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钩论”不成立美国经济二季度可望反弹

　　美国经济在2008年是否会走向萧条？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的相关性究竟有多深？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而言，如何应对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在2008年，中国要面对的课题还有哪些？就这些问题，近日，第一财经频道《经济学人》节目与《第一财经日报》联合专访了花旗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

　　“脱钩”理论依据的误区

　　《第一财经日报》：谈到2008年国际经济与中国经济增长展望，出现一个词汇叫“脱钩”，我大致理解为，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的增长可以各行其是，也就是说，美国可能会衰退，但中国还是会独善其身。而你发表的一些文章并不同意这个说法，为什么呢？

　　黄益平：我不同意“脱钩”的说法，最主要的原因是，今天这个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的时代意味着，各个经济体之间的相关性不断提高，而不是变得越来越独立。我们曾经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和亚洲经济增长、美国经济增长，以及与其他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发现相关性在过去十年中有大幅度提高。

　　资本市场变化也是这样，相关性其实是增加而不是降低了。过去十年，中国和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 “钩”，可能挂得更紧了，而不是“脱钩”了。

　　支持所谓“脱钩”理论的依据是说，亚洲区内贸易在过去十年有大幅度增长。如果亚洲国家和地区之间可以相互增加贸易，也许有一天，我们就不需要美国贸易而保持增长。这里有一个误区。我们仔细分析亚洲的需求贸易时发现，80%的区内贸易都是中间产品产生的，只有20%是最终产品产生的，而最终产品的60%仍然是输往发达国家，留在亚洲区内的其实不到20%。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美国对我们的产品没有需求了，在亚洲蓬勃兴旺的区内贸易，尤其是中间产品的贸易，可能也会在一夜之间消失。

　　反过来，是不是美国经济萧条了，我们也会走入萧条？这个我当然不太同意。有两方面问题，一是，过去十几年，“钩”肯定是挂得更紧，而不是“脱钩”，但另一方面，我们宏观经济基本面有很大改善，尤其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如果美国经济状况不好了，对我们的产品需求减少了，我们政府完全有能力采取一些财政政策支持国内的需求。所以，也许我们会保持相对比较稳健的增长，但这和我们原来理解的“脱钩”不一样。

　　如果中国强大到国内需求能够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我们对外部的需求依赖度可能会减少，这是一个大方向。但在过去几年，中国对外部需求的依存度越来越高。所以，在短期内起跑，我觉得不太现实。

　　《第一财经日报》：2008年美国经济可能会减速，全球可能也会面临一定下滑。你觉得2008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大致会怎么演变？

　　黄益平：关于2008年的贸易保护主义，有两方面需要着重观察：第一，政治活动变化，尤其是大选，像贸易问题，可能会首当其冲；第二，如果美国2008年经济萧条，或者经济增长速度滑坡非常大，意味着它的劳动力市场可能会减弱，失业率可能上升。一旦失业率上升，对政客来说，就需要找更多借口。从这两方面看，2008年，外部账户不平衡的压力和对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压力，可能会更大一些。

　　2008，无拐点？

　　《第一财经日报》：你们在一些分析文章中对2008年，事实上没有那么悲观，认为没有拐点，美国经济可能也没有那么危险，能不能就这个问题作一些阐述？

　　黄益平：美国经济在2007年第四季度到2008年第一季度，可能见底。从现在的一些短期经济数据看，增长速度下降确实非常大。我们预期，2008年第一季度增长速度可能是1.5%。金融状况指数一直是不断恶化，再加上综合的金融模型预测，美国经济走向萧条的概率，已经到了接近50%的速度。所以，情况比较严重。

　　但是我们相信，美国经济还不会出现萧条。我们的基本预测是，2008年的增长在百分之二点三左右。这也就意味着，第二季度会出现很明显的反弹。为什么美国经济可能不会这么糟糕，主要有三方面理由：第一，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美国经济疲软，主要集中在跟房地产相关的行业，除了房地产以外的经济活动，基本还保持在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二点五之间的增长速度；第二，尽管经济状况、金融状况有所恶化，但是家庭储户和非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依然很健康。这对于下一步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是有支持的；第三，对美联储有信心，对于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有信心。他们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我们的基本预测是，应该不会出现太糟糕的状况，但市场和经济本身依然是在迅速发展过程中，对风险还是要高度重视。

　　《第一财经日报》：看2008年美国经济，确实像你提到的那样，是看房地产。现在有两派的数据判断，第一派说，要去看美国新开工建设的数据，这数据已经开始有所回升；另一类数据，是看美国的房价。你觉得哪一类数据能够提示更多的关于2008年的经济信息？

　　黄益平：我觉得这两个可能都很重要，但我所看中的经济数据是，在房地产市场上的存货。如果存量依然非常高，就意味着对价格依然存在压迫，有往下的压力，如果存量一下子被消化掉了，可能不用非常担心。

　　我们所面对的存量，已经从最高点有所回落，但仍然非常高。我们可以预期，2008年房地产价格平均可能还要下降4%~5%左右。目前从最高点已经下跌9%。整个周期内，房地产价格调整，可能会达到13%到14%。对经济增长，对于直接住宅建设，对于消费，还是一个负面的因素。

　　《第一财经日报》：你们怎么判断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态势呢？

　　黄益平：如果美国经济没有出现萧条，而像我们预期的百分之二多一点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状况，应该还是非常良好。我们预计的增长速度，大概继续保持在11%左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投资依然会占主导地位，因为消费复苏的速度不够快。有很多人觉得，我们的消费已经有很大的改善，尤其是社会零售总额的改变。但如果看零售总额去掉通货膨胀的速度，实际上变化并不是那么惊人。外部贸易，贸易顺差，和经常账户顺差，可能不会出现转变，从总量上来说，可能还会继续上升，不过按占GDP的比例，会出现一些回落。

　　汇率改革和资本项目开放

　　《第一财经日报》：最近，出现很多金融业“走出去”的案例。但你的观点是，应该有所警惕，需要做好准备。能不能做一些展开和解读？

　　黄益平：做很多投资，中国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但在开放的过程中，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要做深思熟虑的投资，而不要一涌而起。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末做投资，曾经把全世界的市场都震惊了。

　　《第一财经日报》：几乎把美国都要买下来了。

　　黄益平：对，大家都认为美国都要被他们买下来了，但是几年以后，一下子烟消云散。我们当然要避免这种状况。另外，我们的国有机构很多，大家要避免相互竞争，抬高资产价格，最终受到损害的是自己。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们一出口，会对国际市场造成冲击。如果大幅度购买其他国家的资源、资产，会引起涨价，引起其他国家政府的担心。所以，要谨慎一些。

　　过去两三年，在调整外部平衡方面，过于强调开放资本外流，开放资本市场，开放资本账户的管制，而忽视了对于汇率灵活性的改革，在短期内可以理解。但如果一再强调这样的开放，一旦把门打开了以后，我们的汇率显得相对比较保守，而风险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天风险是这样走，明年风险可能就那样走，如果在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匆忙把门户全部打开，会有相当的风险。

　　《第一财经日报》：你的意思是不是，在汇率改革和资本项目开放这两件事的次序方面，还是要先做汇率改革，再做资本项目的开放？

　　黄益平：应该是同步推进。当然，对于有可能引发大规模资本流动的项目，应该要谨慎实施。

　　《第一财经日报》：你们在一些文章中提到，在未来的五年，中国资本项目可能要完全放开。你们现在还坚持这样的判断吗？

　　黄益平：我们觉得这种可能性应该很大。我觉得，对两个必要条件要密切观察。第一，国内金融机构的健康状况，如果国内金融机构的健康状况不好，就不能开放，开放了以后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第二，就是利率市场化的问题。我们所说的汇率，其实和利率紧密相关。两者合在一起，就是资本的价格。如果在利率没有市场化的情况下，盲目放开汇率，就可能产生两个结果：一是市场本身不知道怎么定价；二是也会带来很多冲动。许多人有很多其他各种各样的条件，但我觉得这两个条件是最核心的。

　　《第一财经日报》：我们现在利率市场化的步伐虽然一直在前进，但是也还没有实质性的最后解决。

　　黄益平：是的。比如现在银行间的市场，正在慢慢发展，还需要有一个完整的过程。

　　《第一财经日报》：我们的基准利率还没有找到。

　　黄益平：对，我们还需要有基准利率。债券市场需要大幅度发展，需要有一个没有风险的收益曲线，可以评估资本的价格。应该说五年我们是有信心的。但没有人能保证，什么时候会发生。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如何在新的国际经济政治背景下，树立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呢？我们要保护好自己，同时还要在国际和国内取得平衡呢？决策层可能要考虑的最重因素是什么？

　　黄益平：我觉得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要把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考虑在一起。过去五年，我们的很多决策，短期利益所占的地位比较重，我们要解决的是结构性问题。政府一直在说的，希望能解决的问题，比如投资增长快、贸易顺差大、外汇储备增加快、通货膨胀压力上升，以及能源的利益效率不高，再加上资产价格的风险在上升，但这些没有出现很明显的改善。为什么？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还是喜欢高增长、更多的就业。所以，在讨论政策以解决刚才所说的宏观经济风险的时候，一旦遇到紧缩措施，必然会有一些调整，必然会有一些失业，必然对经济增长有影响，这样阻力就比较大。短期内看，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决策者已经看到风险了。所以，在今后的决策中，把长期利益提到更高的高度，和短期利益结合起来，可能更有助于解决宏观经济中的一些风险。

　　黄益平

　　● 1987年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 1994年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 曾担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高级讲师兼中国经济项目主任、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讲座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世界银行客座研究员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研究领域

　　● 宏观政策、金融改革与农业发展等

　　黄益平推荐书籍

　　● 格林斯潘自传《动荡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