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富股市“税种”生态 抛弃税收“调控工具论”

   两会期间，由民建中央提交的《关于完善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税收政策》的提案，成为今年全国政协编号为“0001号”的提案。该提案认为当前中国资本市场税收政策还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迫切需要相关的配套税收政策。

方案认为，资本市场的税收政策应以合理投资为导向，倡导长期投资、抑制短期投机、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扶持中介机构健康发展为政策取向，建立起多层次、多环节、协调征管、体现公平的资本市场税制。

　　中国的资本市场具有典型的“新兴加转轨”特征，并长期承担了很多具有行政色彩的功能，如国企圈钱改制、股权分置等，因此，算不上是一个优化资源配置和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成熟市场。与此对应，依附于资本市场的税收政策也就更不完善，甚至被认为是用来干预和调控市场的工具，如印花税等。整体而言，中国资本市场的税收方面只有临时性的规定和孤立的税收设计，既不完整，更不够规范，随意性大，立法基础不够。这是新兴市场转轨期的“并发症”，虽可理解，但须在立法方面与时俱进，逐步加强。其次，资本市场的课税面有限，对一级市场的投资行为、二级市场上的交易差价收入（证券所得）、国家股和法人股的投资所得、场外交易、有价证券的继承和转赠等，都面临税收缺乏，债券市场和期货市场的税制基本是空白，这显然对实体经济和中小投资者来说很不公平。正如方案中所提到的，不完善之处还有税收政策调节分配的功能比较弱、存在重复课税现象、税赋不均和资本市场税制不公平、对个人投资者从上市公司分配到的收益要征收所得税而对买卖差价收入未征税等。

　　随着中国着力建设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以及市场框架的逐步建立，相应的税收改革必须跟上，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要求：其一，在课税的技术层面，实现多层次和多环节的税制改革。即要建立覆盖整个资本市场以及全部证券投资品种的税收体系，并合理地贯穿于资本市场的发行、交易、收益所得及财产转让全部四个环节，制定以交易行为税和收益所得税为双主体的复合型税制；其二，坚持体现公平的课税原则，即资本市场税收政策的各项功能要均衡发展，特别是宏观调控、收入分配调节功能要加强，公平性要得到更好的体现。

　　应该说，该提案是一个针对多层次资本市场税收政策的全面规划，但从目前来看，规划超前于当下处于起步阶段的多层次市场，特别是多层次税制设计方面，必须照顾到新兴加转轨的市场特殊性，涵盖全面的税种理应在市场培植的同时，逐步推进，先种树，后摘桃，这也可以防止税收部门利用新制度从市场过度获取，不利于市场的成长。不过，行政当局应该积极研究发行、交易、收益所得及财产转让环节征税的可能，目前具有“惰性”的税收体系不公平、不合理、不科学，应及时改革。在贯彻公平征税的原则方面，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和相机调整，尤其是对已有不合理的税收政策，应该及时完善。

　　例如目前备受市场质疑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其税率的变更缺少法律基础，而过高的税率被认为是调控市场的手段且对市场有害无利。去年提高印花税后，全年征收印花税2062亿元，而同期中国上市公司的分红加转增部分仅为1800多亿元，投资者从上市公司获得的分红回报还不够交易成本，这是鼓励投机的政策。尽管有声音认为不应以调整印花税救市，担忧调整印花税是行政干预幽灵重现，但这种声音从技术上忽略了税制的合理性问题。行政当局应该令税率回归到正常的稳定的水平，并重新设计更为合理的有利于市场健康的差别比例税率。

　　目前，公众所关注的也不仅仅是资本市场的税收是否合理，而是对整个税制设计和其能否保持公平表示怀疑。去年，中国税收达到史无前例的4.9万亿多元，增长31.4%，还不包括关税、契税和耕地占用税。而与此同时，因公共服务缺乏，导致民众防御性储蓄，表现为全社会消费能力不足，为经济结构转型带来困难。以个人所得税为例，工薪阶层成为纳税主力表明征收起点过低，这很不公平，一方面削弱了公众消费能力；另一方面，国家财税没有提供应有的公共服务。现代政府的税收和财政属于其服务职能的“一体两面”：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目前中国存在较为明显的问题是，取得过多，用得过少，这从以较小的GDP规模而超越日本税收总额可以看出，而中国公众面临广泛的医疗、教育、养老保险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此次两会开始，代表和委员们比较密集地关注税收不合理性问题，如宗庆后委员认为个税起征点提高至5000元，张茵委员建议给月入10万的富人降个税，显见从穷人到富人的各个阶层都不满意当前的税收政策，而此前有关全国每人发1000元红包的讨论更体现了公众对财政税收过度膨胀的不满，尤其是在通胀如此激烈的情况下。中国的政治改革正在努力转型为服务型政府，并实现社会公正。这就要求从技术上调整税收体制，令其起到调节收入差距、引导资源合理配置等作用，在这方面，资本市场、实体经济以及个人所得等方面征税体制均需要改善。在财政使用方面，应该从财政预算的透明化开始，接受公众监督，政府应该抛弃长期秉持的干预主义，退出市场，提高公共财政水平，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