的能力，品格和素质，品格和素质包括胆识、勇气、持之以恒、诚信、讲真话、讲实话，能够在一个问题上执着。

　　本报记者：在中国，企业家完全讲真话恐怕还做不到，因为中国的诚信建立有很大缺失？

　　杨壮：诚信虽然是缺失的，但我们国家的企业面临着国际化，国际化领导力的第一准则就是要讲诚信。到美国上市要讲真话，与别人谈生意要讲诚信，在企业内部，对员工要真诚善待，这样他们能够发自内心追随你，把企业的事情做好，在市场竞争中要按国际准则做事。尽管中国现在讲真话的企业并不太多，但讲假话的企业最后一定不会长久，讲真话的企业在短期内吃点亏，长期坚持一定能够基业常青。

　　本报记者：你说过，中国企业存在的问题是人和制度的问题，但人的素质提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意味着中国的企业成长需要很长时间？

　　杨壮：建立新的制度和国际化文化的过程当然会很漫长，但中国企业在过去20年的发展和进步已经令世界瞩目了。中国很多民营和国有企业已经做了无数改革和创新。但中国的市场和社会经营环境毕竟比较差，五千年的文化历史给我们留下了遗产，也带来了包袱。中国社会现在发展还不平衡，制度创新比较落后，要达到国际的标准任重道远，不能急。特别是观念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教育工作者对这个问题责无旁贷。

　　最欣赏的中国企业家

　　本报记者：国内的企业家你最欣赏谁？

　　杨壮：很多中国的企业做得都很好，比如万科、联想、海尔等大型企业。但我最欣赏蒙牛和华为。我比较喜欢这两个性格完全不一样，但又有很多共同点的企业家，一个是当兵出身，一个是放牛娃出身，他们视野和品质是一样的，都信奉一条，搞事业就是搞人，就是搞人心，这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之所以总有一批人跟着他们，跟他们两个人的观点和行为有关系。他们两人都很大度，也很理解人心。老牛的核心理念是“财散人聚，财聚人散”。当一个老板把自己挣的钱分给大家的时候，他很宽厚，想到别人的利益，很体贴，让员工知道到了这有发展有机会。尽管有的员工最后走了，压力大，但确实有收获。他们很少讲企业的坏话。

　　本报记者：近一段时间，华为负面新闻很多，而且任正非给外界的印象有点刚愎自用？

　　杨壮：确实是这样，任正非有自己独特的性格和领导风格。但在中国当前这种特定的环境下，任正非的刚愎自用在企业的发展时期起了很大作用。出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中国企业容易是一盘散沙，没有一个严格的纪律，人和人经常窝里斗，没有一个强势的人，没有一个对未来判断很清晰的领导就很难做下去。但是你观察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看到我们第一批的企业家实际上在不断地反省自己，否定自己，提升自己。这是很好的现象。我认为任正非现在到了一个关键时刻。牛根生也是。两家公司发展到今天，与他们二人的个人魅力有很大的关系。如果现在不把他们个人的神话打破，未来很难建立一个制度和文化，能够把他们现在做的事情进行下去。联想柳传志(柳传志新闻,柳传志说吧)建立国际化的公司治理结构，培养杨元庆接班人的过程为华为和蒙牛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本报记者：你曾经非常欣赏吴鹰出色的判断能力还有他领导的团队，但前不久，吴鹰却被UT斯达康董事会罢免，你如何评价他的失败？

　　杨壮：吴鹰的失败跟他对市场和产品的判断有关系。吴鹰对中国复杂变化的环境判断的准确性欠缺。有些人对有些事情判断跟他自己个人的经历有关。随着经历和经验的增长，判断的准确性也会增强，很难说谁一辈子都正确，也很难说现在失意的人永远都不会回来，现在得意的人将来永远顺利。我们的启示是：企业家也有生命周期。在不同的阶段，企业家必须要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能够与时共进，不断地增加新的知识，提高自己的判断能力。

　　商学院的学生质量越来越差？

　　本报记者：一些咨询业的老总说现在商学院的学生质量越来越差，这与过度炒作有关系，你怎么看？

　　杨壮：管理学在中国是零基础，很多学校的课讲的是经济学，但经济学代替不了管理学。管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研究的是企业的现实问题，不可能设置很多经济学可以建立的假设。因此，管理学需要大量的人文主义知识、教育和团队精神，要注意学生个人素质的培养，不能只要求学术，只看考试成绩。国外有很好的管理学教材和经验，我们拿来之后要消化，用本土化和国际化相结合的方式形成我们自己的教学风格。

　　本报记者：你一直很反对中国填鸭式的教育，那么你自己采用什么教育方式？

　　杨壮：主要看哪方面的教育，杨振宁回来后说中国的理科教育很好，比如在数学知识上对小学生中学生的严格要求，甚至死记硬背，使得中国人的数理化基础很好。我的女儿在中国数理化很好，到美国后，轻易地通过很多关卡，获得自己满意的分数。但是社会科学我们国家比其他发达国家要差得多。我们不能把理工科死记硬背的方式带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里面，这样人的思想很容易僵化，看问题容易呆板，一件事情不能举一反三。老师的观点是多元的，老师的经历是多元的，在社会科学领域，人一定要接触新的思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的好处是在中国看完了到国外看，国外看完又回到中国看。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对你更准确地了解中国很有好处。所以你肯定会看到很多中国的问题，到了国外你发现你更了解中国了，也更喜欢中国的某些东西，但是到了中国后你发现你更喜欢国外的东西，你的观点在不断发生变化。我在课堂上特别注意多元化思维，学生挑战老师，同学之间互相参与，参与讨论，参与评判，在大的问题上争论，最后自己写成案例，不能老看哈佛案例，哈佛关于中国的很多案例写得很表面，因为写作人不了解中国市场里的潜规则和商场里的复杂性。

　　本报记者：你认为教育不应该以盈利为目的，但国内很多大学要考虑盈利的问题，因此大家认为教育改革是失败的，你怎么评价？

　　杨壮：教育改革失败的原因是，我们制度本身不允许你作一个彻头彻尾的、真正含义上的大学，在这个过程中，从中国的社会环境到制度到法律，还有很多政府行政的色彩，我们的竞争体系还没有形成。国家认为教育是国家的，但国家不给你钱，怎么办，当然得去挣钱，但挣钱又不能损害教学质量。美国很多大学是私立学校，私立学校都有财团和社会的支持。哈佛大学每年的校友捐赠三分之一，我们北大的社会捐赠很少。因此，教育改革只能先提高学费。目前，中国大学的功能不健全，办学理念、制度、激励机制都不健全，人到其位不能谋其政。其实，我们的大学校长都很厉害，但在这个环境中就不厉害了。每天要应付很多行政和人事问题，不能专心去提高学校的科研和教学质量。我认为，国家应该管一部分，政府办的学费一定要低，私立学校收费一定要高，我们国家有几家好的私立大学？屈指可数。主要是没有品牌，没人去，没有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的支持。所以这里面很多东西是扭曲的。这需要一个很长的过渡，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的工作，逐步等待。但我坚信，符合历史潮流的一定会变好。中国的品牌大学一定能够像中国的品牌企业一样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

　　做职业经理人没有做教授自由

　　本报记者：你在海外生活了15年，在国外做着教授，过着惬意的生活，为什么想起回国办教育？

　　杨壮：我在国外有很稳定的事业，但我不是求稳定的人。离开中国这块土地太久了，但依然关注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变化，在文化上不能从内心纳入美国主流。这样，在美国每天工作起来就没有那么大的信心、毅力和激情。在国外每天看到中国的变化，特别心慌，觉得自己在中国的大变革中被丢掉了。而且，在美国呆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你又爱讲中国话了，爱吃中国菜了，爱交中国朋友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94年，我回到中国做了一段时间的咨询，后来又回去，发现自己不适应中国的变化。98年北大成立国际MBA，合作方之一是美国我所在的大学，一切都是天成。我跟北大有缘，北大多元化的视角、人文环境，北大的朗润园、未名湖，北大的前身都是我为之向往的。我自己、我姑姑、舅舅、姨夫、我父母还有很多家人都是北大毕业的。对我来说，赚钱也是一条路，但我赚了钱也不那么高兴，钱对我很重要，但无法使我感到自我实现。人一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样就会执着，我比较喜欢并很适应做老师，尽管工作很累，我从内心感到高兴。

　　本报记者：回顾一下过去，你觉得自己做的最为得意的事情是什么？最困难的阶段是什么时候？

　　杨壮：最困难的事情是环境对你的压力，回忆起来是94、95年，我回中国，那段时间精神状态特别不好，在美国呆久了，回国以后水土不服，看到中国的企业乱糟糟的，我做了近1年的咨询，看了很多不适应的东西，感觉很灰色。也就是在那段时间，我认识到了自己想要什么，要放弃什么，人生中有很多爱和痛苦，有很多迷茫、困惑，你要去追求什么，你的心理承受能力怎么样。我研究了一下自己，发现自己承受不了投资银行的压力，互相之间你死我活的竞争，去当职业经理人也觉得没有教授自由，去当政客，更不行，我从来不会讲更不想讲假话。我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要在思想上和工作上有充分的自由。1998年，到BIMBA后，不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我都遇到了很多挑战，但压不倒我，因为我喜欢。94、95年我给自己的人生打了个不及格，现在打了个及格，以后还能更好。最满意的事是在2004年与美国西点军校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让我和我们的学员有机会到西点去观察、体验、学习西点军校领军之道。西点领导力精髓对提高我们学员的国际化品格有决定性的影响。

　　人最大恐惧是不清楚如何选择

　　本报记者：作为一个学者，你心目中欣赏的学者是什么类型？

　　杨壮：我最欣赏的学者是要敬业、专注、说实话，有品格，有教养，不说大话，敢说真话。对学生、对社会、对自己负责任。学者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不能从众，更不能附庸。学者要公正客观，尽量反映自己独到的观点。

　　本报记者：借用一个书名《这一代人的怕和爱》问，你觉得自己或者这一代人心里的理想和恐惧是什么？

　　杨壮：我们这代人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政治斗争，风风火火。从小学开始，我们唱的歌都是做共产主义接班人，从小父母教育我们要有理想、有志向、有事业、有激情，将来要做大事，有出息。国家兴旺，匹夫有责。我特别荣幸能够赶上中国有史以来的改革开放，感谢邓小平，让中国社会全方位开放。今天的中国是历史最为辉煌的时刻，也是我这一生中最让人激动的时刻。我很兴奋能够在教育领域为中国社会的改革做点事。

　　在我20、30甚至40多岁的时候，我恐惧，走在纽约大街上担心被别人抢，在学习期间不知道未来前途是什么，在美国生活不知是否成为边缘人。94、95年不知道是应该当投资银行家还是继续做老师。我认为人最大恐惧是不清楚如何选择，何时放弃，内心没有定力。当你知道自己要什么，放什么时，你会变得自信，你的恐惧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