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田勇：证监会规范大小非解禁透露"不希望股市再跌"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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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监会不希望股市再跌了”

　　“资本市场的税收有下跌的空间”

　　“中国上市公司分红比例偏低”

　　“上市公司想的是圈钱，让他从兜里掏钱他就不愿意了”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谢谢。

本来我今天上午主持中小银行的主题，主办方请我谈一些股市的观点。我没有做太多准备，从证监会出台了对大小非解禁的文件开始说，刚才曹教授和王老师都谈到关于讨论救市的问题，在证券学术界大家争论非常多，政府对股市现在有点不管不问，有点麻木的状态，愿意怎么跌就怎么跌。但从昨天证监会出台的文件来看，我们感觉到至少它出了一个信号，监管层对股市还是很在意的，也是很着急的。不太希望股市再往下跌了，所以出台了文件。

　　这个规定不是不让大小非解禁，而是想控制一个注意比例，比如一个月减持如果超过1%的话，让你走大宗市场交易，就是你仍然可以全流通，只不过不要在二级市场上卖，你走大宗交易，这样就可以不对二级市场的价格形成冲击。可以说证监会用心良苦。股权分置改革，当时已经更了大小非权利了，这个权利你答应了，如果现在仅仅为了保护市场，说现在都不能再卖了，那显然是前后矛盾的，而且这样的话搞股权分置改革就等于做了一件没有意义的事。证监会出台这个规定，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既保持大小非能够减持，具有流通的权利，同时我对操作一定量之后减持方式作出限制。通过他的良苦用心我们感到，至少证监会现在对股市的确不希望股市再跌了,有这种思路。

　　关于救市的问题，我想就几种救市的方式谈谈我的看法。大家都说要救市，采用什么方法救市呢？刚才坐在这儿一直想，也就几个方面：一，我们能不能放松一下从紧的货币政策，或者直接给股市中注入流动性，就像美国救市的方式，这样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比如政府大量买入，这样可以把大盘推高，但我想这种救市方式政府是否会采纳，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来看争议非常大。98年香港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香港为了顶住索罗斯对港股的打压，他采用了政府直接出面救市的方式，买进大盘指标股，把股指硬性往上拨，之后这种做法遭到了国际社会的非议。所以我们想，救市最好还是采用一些能够更市场化的方式来做，我曾经谢过一篇文章谈这个问题，这次美国发生次级债危机之后，美联储也紧急往市场中注入流动性，其实主要的担心是金融机构受次级债危机的影响，大面积出现亏损、倒闭，进而影响到整个经济。注入流动性是不让金融机构大面积倒掉。如果说把美联储注入流动性认为是救市的话，其实这种救市是项庄舞剑的救市，其实我注入资金的目的是不能让金融机构倒了，不能让金融机构倒了之后才能保持社会上投资与消费的信心，有利于信心的恢复。所以救市的目的是为了救经济，保持宏观经济不要衰退，他的出发点是这样的。

　　而中国，我们现在面临的是经济增长偏快、物价水平过高的情况，如果现在政府大面积向市场公开注入流动性的话，其实是对过热经济、过高的物价火上浇油。所以综合市场化手段和我们要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来看，我们认为如果我们采取一种贸然放松从紧的货币政策，向市场大量注入流动性这种方式来救市，应该讲并不是可取的做法。这是我想到的第一点。

　　第二点，证监会开出股指期货。在股市去年涨到五六千点的时候大家就认为股指期货不能开，因为股价太高，一旦开股指期货市场会形成巨大的做空动态，会把股指打压下来，所以不能开了。现在跌到一个比较低的点了，所以我们认为股指期货又可以开了。但是我想说，股指期货能不能开，大家可以考虑这个问题，其实有几个方面：第一，股指期货如果开设，对现货市场也会起到一定的资金分流作用，跟开设创业板市场道理是相同的。第二，我们在95年327股指期货事件爆发以后，其实我们已经对金融期货有点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感觉，怕开出来我们控制不住，我们担心这个问题。因为股指期货针对沪深300指数，一共300支股票来操作，如果一些机构手中筹码大的话，其实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现货的走势，继而获利。

　　还有一个和奥运有关系，现在QFII指标在不断扩大，大量热钱都想往中国涌入，如果我们开股指期货以后，这块热钱在里边翻滚，会不会更中国资本市场带来意外的变故，或者会不会对资本市场发展带来比较大的冲击。这也要探讨。

　　综合来讲，股指期货未来从发展方向来讲肯定要开，但我一直有点担心，因为在奥运会前，我们能不能开还不得而知。开通股指期货以后可以刺激现货市场交易，股票出现双向波动，股市跌的话也可以挣到钱，这样就不会说股市一下跌股民怨声载道，这种情况会消除，至少双向都可以盈利。但是现在能不能开？我认为这个问题还要再考虑一段。

　　第三，关于印花税问题，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以对待农业税的情怀来面对印花税。当时在网上挂了以后讨论的非常多，后来我自己觉得写得有点冒。我要表达什么意思呢？我们的税收政策国家一直把它作为调节经济的职能，或者说引导经济、产业发展的杠杆，希望税收政策能起到杠杆的作用。中国资本市场这几年发展非常快，但我们看到，即便是到去年发展最快的2007年。我们回过头来看，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相比大概已经达到了二八开的局面，银行直接融资仍然是在社会融资中占据主导地位。我们未来仍然还需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因为从税收政策来看，我们当初为了吸引外资到中国来，所以我们就给外资一个很低的所得税，甚至给他免营业税。我们为了让农民有更高的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因此我们就免征农业税，税收跟国家希望引导这个产业方向是相适应的。

　　我同样在想，我们是不是未来还要鼓励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如果站在前两个税收优惠来看，如果抱这一种资本市场的发展可能比银行业的发展还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占太低，融资的模式可以更好提高融资效益，我们鼓励发展融资市场，资本市场税收还是有下降空间的，否则怎么能体现出政府的鼓励呢？我是基于这个观点来讲。

　　至于说是不是能够完全取消掉，我想学者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前一段财经大学的贺强教授提出一个担心，如果取消也不行，一旦取消印花税可能就会开征资本利得税，他有这种担心。因为政府不可能对股市不收税，有这样一个前提，但这种担心也有一定的道理。我们的确可以按照发达国家，包括国外平均税收水平，再加上我们鼓励发展资本市场的政策，来落实一个合理均衡的税收水平，而且税收一旦定下来以后，我们就不要再把它作为一个调控工具来用了，要保持一个长时间的稳定，我认为这样才是比较好的。

　　未来来看，我们怎么样更好地进行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这点也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有的时候中国一些监管机构都喜欢抓审批和有权利的事情，真正很费劲的事情、或者没有什么权利的事情，大家可能都不是太愿意干。不仅证券监管机构，我认为很多国家机关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特别是对于证券市场，在交易公平、防止欺诈，比如说各种嫌疑案的侦查，这块有大量工作要做。但如果我们对比一下，我们感觉美国SBC（证券交易委员会）在打击内部交易、欺诈交易上效率非常高的，如果我们这块不做好的话，长久之后会使投资者对中国股市有持久的信心，我们一定要保持交易的透明、公正，所以这点的确是我们证券市场未来要做的很重要的事情。

　　针对各刚才曹教授讲的分红政策，我想说两句，其实我也是同意的。中国上市公司分红比例偏低，这也是一个问题。搞投资的人，比如投一些基金，他认为上市公司的分红率高低并不重要，因为分红假如从企业长远发展来看，你的盈利把它放到公司里可能比分给投资者对公司长远发展会更有利，一些搞投资的人容易这么想问题，因为没有分红，对投资来讲是融资，可以更有利于公司发展。

　　但我们的确看到，中国的事情要辩证来看，一方面我们不排除有一些上市公司可能是这么想这个事。第二个方面，可能我们有些上市公司本身行为就没有规范，他想的是从市场中圈钱，当他把挣的钱或者手里钱分给投资者的时候，他并不愿意分，他觉得是从自己兜里掏钱，很难受，这种情况也是客观存在的。

　　降低印花税的时候我注意到，包括我们学校贺强教授也谈到一个观点，2007年中国股市大家分到的红，没有银行收走的印花税多。我分到的红没有印花税多，但是我分到的红相对于上市公司创造的价值来讲占的比例也是非常低，我们同时还要追诉一下这个问题。分的红没有印花税多，但并不是说上市公司在07年创造的业绩没有印花税多，因为很多公司甚至不分红，这样投资者就没有拿到。未来我们怎么样规范上市公司的分红行为，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商业银行改革有些东西是可以积累借鉴的。大家知道，我们的国有银行改革中成立了中央汇金投资公司，他们拿国家的外汇储备投入到了工行、建行三大国有银行中，这时候拿外汇储备，国家外汇储备要有收益，这样的话汇金公司对国有银行每年分红特别紧，说你每年盈利好几百亿，就是说银行分红比例会非常高。我们把银行改革、银行业分红的问题落实到上市公司来，我们认为如果上市公司给股东、股民们比较高的分红比例的话，的确可以稳定股民们对上市公司以及资本市场长期发展的预期，这是一件可以考虑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