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态下的企业社会责任

　　大地震震醒了很多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也使企业社会责任这样一个前沿的、非主流的概念或学科忽然变成了显学，使社会大众强烈地关注企业社会责任，这对于企业和社会都是一次教育，是一种有益的进步

　　“5?12”大地震的发生，使中国进入了非常状态。

　　这一场灾难并不亚于一场战争。事实上，中国军队大规模出动：陆军、空军、防化兵、空降兵、舟桥部队、武警部队、公安部队、消防部队、特警部队等等都奔赴灾区，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事迹。据说空军除了战斗机没有出动，其他机种全部出动了。大地震致使死亡与失踪人数近9万，受伤人数近40万，被解救人数150万，救治伤病员人数213万人次，受灾面积达10万平方公里，受灾人数4600多万。一位死里逃生，又在救灾现场坚持了8天的北川县干部说，他在四楼，被地震高高地抛起，又深深地陷下，四楼变成了一楼之后被甩了出来，爬起来一看已经移位了几条街。他说人间灾难莫过于此，以后再看任何恐怖片都不会感觉恐怖了。

　　因此，要把这种事件当作非常态事件看待，围绕这个事件的一切思维和行为也都应该是“非常态”的。如果把它当作常态看待，就会犯下不同程度的错误。例如，万科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但万科开始时把“5?12”大地震当作常态来对待，后来捐款1个亿才把它当作非常态来处理了。跨国公司在平时的捐助方面并不突出，他们的CSR是有计划、有预算地长期从事某些领域的事业，但这一次，很多跨国公司为中国的大地震改变了方式。例如，诺基亚公司为此专门拨出了特别资金，思科全球CEO钱伯斯先生亲赴四川灾区，决心追加捐助数亿元人民币，并计划派出一个团队在四川灾区持续工作三年，以思科特殊的专业能力与国际国内NGO一起为灾区提供专业的和长期的支持。因为他们把这次事件看作了一个非常的非常态事件。

　　在常态的全球共识中，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里并没有明确包含慈善事业。例如经济合作发展组织1976年发布的“OECD跨国公司行为准则”、泛宗教企业责任中心1995年发布的“ICCR全球公司责任准则”、联合国1999年发布的“全球契约十项原则”等等，都没有把企业要进行慈善事业或者要用收入或利润的多少比例进行慈善事业作为准则或者原则之一。最为著名的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安南先生提出的UNGC十项原则是：1.支持、尊重和保护国际上宣布的各项人权；2.企业应当确保不成为侵犯人权的共谋；3.支持结社自由并切实承认集体谈判的权利；4.消除一切形式的强迫劳动和强制劳动；5.切实废除童工；6.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7.支持对环境挑战采取预防办法；8.积极推动对环境负起更大责任；9.鼓励发展和推广无害环境的技术；10.反对各种形式的贪污,包括敲诈勒索和行贿受贿。

　　在中国，据说数百家企业参加了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可谓步入了国际化。在中国这十条原则是否适用于我们无法评价，但我想中国的确太特殊，在中国要列出自己的十项原则的话，企业开展慈善事业恐怕一定会被列成其中一条（另外如依法纳税、诚信经营。尊重知识产权等市场经济中最基本的条款是否也会被纳入？）。而且，现在全社会都把企业是否开展慈善事业当作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衡量指标时，在这种高度的社会共识之中，理论有时是苍白的。

　　那么，以这次大地震为例，在非常状态下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什么？

　　首先是非常态捐赠。既然在常态的中国社会中，企业捐赠被社会认为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表现，在非常态下，企业捐赠的责任和意义就会被数倍，甚至十倍、百倍地放大。就像在战争中，家家户户送不送军粮、纳不纳军鞋一样，被看成爱不爱国的标准。企业不捐赠，尤其是大企业不捐赠，就像富人在国家处于战争状态下不拥军一样，会受到极大的社会压力，甚至会有生命之虞。在中国东部发达地区和西部不发达地区贫富悬殊严重，城乡差别严重的状态下，西部农村地区发生了这样巨大的灾难，社会有理由期望东部地区和城市富裕阶层多进行一些捐助。中央部署东部省份对口支援受灾的一个县，就体现了这种思路。至于企业是否跟着政府的对口方向走则另当别论。

　　其次是非常态专业能力的提供。陈光标这次成了英雄，并不是因为他捐钱多，捐钱再多也是获得多一些喝彩，但成不了英雄。是他第一时间亲赴灾区提供重型机械救人的专业能力赢得了社会由衷的尊敬。还有中联重科、三一重工等都因此赢得了社会的尊敬。万科公司负责企业社会责任的朱保全说，当万科的重型机械车队开到绵竹遵道镇时，所有的志愿者都哭了，因为他们深深感受到双手的无力和专业设备的力量。还例如，思科计划中的对灾区的三年援助中并不是仅仅提供金钱，而是以其专业能力为灾区提供远程教育和远程医疗服务，并且联合无国界教师和无国界医生等NGO组织提供内容。再例如我们专家学者，能够为灾区提供的最大支持是智力支持。为灾区重建献计献策、做调查研究,进而可能进行试点等等。

　　第三是非常态投资。也许很多企业在常态中、在过去中央对“西部大开发”的号召下，并没有认真考虑对西南地区的投资。但在这种非常态下，在可投资灾区也可以不投资灾区的选择之中，就应该投资灾区。绵阳是一个高科技城市，北川县城的新址选在离绵阳机场只有半个小时车程的板凳桥，有望规划新产业，有望建设成为一个崭新的现代化城市。但实现这个目的最重要的还在于企业的投资。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行为不可取，但在两可之间时则企业应该以非常态的思维和行为进行决策。

　　第四是非常态采购。在市场经济行为中，采购是对上游企业的最大支持。“用户是上帝”，向灾区企业采购，就是“上帝”的对灾区企业和灾区人民的恩典。在这次大地震中，我们了解到很多的灾区企业自己虽然受了灾，但还是向社会捐款捐物，出人出力。如著名的绵阳长虹集团，又如不太著名的绵阳生产饲料和蛋、肉产品的铁骑力士公司，他们自己受损4000多万元，但仍然向灾区群众捐钱、捐物、捐饲料等达几百万元。这样的企业我在灾区看到和听到的不在少数。对于这样的企业，其他地区的下游企业在可采购可不采购的时候就应该采购，在可多采购可少采购的时候就应该多采购。

　　第五是非常态招聘员工。灾区的民宅大量毁灭性倒塌，农民几十年辛苦积累的财富在瞬间归零。在灾区的大部分地区，农民的重要收入之一是外出打工收入，如果企业的招工能够向受灾地区倾斜，将是对灾区的巨大支持。如果能够对灾区劳动者进行培训、提高技能后再上岗，则更有利于他们提高素质、提高收入，加快家园重建的速度，加快恢复正常的生活。

　　这次大地震的非常态要持续多长时间？根据中央的规划，第一个阶段是三年，第二阶段是五年。因此，这种非常态应该至少持续三年。社会当然不应该经常处于非常态中，更不应该长期处于非常态中，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在灾后重建的理性过程中慢慢地恢复常态。只有更多的企业认识到这种非常态，更多的企业认识到这种非常态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更多的企业一起用各种方法帮助灾区摆脱非常态，整个社会才能够尽快地进入常态。

　　当然，非常态企业社会责任的行为是建立在平时常态的企业社会责任之上的，否则一切就成了事件营销，成了作秀。我第一次听说陈光标是在《公益时报》今年4月推出的2007年中国慈善家排行榜发布会上，陈光标成了2007年“中国首善”。我注意了一下历年的数据，连续四年的“首善”都是黄如论(黄如论新闻,黄如论说吧)，2006年黄如论的捐赠额为1.98亿元，2007年陈光标以1.81亿元争得了“首善”之冠，黄如论退居第二。在那天颁奖晚宴的拍卖会上陈光标频频出手，给人有“作秀”之感。但看看他的历年捐赠，近五年的捐赠总额为4.75亿元，似乎也不算作秀。在这一次非常态事件中，他的表现的确赢得了我的尊敬。我认为他能够在地震之后两个小时就带领自己的机械部队出发赶往灾区，是因为他心中确实“时刻准备着”，绝不是作秀。

　　大地震震醒了很多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也使企业社会责任这样一个前沿的、非主流的概念或学科忽然变成了显学，使社会大众强烈地关注企业社会责任，这对于企业和社会都是一次教育，是一种有益的进步。

　　（何志毅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秘书长、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