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庆后：“保卫者”导演的“离婚案”

　　2007年，有一个人差点成为“民族产业保卫者”，他是娃哈哈集团的宗庆后。

　　4月2日，《经济参考报》以《宗庆后后悔了》为题，披露宗庆后对11年前签署的合资合同追悔莫及，他表示，“由于当时对商标、品牌的意义认识不清，使得娃哈哈的发展陷入了达能精心设下的圈套。

　　4天后，宗庆后在新浪网接受在线访谈，九成以上的网民赞同与达能解约，宗庆后大受鼓舞。法国达能方面则迅即做出反应，它指责宗庆后过去几年一直在搞“体外活动”，先后设立了61家游离于合资母体之外的非合资企业，这些由宗氏家族掌控的“体外”项目规模及经营业绩甚至超过了合资企业。达能中国区总裁范易谋颇为动气地说，要让宗庆后在诉讼中度过余生。

　　如果从娃哈哈的产权衍变来透视，这场“离婚官司”的时代逻辑清晰可见。20年前，宗庆后用自己卖练习簿和棒冰积攒的钱办起了一家工厂，然而受体制所困，他不得不戴上一顶集体经济的“红帽子”，在后来的岁月中，他所做的事情就是把这家企业再“洗”回成自己的。1996年，他通过与达能的合资先是完成了第一次产权重组，后者出资4500万美元收购娃哈哈51％的股份，继而在1999年的产权清晰化运动中，他设法让政府同意把国有资产的54％转让给他和他的团队。在此之后，宗庆后开始大规模地设立“体外公司”，这些企业的产品使用的都是合资公司所拥有的娃哈哈品牌。2006年底，达能对他的这种行为提出抗议，并提出要么中止使用娃哈哈品牌，要么把“体外公司”卖给达能。宗庆后不从，随即以“保护民族产业安全”为名拉响了对抗的战钟。

　　从一定的时间跨度来看，宗庆后与达能的“离婚案”是新一轮“民族产业保卫运动”中的经典一幕。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企业界曾经发动过一场民族产业的保卫战，当时的标志性人物是长虹的倪润峰、联想的柳传志和TCL的李东生等，他们以“振兴民族品牌”为号召，依靠价格战一举击溃了跨国品牌。

　　新近的这一次“保卫战”则是在去年夏天突然发动的。其焦点则是跨国资本对本土企业的购并与反购并。2006年6月22日，湖南三一重工的执行总裁向文波在自己的博客里写了一篇《谨防徐工收购案抢点过关》，对美国投资机构凯雷集团收购徐工机械提出抗议。

　　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并购案也遭到了类似的命运，如浙江苏泊尔公司向法国ＳＥＢ集团出售61％的股份，再如温州德力西与德国施耐德公司合资组建德力西电气有限公司，均受到国内同行的强烈反对。

　　日后的事实是，除了徐工并购案被改变了控股意向外，苏泊尔和德力西两案最终均获得了商务部的通过。这些专业性很强的并购案，之所以会引起公众如何热烈的关注，成为“被诅咒的婚姻”，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心态的情绪性折射。人们对跨国资本在中国市场的超国民待遇原本就有不满，再与民营企业这些年的边缘化状态相对比，强烈反差自然会酝酿出非理性的、十分亢奋的公众情绪，在这些事件上，这种情绪得到了极大的宣泄。很显然，宗庆后挑战大股东达能，正是在这样的民族情绪背景下发生的。

　　娃哈哈与达能的舆论大战是今年上半年最热闹的财经新闻。但很多财经人士认为，饮料行业已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竞争性领域，国家保护已无必要，宗庆后试图悔约，缺乏必要的契约精神，而他企图挟民族主义狂热达到自己的商业目的，则更是不应该支持。更有记者在细致的调查中发现，宗庆后的妻女早在数年前就持有外国护照，从1998年开始，宗庆后及其家族在境外悄然设立11家海外离岸公司，并以它们为主体发展了39家非达能合资企业。也就是说，如果宗庆后能够把娃哈哈品牌从达能手中夺回，就“资本血缘”而言，也与民族产业无关。

　　一直到今年底，宗庆后与达能的这场“离婚官司”仍然尘埃未定，充满了种种的变数。它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式商业的种种变通与曲折，也展现出不同利益所有者对政策与环境的利用与角斗。

　　（本文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透过中石油，透过股市狂欢，人们看到的是中国经济上升期所伴随的资本躁动，以及非理性的市场繁荣。

　　而宗庆后与达能的“离婚官司”折射出的，是中国式商业的种种变通与曲折，以及不同利益所有者对政策与环境的利用与角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