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多个亚洲国家减少了大米出口量，作为全球大米价格基准的泰国大米报价3月27日从每吨580美元涨到了每吨760美元，涨幅超过了30%，达到了20年来的最高点。印度、越南等产粮大国近日也纷纷宣布加强粮食出口限制，提高粮食出口价格。
受国际粮价上涨影响，国家发改委于3月28日宣布，再次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经过本次上调之后，50公斤小麦和水稻的收购价比去年提高了3~7元不等。
自去年以来，高位运行的粮价已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并成为推高CPI的直接元凶之一。尽管国家发改委、粮食局等政府部门通过提高农业补贴、抛售储备粮、加大出口管制等手段加以调控，但仍然没有能阻止粮价上行的势头。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月份CPI同比上涨8.7%，其中粮食价格比去年同期大升23.3%，占当月CPI涨幅的八成以上。粮价上涨是外因还是内因？是国际粮食危机的集中爆发，还是国家产业结构失衡的结果？破解国内外高粮价迷局出路何在？
油价推高粮价？ 联合国粮农组织在今年2月份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粮价在2007年上涨了近四成，严重影响亚洲部分国家。有分析认为，粮食需求的增加，石油价格高企以及气候等一系列因素，可能使大米、小麦和牛奶等生活必需品的生产长期保持高成本，粮价将继续处于高位，而石油价格高企的影响显现得也越来越明显。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发展战略处处长高辉清撰文指出，去年世界粮价上涨根源于美国使用玉米提炼乙醇，以代替日益增长的石油需求。而美国的玉米产量占世界的40%，美国玉米出口占世界的70%。由于玉米供需不平衡产生的"替代效应"，带动了小麦、大豆等其他粮食产品的一波上涨行情。分析人士指出，去年美国通过玉米提炼出的乙醇量为50亿加仑，为美国节省的汽油不到美国汽油当年存储量的1%。而正是这1%，让去年全球粮价上涨了近四成。
今年以来，受美国次贷危机延续、美元持续走软的影响，欧佩克国家为保证收益，于2月份宣布减少石油生产量，在人们的一片惊呼中，国际油价相继跳过100美元/桶和110美元/桶两道大关，一步步突破心理底限。高油价背景之下产生的高粮价比任何时候都顺理成章：一方面，高油价坚定了美国发展生物能源作为石油的替代品的决心，尽管遭到粮食进口大国的反对，美国仍在2007年12月通过新的能源法案，宣布在2022年之前，将制造玉米乙醇的总量上升到150亿加仑。印度和东南亚等国近日对粮食出口的种种管制行为，从一个侧面解读出这些粮食产区对未来粮食经济的担忧。另一方面，高油价通过化肥等农资产品传递到农业生产过程，提高了农民的种粮成本，这种传递也必然在粮食价格上体现出来。
保卫18亿亩底限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研究数据显示，2007年全球粮食库存降到20多年的最低点。研究特别提到，虽然亚洲一些国家削减
农产品进口税，暂停粮食出口，增加粮食库存和扩大种植面积，但经济的急速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不但不大可能在短期内大幅度扩大水稻种植面积，反而在吞噬耕地和争夺有限的水资源。
中国的耕地面积从1998年的19.45亿亩下降至2005年的18.31亿亩，而耕地保有量保持18亿亩，是"十一五"期间我国提出的约束性指标。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工业用地对耕地的蚕食加剧，尽管中央对农业用地的使用和转让做出了诸多限制，但地方官员为了追求政绩，在"经营城市"、"以地生财"的观念指导下，大规模兴建开发区和开发房地产。在地方和中央"侵占-清退-再侵占"的博弈中，大量的耕地流失或者抛荒，农民向城市务工人员转变。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估计，到2007年10月，全国抛荒耕地在9000万亩左右。
粮食生产成本增加，农民种粮积极性受到挫伤则是粮食总产量徘徊不上的另一原因。自199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51230万吨的历史最高水平后，我国粮食产量开始大幅下降，2003年降至43069.5万吨。在中央加大支农投入、出台相关惠农政策之后，从2004年开始出现了连续4年的粮食增收，去年粮食总产量达到50150万吨，但还没有恢复历史最高水平。制约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因素有多个方面，除了长期"剪刀差"造成工、农业产品价格差距过大之外，加入WTO之后国外农产品进口剧增，压低了国内粮食价格，导致农民增收缓慢，另外中国农业又被称为"化肥农业"，占据世界耕地面积7%的中国，却使用了世界化肥量的35%。在城市化进程加速和农业自身高投入、低产出特性的双重积压下，农村劳动力纷纷向城市转移，农村土地出现抛荒现象，稀缺的土地资源被闲置和浪费，使本来已严峻的粮食问题雪上加霜。
提高单产出路何在先来对比这样一组数据：据历史学者统计，西汉平帝时期，全国垦田数为618万顷，人均耕地面积14亩，到宋真宗时，人均耕地面积更是上升到了23亩。而按照18.31亿亩计算，中国现有人均耕地仅1.4亩，但去年中国并未出现饥荒，还实现了谷物出口840万吨，其中的原因无非是良种、水利、化肥等因素带动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联合国粮农组织特别指出：长远而言，解决粮食问题的关键是提高整个亚洲的粮食单位产量。对于中国这个农业大国和人口大国，解决粮食问题还多了一层含义：只能自力更生自我满足，手中有粮才能心中不慌。
中国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赵俊晔等人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国的良种普及率已经达到80%～90%以上，良种的普及率也已不再是限制单产提高的主要因素，化肥、农药的广泛使用对粮食产量已呈现出边际递减效益，并作为农业投入成本加剧了农民负担，而气候对农业的影响依旧深远。
今年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在谈到2008年政府如何应对农业问题时，提出了5项措施，分别是：大力增加投入，强化和完善农业政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完善农业科技推广和服务体系，全面推进农村改革。分析人士认为，2008年国内外粮价总体运行势头是高位趋缓，而"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本届政府高度重视的战略问题。在推广良种和加大农资补贴之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多种举措调动农民积极性，提高粮食产量，诸如继续坚持退耕还林政策，完善水利、道路、通信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科技成果在农业上的转换，当然也包括"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济"。
众所周知，中国的农业是弱质农业，风调雨顺或旱涝灾害对农业产量的影响尤为深远，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包产到户"虽然在制度上保障了农民的所得，但其形式和传统的小农经济依旧非常接近，"原子化"、"补丁化"的各自为政，无法形成产业化集体抵御风险，也制约了农业机械、农业基础设施等规模化经营手段的推广，而过去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也逐步呈现边际效益递减趋势。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如何切实"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济"，也考验着本届政府改革的决心和尺度。 (来源：中国审计报)
(责任编辑：王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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