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似乎钻进了这样的一个怪圈：持续的外贸顺差，导致升值预期，国际资金涌入，加大货币发行量，从而通货膨胀压力加大，而后继续升值……如此循环往复。
近一时期还出现这样一个怪现象：为抑制通货膨胀，央行连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股票市场信心受挫，企业融资空间越来越窄。
显见，中国实体经济步入下行区间，而虚拟经济市场也萎靡不振。
有人表示：中国现在的通货膨胀是输入型的通货膨胀，是美国的滥发货币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所致，所以美国应该负责任。
次贷危机的烈火燎着了美国的眉毛，日复一日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和难以抑制的通货膨胀使美国政府承压不断加重。美国自顾不暇，它还需要寻找出口。
世界经济增长放缓，通胀的“野火”几乎烧遍全球，国际金融市场动荡，能源、原材料价格持续高涨。
这对于新兴市场，包括中国，无疑是一场考验。
有人提出：实行浮动汇率，有升有降，才能抑制豪赌人民币升值的投机资金。
也有人提出：控制通胀，主要应该是调节利率，而不是“总用牛刀杀鸡”。
有人认为，人民币汇率还应大幅提高，而也有人认为，要警惕人民币过度升值。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那么，人民币汇率究竟升到多高才算够？通货膨胀应该通过何种手段控制更为有效？应对通胀，财政政策应该如何表现？中国是否会步入日元大幅升值导致经济萧条的后尘？
近日，《21世纪经济报道》与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联合举办论坛，共同探讨中国经济面对的困局。
参加此次论坛的有纽约大学商学院院长Tomas Cooley教授、香港科大商学院署理院长郑国汉，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教授、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发展中心主任雷鼎鸣，全国政协委员、美国友邦保险（百慕大）有限公司资深区域总监容永祺，香港科技大学财务学系系主任及讲座教授陈家乐，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财务学系客座教授颜至宏，通用技术集团香港国际资本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刘志勇。论坛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传讯及对外事务主任孔芬芳和《21世纪经济报道》北京新闻中心主任李振华共同主持。是为本期论坛。
人民币升到什么水平才到位？
《21世纪》：自2005年汇改至今，人民币升值超过18%，而国际上有人一直在呼吁人民币的汇率应该进一步的升值，那么，各位觉得现在人民币升值的幅度是否到了比较合理的水平？
郑国汉：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探讨中国的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不能单看个别外币的汇率，而应该看其有效汇率。所以人民币的有效汇率必须把所有跟中国有重要贸易关系的货币都计算在内，取得加权平均。此外，还要看中国相应的通货膨胀情况。
假如中国的通货膨胀比其他国家严重，那么即便人民币不对任何货币相对升值，那也是在升值。因为所谓有效汇率，主要就是反映中国在国际贸易方面的竞争力是过强还是过弱。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当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时候，对欧元是贬值，所以综合起来，可能人民币实际上有效汇率升值是很有限的。
究竟人民币汇率升到多高才算够？我觉得也不能仅看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假如美元继续大跌，中国相对美元的升值还要增加。但究竟是多少，我觉得到现在人民币还没升够，这个是很明显的。因为中国现在的贸易顺差还相当大。什么时候中国的对外贸易基本保持平衡，有小的盈余或者有小的利差，那人民币汇率就已经升到位了。
Cooley：仅今年前5个月人民币已经升值近5%，但很多中国的贸易伙伴认为，人民币还是需要升值的，当然升值也不可以太猛，否则他们本土的消费者要承受升值带来的压力和后果。
陈家乐：谈到人民币汇率升值是否到位，我觉得考虑因素一方面是国际贸易顺差，另外最重要的一个压力大量资金的流入。这里大量的资金有两部分：长期投资和短期游资。这很难辨别，但不能不考虑单边升值预期导致的大量热钱的涌入。
刘志勇：美国实际上是两手的策略。一方面让人民币升值，另一方面给中国资本开放和金融开放施压。
美国大量地发行货币，把通胀输入给全球，包括中国。大家都很清楚，这是无风险的套利模式，而且这个模式形成恶性循环。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越高，国际资本越愿意来中国，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就更大。这种循环最后会走不下去，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21世纪》：保尔森一方面呼吁汇率的升值，另一方面呼吁放开中国资本管制和金融管制，也会有人认为，现在中国是有资本管制的，但是热钱还是不断的在进来，与其这样不如采取市场化的方式反倒是能解决中国现在的不断涌入的流动性问题了。
Cooley：自由的资本市场和自由的汇率兑换，这是长远趋势所向。但问题是中国现在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美国官员他们倾向看到一种大的方向，就是说比较自由的资本市场，一个比较自由的外汇的兑换机制。因为中美都是很庞大的一个市场，任何突然之间的改动，都不会是理想的做法。
至于热钱的问题，其实你要是希望去控制某一种价格，可能是一个汇率，或者是一个期货，只要你有这个做法，那么人家就会去猜想你的升值幅度，他们就会有投机的行为，这是不可避免的。
“爬行升值”之惑
《21世纪》：最近中国央行承压过大：一方面是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不断增大，另一方面却是人民币越升值，热钱涌入的速度就越快，控制通胀就越难。那么，请问各位专家，如何看待渐进式升值的方式？
陈家乐：我觉得人民币汇率慢慢爬行，很多时候源于投资方面的估值，很难说什么价格合理。如果把人民币大幅度调整到一个水平，还是会增加投资者的升值预值。这是不能够解决的问题。
容永祺：我的看法整体是，未来一段时间人民币汇率还会增长，但是幅度可能没有那么大。
因为中国经济环境的改善、投资机会的增加、现代服务业的改变等等，这些都是促进人民币升值的有效因素。
对美元来说，美国大选以后可能会走强一点，因为弱美元政策也不一定对美国有利。
雷鼎鸣：我也不赞成通过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抗通胀，而人民币爬行升值，的确已经造成了人民币继续升值的预期。从中国宏观经济情况来看，究竟人民币快点升值，还是要通胀，这是一个政策的选择。
人民币升值，对于出口商构成比较大的压力，他们会把珠江三角洲的工厂转移到内地，或者劳动力更便宜的地方去。如果人民币升值过快，中国在这个调整期，可能有些痛苦，但这也是必须要去承受的代价。
Cooley：从长远来看，当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能达到一个相对均衡的状态时，人民币应该是浮动的。但从短期来讲，一个突然的或者大幅的升值，对美国不一定有利，因为这会导致价格飙升，对中国的经济也会有负面影响。所以从多方面来看，缓慢升值是一个理想的做法。但我认为可能目前的速度还是稍慢，慢多少可能要再研究一下。
《21世纪》：这样的“爬行升值”方式可能对中国经济带来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这种稳定的单边升值预期，会吸引大量国际资本，这样可能就造成越升值潜力越大，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就越高，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各位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Cooley：这可能就是一个需要付出的代价。蒙代尔提出的“不可能的三角”在这里或许是非常对的，现在要衡量的是在资本自由流动、汇率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之间如何选择的问题。如果通胀加快的话，其实也会对经济有放慢效果，所以有这个代价要付。
我认为现在中国已经与她的贸易伙伴在共同努力之中，来寻求一个最好的方法以达到可持续的关系。很多人可能认为，中国如果有一个比较强的人民币的话，她会有更大的实力去对抗通胀，目前中国有一部分通胀是进口的通胀，有部分原因是因为美元比较弱势，美元比较弱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的货币政策并没有积极地对抗自己的通胀，但是这样的弱美元就使其他经济体包括中国受到通胀的冲击。但是，是不是美国实行强美元的货币政策就可以避免呢？我认为这样做会导致美国经济出现通缩，它带来的危害可能比通胀带来的危害更大，所以这需要做取舍。
郑国汉：中国是否会因为汇率的改变而从优势变成劣势？从理论上假如人民币过度升值，当然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以前经济行业可能经受不起人民币一次性大幅升值的震动，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大家对企业生死之间已经有一些感受了，索性人民币汇率实现上下波动，有涨有跌，而不是单边升值，更不是爬行升值。
当然国内有时候有这种奇怪现象，以为人民币不升值就万事大吉了，实际上不是的。人民币缺乏足够的升值，就永远有一个很庞大的外汇顺差。中国过去相当长时期，外汇储备的增加主要来自两方面，一个是顺差巨大，另外是直接投资，热钱是最近的现象。
Cooley：其实只要升值的话，一定会有它的后果。比方会出现一部分制造业可能会转移到其他国家，比方越南比较便宜的劳动力，或者是到中国西部地区。但问题是因此而不把人民币调整到一个合理的水平而继续低估的话，其实质是中国的劳动人民在补贴给美国的消费者，因为货品都很便宜，并没有反映出应有的价值。
陈家乐：货币升值，其中一个因素就是资本流动。现在中国资金不是完全的流动，所以资金的流动比较不对称：资金流入相对容易，资金流出却很困难。我觉得中国内地把资金留在国内市场得不偿失。我觉得要把很多的资金释放出来，可能会改变一直以来很不平衡的状况。
容永祺：中国有更稳定的政治环境，能够吸引人才和资金，再加上本身发展的机遇，构成未来中国五年、十年的经济更好的发展。这也是支持人民币走强的条件。
中国国内的金融业发展，比起十年以前不可同日而语。金融比较发达，也会吸引国内人民把资金留在国内，这也是支持人民币的比较强的条件。
警惕过度升值
《21世纪》：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迫使日元大幅升值，导致日本很多产业向国外转移，但日本的产业结构类型，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转向高附加值的产业，以及其他的产业之中。所以日元升值，日本企业进行资本的输出，其实给日本带来了财富增加效应。而当前中国的产业结构还没有实现调整，所以有些人认为人民币升值，不能实现财富增加，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只可能是负面的。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郑国汉：首先，不可否认，升值对国内任何产业都有影响，这是一定程度上成本的增加。问题是升值的速度多快，幅度多高？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发展阶段都有体现，这就使一些企业从沿海往内陆迁移。
这种讲法，对中国的升值潜力也小看了。难道中国人一辈子赚1000块以下的薪水吗？实际上不是。中国在高科技领域是大有可为的，像中兴、华为等高科技公司，在世界高科技领域都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大家不要把日本所有衰败的事情都归纳到升值上。其实，日本自己把所有外汇都变成资金在国内投资，所以造成世界最大的泡沫之一。曾经有一段时间，东京的房地产比整个美国加起来都要贵，这是什么原因？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日本银行控制公司，跟政府又互相纠缠，实际上里面是很多内部问题。
但我同样觉得，人民币升值要审慎，要提防过度升值。打击通胀还是要靠货币政策，这样不至于到最后，中国从竞争力强盛变成竞争力衰退，那样的话危机就多了。
雷鼎鸣：关于日本的问题，的确是很多人把日本所谓“浪费掉的十年”看成是汇率的问题，但是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首先从劳动力投入的时间上看，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通过一些劳工的法律，使日本人工作时间平均从每个星期工作42、43个小时，减到大概不到38个小时，劳动力时间投资减少超过10%；第二是投资生产要素基本上总的来说是没有变化；第三，日本的生产效率基本上没有进步。
《21世纪》：大家觉得长期目标放宽资本管制是好的，不过在这个过程中经常会有牺牲，经济承担一定风险，比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近期越南发生的金融动荡都是警示。您觉得现在放开资本管制是个好时机么？
郑国汉：我现在比较反对这样一个观点，即通过人民币升值来降低中国通胀压力。虽然人民币汇率升值确有降低通胀的效果，但不能把其看做是最重要的宏观调控工具。
Cooley：要是把越南跟中国来比的话，我认为越南还没有中国那么发达，因为中国有很多不同的贸易伙伴，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状态。所以目前来讲，如果说越南放宽资本市场造成很多危机的话，这对中国来讲不一定出现同样的情况。换句话讲中国更加预备好了做一个比较开放的资本市场。
《21世纪》：很多亚洲国家流行一种观点，只要持有对资本的放松管制的观点，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发达国家的一种阴谋，最近在中国一本非常流行的书叫《货币战争》，就是渲染了这种观点，不知您怎么看？
Cooley：我了解这个阴谋论的观点，其实，在美国也有不少的经济学家是反对认为一个完全没有管制的自由贸易、自由资本市场的。
在过去五六十年，我们可以总结出两条经验，第一，市场有它的力量，市场是有效的。比起政策管制，市场的力量要大得多，当然这不是说市场可以自行找到一个最佳操作的模型，这有赖于一些政府的配套才能达成。第二，商业是改善人类生活的一个最有力量的工具。我认可一个比较开放的资本市场，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阴谋论，而应该是市场的力量。一个例子就是印度，印度在开放之前非常贫穷。直到开放贸易，部分取消监管以后，它的贸易蓬勃起来人民生活也改善了很多。
不宜将升值
作为防通胀的主要工具
《21世纪》：说到热钱问题，因为大量热钱通过多种途径进入中国，就导致中国国内的流动性过剩，很多货币政策目标都没有完成，也进一步推高了中国的通货膨胀。有人就认为，中国现在的通货膨胀是输入型的通货膨胀，是美国的滥发货币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所致，所以美国应该负责任。
Cooley：我的看法是，你提到了有一个过度消费的问题，那么先从过度消费这个问题谈起。我们经常谈过度消费，提到这个问题就好像我们心中有一个水平，就是什么是不过度的消费，就是理想的消费，但是这个其实不是很好说，但是我们纯粹是讲美国的消费者他们应该是多一些付出，少一些消费。那么他做成的是什么效果呢？就是他们对消费品的需求会减低，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知道他们很多消费品其实是来自中国的，那么就会对中国有一个压力，那么可能要是美国消费减低，储蓄增加，可能是对我们有一些压力上的消减，但是同时间它可能会令我们的发展减慢。所以这是第一个。
为什么美国的消费是高，储蓄是低呢？其中一个原因，经济的过剩也是因为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他们喜欢跑到美国去输出，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是比较安全一些，事实上来讲其实对美国的官方一个债券的需求其实是蛮高的，特别是国富债券的需求也是比较多。所以刚才你提到的，中国的问题是美国过度消费，美钞太多了，这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是现在的形势不是美国跟中国两个国家，是全球的经济体系。然后说到很多资金他们是很愿意到美国去，然后也是觉得美国的储蓄对他们吸引力比较大，他们对美国的债券也是比较安全一些所以有这样的一种状况。
《21世纪》：您认为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汇率政策或者是利率政策才是中国在现实国际环境下比较好的选择？
郑国汉：我觉得中国要审慎，要提防过度升值，不要把升值作为对抗通胀的主要手段。升值和提高利息，实际上都是同一个方向作用。提高利息，减少需求，压下价格。升值造成困难，减少对外供应，增加进口的供应，这也是有一种功能。但是不能因为汇率方便就以它为主要的对付通胀手段，汇率还是要以平衡国际竞争力为主。
雷鼎鸣：我觉得现在好像对中国政府控制资金的能力完全否定，我觉得这不必要。中国即便提高利息，可能有部分资金要进来套利，但是否全世界的资金都跑过来？不可能，更何况中国的资本还是被管制的。我认为抑制通胀，要减少货币供应量，增加利息，让利息市场化，然后调整汇率只是一个配合的手段。
Cooley：长远来讲，如果中国希望有一个独立的金融货币政策的话，那么她需要有一个弹性的汇率，和一个自由的资本市场。短期来讲，我建议中国需要加快放宽对资金方面的控制，现在还是比较紧一些。
颜至宏：关于通货膨胀，我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因为人的心理预期影响很大，如果中国政府用各种政策来压制，老百姓反而会有这方面的心理预期。比如农民会考虑，中国股市升了三倍，房地产升了两倍，就农产品没有涨上去，这不太合理。
政府应该使农产品市场更有效，把获利最多的中间环节理顺，整个市场链农民应该获得该得的收益，把中间价格控制下来，这对控制物价稍微起一些作用。
政府借加息或者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把CPI控制下来，我觉得效用可能不是那么明显，而且还会有其他的后遗症出来。比方说存款准备金率提高了，股市一直往下掉。
我现在判断，中国经济现在面临比较大的现实困难和潜在困难，随着美国的势弱，中国经济难免出现调整。
《21世纪》：我们看到货币政策在紧缩，但财政政策好像是扩张的。治理通货膨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配合？怎么来平衡这两种政策的效用才不是互相抵消？
郑国汉：从经济规模或者总的GDP增长考量，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际上是有抵消作用。谁的作用大谁的作用小，还很难说，要看调整力度。但假如利息是市场化，两者就没有抵消作用，而是往同一方向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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