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价格操纵发挥到极致的“股市第一庄”德隆将在未来很长时间里,无人能出其右:
有关联关系的上市公司19家;在整个“老三股”的操作中先后共使用了4万多个股东账户;合金投资、湘火炬复权后股价的最高涨幅超过1600%,新疆屯河复权股价后最高涨幅将近十倍;与大盘指数的累计偏离度最高分别达到1400%、1800%和1000%;市盈率于2001年达到最高,分别为500倍、150倍和超过150倍。
这一串清晰的、令人咋舌的数字背后,仍然是人们多年未解的疑惑:德隆何以能够一直做大到如此地步?
以毒解毒
与德隆相比,证券市场上的一切庄家都是小儿科。
根据上海、深圳两个交易所的监察报告,“老三股”自1996、1997年上市以来,股价运行长期背离大盘和公司基本面,时间跨度长达七八年。后来的调查表明,德隆操纵老三股的账户分布在全国30多个省市区90多个城市的500家证券营业部。
与此同时,中国证监会稽查局仅调查取证的资料就达到600多卷。
起诉书认定,德隆操纵市场罪名的时间,是从德隆正式入主三家公司的1997年开始的。但市场众所周知的是,早在1996年春天,德隆建仓湘火炬,1997年前主要是唐氏以个人名义在炒股;收购金新信托后,才演变成德隆等公司通过金融机构委托理财(相关:证券 财经)来炒股的形式。
德隆进入金融行业,以及炒股坐庄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更远的时间。
1992年,已经在一级半市场掘到了第一桶金的唐万新(唐万新新闻,唐万新说吧),急需一个资金高速运转以及大量融资的行当。这时候,新疆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进入他的视野。唐万新打通各种关节,终于得以参股新疆金融租赁公司。
1994年,唐万新带领他的“德隆老战士”大举进攻股市二级市场和国债期货市场,但在随后的1995年“327”事件中,唐万新在国债期货市场上被强行平仓,巨亏1亿元。据德隆高层王宏在供述中称,到1996年底,德隆资不抵债1亿元,德隆负债总额4.2亿元左右,其中挪用新疆租赁3.2亿元,而此时德隆总资产不过3亿元而已。
唐万新面临破产危机,唐在庭审中承认,他解决危机的办法是“以毒药解毒药”。
金新信托投资有限公司成为唐万新的狩猎目标。在中央清理金融秩序的风暴下,金新信托原大股东某国有商业银行意欲转手金新信托股权,唐万新通过新疆屯河曲线收购金新信托30%股权。于是,类似的故事接着在金新上演,唐万新继续施展腾挪大法,用多种违规手段在9个月内成功融资近7亿元,成功用更大的一包毒药化解了德隆1996年危机。
此后,唐万新通过金新信托在全国设立20多家办事处,建立委托理财业务融资网络,至此,一个后来被大量媒体称之为“融资老鼠会”的融资平台悄然形成。
1997年5月,唐万新主持了的北京达园会议。唐在会上告诉“老战士”们,德隆必须“考虑战略问题”。
这次德隆董事局扩大会议,在唐万新看来,确立了德隆“产业整合的战略路线”。
而根据武汉检方指控,实际上这次会议的实质是德隆确立了集中持有上市公司二级市场股票的操作方案。此后新疆德隆逐步完成了对“老三股”法人股的收购。
次月,德隆即入主合金投资,半年后入主湘火炬,并分步完成了对新疆屯河及其母公司屯河集团的收购。
坐庄三人行
“最开始操盘是我自己,1997年到1998年,我在金新信托上海宁武路营业部的时候有过一年左右。1998年我到北京去组建德隆总部时,就把操盘的工作交给唐万川和董公元,两人都直接向我汇报。买卖股票是由唐万川负责,董公元负责操盘。”唐万新在供述中说。
从1997年3月以来,唐万新、唐万川、张业光等德隆系核心成员统一决策,通过德隆系相关机构和个人融资和开立账户,大量买卖“老三股”,相关资金和股票的统计、调拨、买卖操作均由专门的统计和投资部门统一负责。德隆系在扩张过程中组织结构有较大变化,但操纵“老三股”的操作模式和架构相对稳定,其决策人员和核心操作人员始终未变,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和一致性。
唐万新、唐万川、张业光等组成的决策层负责指挥。1999年元月之前,这三人就是买卖“老三股”的决策人员。而且,唐万川还负责投资指令和资料统计,张业光还负责投资技术和操作人员管理。
1999年之后,金新信托投资部成为德隆系买卖“老三股”的运作中心。该投资部由张业光任经理,唐万新直接主管该部门,唐万川亦参与指挥和管理。
2001年,德隆成立了上海友联。知情人士说,德隆成立友联,主要是因为金新信托在指挥和调配德隆庞大的金融帝国方面已经非常吃力。“成立上海友联,实际上就是因为德隆以前的那种操作模式和架构已经玩不转了。”
2002年后,上海友联取代了之前的金新信托,管理德隆所有金融机构,唐万新、张业光和唐万川继续负责“老三股”买卖的决策指挥。三人分工为唐万新主持上海友联整体工作;张业光为上海友联执委,主管各证券公司;唐万川是上海友联执委,主管证券投资。
三人决策层面下,王恩奎为主的统计部门负责所有资料和仓位的统计与调拨,该部门相对独立并直接对决策层负责。德隆系买卖“老三股”的资金使用、持仓统计汇总和抵押融资股票的跨机构调配,均由统计部门统一负责。
实际上,王恩奎虽为统计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但始终没有明确的职务,1999年初王恩奎到金新信托工作并从唐万川手中接管统计工作后,负责非金新信托所属营业部的统计等业务。2002年7月王恩奎到上海友联工作后,继续全面负责统计工作,德隆系各金融机构负责统计业务的投资部直接对王恩奎负责。
董公元为主的投资部门负责买卖操作,该投资部门是德隆系的负责交易“老三股”的唯一机构,相对独立,直接对决策层负责。
1999年前,唐万川、张业光负责指挥,洪强、张龙具体操作;1999年以后,金新信托投资部全面负责德隆系“老三股”的交易。德恒证券成立之初,曾有数月时间负责过“新疆屯河”股票的交易,但很快又转回到金新信托投资部。
金新信托投资部主要由董公元根据唐万川、张业光指令或王恩奎的统计表指挥操盘人员,通过电话向各营业部下达具体的买卖指令,营业部员工在接到买卖指令后完成实际的交易操作,关于交易价格,如果需拉高或走低,由唐万川或张业光直接发指令;如果在2%或3%内小幅度波动,由董公元决定。
2003年9月,董公元负责的金新信托投资部整体划转到中企东方名下,职能未变,直至“老三股”崩盘。
六大操纵手段奠定
“中国第一悍庄”
从操作手法来看,上海、深圳交易所对德隆系46个操作主体所控制账户的交易情况分析表明,德隆控制的4万多个账户在1997年3、4月至2004年4月的整个操纵过程中,长期大量买卖“老三股”,利用持股优势,连续买卖、自买自卖、高买低卖等非理性交易和反复除权填权等手法影响和操纵“老三股”股票价格,致使股票价格严重背离上市公司基本面和大盘。
根据一些数据可以得出结论:德隆系操纵“老三股”的过程是连续的。德隆系在1997年3、4月至2004年4月的整个操纵过程中每日都持有“老三股”,而且在绝大部分交易日发生交易和自买自卖。
德隆系利用持股优势操纵“老三股”的迹象是,德隆系持有“老三股”数量占流通盘比例超过30%的天数、占市场总交易天数的比例全部在85%以上,最高持仓比例全部高达91.5%以上,持股优势明显。
连续买卖操纵“老三股”的证据是,德隆系交易“老三股”的天数占市场总交易天数的比例全部在92%以上,交易量占市场总交易量的最高比例全部在99%以上,合金投资的最高比例为100%。
此外,德隆系还自买自卖“老三股”的天数占市场总交易天数的比例全部在84%以上,自买自卖量占市场总交易量的最高比例全部在99%以上,合金投资有8天的自买自卖比重为100%。
再者是高买低卖的方式操纵“老三股”。德隆系买卖“老三股”的买入均价高于卖出均价的天数占市场总交易天数的比例全部在41%以上。
反复除权填权的方式也是他们惯用手法。整个操纵期间,“老三股”每只股票都曾进行5次以上的除权,而且随后均完成填权,使“老三股”的市场价格远远低于其复权价格,从而隐蔽了股票价格的实际拉升。
德隆系在操作湘火炬股票的后期,还利用拉抬尾市的手法维持湘火炬的股价。从2003年8月1日至2004年4月中旬的超过150个交易日中,有100天左右尾市五分钟股价上涨,尾市涨幅超过1%的天数为30多天,占总交易天数的20%,最大尾市拉高幅度超过10%。
根据德隆被审判时的公诉材料,德隆系操纵“老三股”盈利情况,按移动平均成本法计算,截至2004年4月14日,操纵合金投资实现非法所得30亿元,余股市值33亿元,余股成本45亿元;操纵湘火炬实现非法所得近50亿元,余股市值47亿元,余股成本70亿元;操纵新疆屯河实现非法所得23亿元,余股市值33亿元,余股成本47亿元。三只股票共计实现非法所得101亿元,余股市值为113亿元,余股成本为162亿元。
继达园会议之后,1998年8月,唐万新在上海召开后来被业界称之为“太阳岛会议”的新疆德隆董事局扩大会议,继续明确集中持股方案。
1999年5月19日,中国股市井喷,史称“519”行情;在随后的2000年,股市大牛。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劝说唐万新高位出货,但唐万新显然看好股市的继续走势,“道理很简单,中国的GDP产值是美国的3倍,但中国上市公司股票的市盈率却不及美国公司的一半”,“只要你选择业绩好的股票,长期持有,肯定赚钱”。
2000年3月,德隆收购重庆证券,并改名为德恒证券,由王恩奎负责,参与老三股的买卖。到2001年年底,通过长期的运作,德隆老三股的股价上涨幅度全部超过1000%,其中最早开始运作的沈阳合金涨幅更是超过1500%。德隆凭借这种超乎常规的举动,奠定了自己“中国第一悍庄”的名声。
外界对德隆在1999年的大行情中为何没有退步抽身始终猜测纷纷。不为人所知的是,在1999年底德隆曾经短暂出局“老三股”,但很快又重新更深程度地进入。这一点也被一位监管部门的人员解释为,监管部门在德隆问题上为何一直不作为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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