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将于北京时间今晚7时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公布。各方的预测也已接近尾声,但正如《华尔街日报》所言“预测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出了名的困难”,最终花落谁家只能看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评委们偏好谁了。
54岁梯若尔呼声最高 作为世界唯一使用定量数据来预测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机构,汤姆森公司旗下的汤姆森科技信息集团今年照例给出了三组提名:赫尔普曼(ElhananHelpman)和格罗斯曼(GeneGrossman),“因为他们对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贡献”;威尔森(RobertWilson)和米格罗姆(PaulMilgrom),“因为他们对拍卖机制的理论与实务的贡献”;梯若尔(JeanTirole),“因为他对产业组织和规制的研究”。截至目前,梯若尔的支持率为42%,远远超过其他两组。法国经济学家梯若尔在其20多年学术生涯中所作出的贡献足以令任何经济学家咋舌:300多篇高水平论文,11部专著,内容涉及经济学的任何重要领域。1981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梯若尔将研究方向转向了当时正在兴起的产业组织理论。1988年,梯若尔代表作之一《产业组织理论》出版,标志着一个新理论框架的形成。他最新出版的《公司财务理论》在2002年底再次引起轰动,在公司金融理论领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也有外界评论,梯若尔才54岁,对于一向偏爱经济学元老的诺贝尔奖,他会不会太年轻了点?另外两组候选人的实力也不可小觑。以色列经济学家赫尔普曼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格罗斯曼教授是国际经济与贸易的经济学家,研究方向包括特殊利益团体如何影响民主社会的决策过程。2001年两人共同撰写的《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一书,检验了地区和多边贸易协定可能采取的形式,以及企业为克服由政治压力引致的贸易壁垒而在国外投资的方式。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威尔森和米格罗姆在对策论和拍卖理论方面作出了特殊贡献。威尔森的价格机制研究的集大成之作《非线性定价》为他赢得了很高的荣誉;米格罗姆的经典著作《拍卖理论与实务》介绍了拍卖理论中的机制设计方法,成为了各国大学的教材。但汤姆森的预测有时不准,去年的获奖者就是它预测名单之外的人。
经济学家看好法马和巴洛 除机构外,一些经济学家也列出了自己的名单。其中,多次被提到的两人分别是法马(EugeneFama)和巴洛(RobertBarro)。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济学大师曼昆(GregMankiw)就在博客中写道,“我认为法马是一个出色的候选人,他对证券的资产定价模型进行检验并指出了其失误。”在芝加哥大学执教多年的法马教授研究兴趣十分广泛,最突出的是金融证券的价格走势以及由个人和企业決定的资产分配关系。法马最主要的贡献是提出了著名的“有效市场假说”,自那之后的30多年来围绕它的争论就从未停止。法马与诺贝尔奖获得者、同是芝加哥大学的米勒教授合著的《财务理论》和《基础财务学》也成为了理财学发展的里程碑,标志着西方财务管理理论已经发展成熟。另一位热门人物巴洛现为哈佛大学教授,同时担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巴洛主要研究政府支出与成长理论,他的著作《宏观经济学》已再版5次,被译成6国文字,是许多国家宏观经济学的首选教材。除上述两人外,也有人将诺德豪斯(WilliamNordhaus)列为候选,他率先提出了用碳排放税替换京都议定书的概念。勇于抨击布什政府经济政策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Krugman)也被一些人看好。现为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的克鲁格曼创建了新国际贸易理论,分析解释了收入增长和不完善竞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在1996年他令世人大吃一惊,他出版的《流行国际主义》一书大胆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不仅如此,他以深入剖析布什政府的政策而闻名,从加州能源危机、安然公司事件到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以及倒萨战争,克鲁格曼经常在大众媒体人云亦云的时候揭示布什政策背后的逻辑,与华盛顿的“御用”经济学家们形成了鲜明对比。
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具有比较优势 演讲嘉宾:罗伯特·蒙代尔(RobertA.Mundell),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货币和财政政策相结合理论的开拓者,蒙代尔这一理论和他关于国际货币制度史的系列文章,对欧元的创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此他被尊称为“欧元之父”。演讲主题:
金融中心、衍生品和汇率———探讨金融中心的比较优势,金融衍生品对金融安全的影响,以及人民币汇率问题。
今天我非常高兴能回到上海,在这里演讲。今天我们谈的主题是金融中心、汇率、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
人民币急升是疯狂的 目前,全世界的美元储备达到了5万亿美元,其中四分之一的储备是中国储有的。在过去的一些年中,中国从不到2000亿美元增长到1.2万亿美元,增速惊人。我们不得不担心这一货币体系会否发生什么变化。货币体系的变化的未来意味着什么?由于人民币盯住美元,每次美元走软,中国价格就会上升,而美元走强,而中国价格就会下降。美国出现生产率的上涨,让美国变得更加强大,使得中国和欧洲的地位发生了一些变动。由于人民币是盯住美元的,使得当时中国出现了一些紧缩。从1997年开始,中国的通胀率非常低,基本为零甚至出现负值。
2001年美国经济增速放缓之后,全球经济放慢脚步,美元走软,欧元走强,82美分兑1欧元,这个时期已经是完全不同的局面。2004年8月,中国通货膨胀率大幅度增长,月通胀率达到5.8%之高。国际上希望中国升值,我当时是说要保持汇率,目前的情况是很好的。2004年8月之后通胀率又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中国要改变人民币汇率,我当时说要保持,因为跟着美元上行下行,没有问题。
现在通胀率又增长了。人们又开始说中国人民币要升值要快升值,我觉得这样做是疯狂的,风险是很大的,因为一旦升了,就不能降了,会引发中国的衰退,这对中国是很糟糕的,会对世界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货币体系的规模和经济增长周期不一样。我们也许可以创建出一种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说不定我们可以在上海推出一个类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对于中国,对于上海来说,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金融中心。
人民币汇率应稳定在7.5∶1 谈谈人民币的情况。20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美元比较强劲,但是对于和它挂钩的货币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都会有一些紧缩。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经济非常之好。十年的经济繁荣一直到2002年、2004年,美元开始走软,欧元开始上升。包括中国和其他的一些国家,对美元有了升值的压力。
并不是一定不能够有固定的利率。人民币汇率还是有贬值的趋势,在1978年1美元兑2元人民币,1994、1995年则是1∶4、1∶5,以后是1∶7.8。也就是说,如果固定汇率,会带来紧缩的问题。达到2%、3%,甚至达到4%。1994年中国人民币开始贬值,是1∶5.5,当时贬值幅度太大,达到24%,导致紧缩,1995年又上扬了15%。这是因为国内经济出现了比较大的压力,就面临着反弹的压力。而后,IMF认为人民币应该自由兑换,造成1996年贬值。当时中国领导人认为人民币汇率应保持稳定,亚洲金融危机也保持这一立场。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即使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还是有非常好的表现。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货币供给。货币供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法。买进美元,以及来加大外汇储备。如果汇率保持稳定的话,通胀水平会与美国保持一致。比如巴拿马一直紧盯美国,通胀水平与美国也保持相一致的水平。
贸易顺差问题,这是中国必须解决的问题,外汇占比太大,有所扭曲,比日本、欧盟都大。
有人认为人民币应当升值25%、40%,但是这会对中国经济带来很大的压力,不能保持以往的增速而逐渐走向小康,减少贫困的工作力度也很大。过去25年当中,这是唯有中国能实现的目标。而与此同时,也是使得经济方面出现了比较健康的均衡。接着,我觉得要做的事情是,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汇率,保持和美元7.5∶1的水平。
中国五城市的金融竞争 我们一直在说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对于中央政府来说也必须要建设金融中心。
到了20世纪80年代,国际金融中心有纽约、伦敦、东京。主要城市金融中心的发展,只有一部分得到国际承认。
看一看中国的情况:香港、上海、北京、天津都是潜在的金融中心。天津可能要有很长的路要走。1910年-1920年天津是非常重要的区域中心。香港长期以来是金融中心,因为货币可自由兑换,而且能讲英语。深圳也非常重要。
上海是一个自然的资本市场,但是因为在上海会说英文的人不多,影响上海的发展。2001年在上海参加APEC峰会,很多人英语不怎么好,所以上海要在语言方面有所发展。
另外,获得中央政府的支持非常重要。需要通过法案进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如果中央政府给与一定的政策,上海一定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上海在货币兑换方面具有一些优势。与香港的一体化,也至关重要。货币兑换、软件开发、金融衍生品,所有这一切都是必需的。
一个伟大的金融中心,也需要一些象征意义的建筑,要进行实体基础设施的建设。
上海需要在国家金融政策中发挥大作用。人民币变得更加可以兑换,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会更加巩固和加强。还需要货币信贷评级体系,要有类似标准普尔这样的机构,很多方面要求非常高。必须要建立强有力的金融评级机构,还有金融服务的学校,要成为创新型、知识型城市。上海有巨大的潜力,好的大学、服务、开放的信息、可兑换的货币,在这一领域都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为控制变暖而牺牲经济” 演讲嘉宾:
托马斯·谢林(ThomasC.Schelling),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之所以被称为非主流经济学家,是因为他超越了传统经济学理性假说的范畴,他的主要功绩是开创并发展了“非数理博弈理论”,可以称作是制度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大师。
演讲主题:探讨控制温室及其与全球变暖的关系。
在20世纪下半叶,全世界关注的是如何管理和控制核武器。我想说的是21世纪上半叶,如何控制温室气体,这与控制核武器扩散一样需要关注。随着国际化、全球化,今天的世界同以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这方面全球要有一致的步骤来找到对策。
不要为控制变暖牺牲经济 之前在北京,我们与中国的科学家有过这方面的探讨。我发现中国的科学家对此抱着非常严肃的态度来研究,这说明中国政府十分关注这一问题的变化。对待这一问题,中国政府比美国政府更加积极,美国有些滞后,相对显得倒退。
对于地球来说,有二氧化碳、水,使得地球可以成为能够生息的地方,可以产生碳水化合物,生命得以形成。然而地球也有特别的一面,如果氧气浓度增加一倍,地球资源消耗将非常快,也会造成变暖问题。
如果温室气体聚集比较多,大气吸收太阳能的速度会加快。同时由于有温室气体二氧化碳,使得水蒸发得过快,从而造成温室效应。大气变化对于经济生产力、生态系统都会带来负面影响。比如北冰洋有加速变暖的趋势,北极熊由于变暖都睡不着觉,不能冬眠了。而对于发达国家、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不太受大气变化的影响,因为大部分经济活动都在室内条件下进行,比如金融服务、通信、医疗等。
农业是否会受到影响呢?实际上农业的比例非常小,包括美国也是,以农业为生的比例非常小。但我所知,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有一半人口都要靠天吃饭。从健康方面来看,随着大气的变化会使得昆虫导致的病毒传染会加速。
来看看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虽然两国天气差不多,但是新加坡发展较快,相对没有那么多的疾病。新加坡的医疗水平较高,儿童经常出现的常见病,有些病可以通过接种疫苗的方式很容易得到预防。比如感染了儿童疾病,如果卫生体制比较好,能够非常快地解决这些问题。
建议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要因为要减慢大气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而牺牲了经济发展。
减排关键要有具体行动 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框架协议》,只是个框架,没有强制性指标。俄罗斯、德国、英国在1990年实现了《京都议定书》有关要求。没有人可以预测自己是否可以在2020年能够成功达到这项指标。
前美国副总统戈尔曾经承诺2010年美国将二氧化碳降低到1990年的水平。然而没有人知道具体怎样降低排放以达到要求。如果戈尔真的当选成为总统,就会把《京都议定书》提交参议院审议,但是参议院会提出怎么做才能实现这些目标。到了那时,可怜的戈尔就会说我不知道,可能要思考一两年才能达到目标。
关键还是具体的承诺。比如汽油税收,把汽油的联邦税收提高1美元,说服人们选择更加高效的燃料。
如果面临全球性挑战,需要大规模大幅度的全球合作。需要主要国家做出承诺并兑现诺言。历史上只有一个类似的情况,“一战”时,前苏联、英国、美国,都尽全力通力合作。而在和平时期,唯一一个各国通力合作做出承诺的例子,是北大西洋公约。这是马歇尔计划的衍生品,16个国家要共同出资,偕同增效。在两年之后他们做出了这样的计划来划分这些美元的援助。北约成立后各国都兑现了他们的承诺,应对了挑战。当然一开始美国都给予了支持。所以,不要谈长期的二氧化碳减排,而是说当前立刻要做的事情。
25年前曾经发现通过碳沉降的方法来对二氧化碳进行密闭封存,虽然当时觉得很贵,但是现在看来不至于是电价的两倍。中国是一个煤炭大国,如果为了减少排放不得不放弃煤炭的使用,那将太遗憾了。
我非常希望有新的动向来推动包括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关注这一问题,而不是短期的减少排放。我非常高兴中国对此给予的高度关注。我相信在这一方面中美两国是大有作为的。
金融家不能光拨算盘 演讲嘉宾:
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S.Phelps),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誉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提出的“经济增长黄金律”正式确立了经济增长理论。
演讲主题:世界经济事件以及资本流动问题。
我非常高兴和太太一起来到这里。这是我今年第四次来到上海。
我知道在座的有很多都是来自金融界的嘉宾。我相信我是为数不多的相信金融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几位经济学家之一,特别是对创新非常重要。
企业家是商业创新者 很多经济学家继续相信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在进行政府的研究项目时,政府会给公司的研究进行补贴,在美国也是这样。他们认为科研是非常神圣重要的事情,大公司中的开发是非常重要的。
我的一位好朋友认为许多公司对技术方面过度关注。约瑟夫·熊彼得认为,仅仅是技术进步还是不够的,不足以推动经济。
根据现代的观点,企业家是大部分商业创新的创造者。现代学派的观点认为技术进步对于商业创新来说还是不够和不必要的。
不过,曾经创新是从上而下,但已经比较少了,在20世纪30年代自上而下的创新已经成为历史了。
金融扮演何种创新角色 如果要进行发明的商业应用,必需聘用非常有经验的经理进行运作。光有发明家是不够的,要有商业运作才能使发明成功商业化。再者,发明带来的产品必须要得到认可。所以从创新到最后的市场化,需要多个环节的配合。
再回头谈谈金融。一个点子提出来的过程,与融资的阶段一样重要,金融界跟任何一个创新项目有关系,因为它不断衡量一个创新的作用。
如果融资家不愿承担融资风险,那么这个点子可能早就流产了,所以其实除了发明家的创新精神外,创投家、金融家也必须有这样的创新意识。
对于很多金融家来说,可能光是打一打算盘,但新一代的金融家已经开始有比较创新的想法,使得很多创新能有资金的支持。金融界怎样才能更加健康?一个良好的金融系统,必须是很好的生态系统,首先要有创投家,在初期给予资金,这当中还要有一些被称为天使投资家的投资人,眼光独到,善于发现早期的投资项目。第二个阶段就是拥有比较大资金的创投家,通过他们的投入,使得项目可以快速地从一个种子发芽。还需要有金融家在创投家撤出之后快速补充,包括银行、股市、私人等都是很重要的力量。
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之快,这个阶段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原创的创新,可以使今后的中国企业在价值链方面提高很大一步。中国的行业必须在创新方面给予大力的支持。银行家和创投家必须有更大的视野,能够更多地支持,从而能为金融投入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