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通胀成因是汇率机制相对滞后

　　“通货膨胀是中文词,对应的也有英文,但我看还是中文词比较好一些,英文仅仅说这个东西在涨,中文却清楚地指出是什么东西在涨,是指流通中的货币,不是指任何一个具体的货物,不是单指猪肉、粮食、石油等等。”在探讨目前我国社会各界都颇为关注的CPI指数持续高位运行与目前我国结构性通胀的关系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周其仁博客,周其仁新闻,周其仁说吧)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多数人讨论通货膨胀都是从物价上涨出发,但是这个词告诉我们要从货币角度看通胀”。

　　政府要营造良好的货币环境

　　周其仁表示,目前使物价总体上涨的应该是流通中的货币过多,现在世界上流通的货币都是法定不可兑现货币,不以贵金属为发行基础,也脱离实物商品和资源储备,都由国家信用担保,因此,就本质而言,货币是国家政府可以控制的变量,“我们观察到物价总体水平在上涨,不是个别水平、个别商品的价格在变动,而流通中的货币又是由政府发行,那么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政府在这其中到底起什么作用”。

　　周其仁认为,除了好好保护产权,履行合约,政府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营造良好的货币环境,“但是包括很多发达国家在内,政府要管好货币是非常有难度的。”他引用经济学界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曾举的例子说,发行货币是一个很隐蔽的通货膨胀税,抽税会引起反感,但通货膨胀多发一点钱,开始谁也不知道,钞票一多,公司账面好看,投资价值也提高,投资人就愿意放钱,同时政府也开心,因为政府的税收是按现值收取,货币偏多,税收涨得就很快,“所以通货膨胀早期是一个皆大欢喜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容易引起警惕”。

　　“不过,就像弗里德曼说的,通货膨胀跟人喝酒的感觉一样,刚开始好极了,但是票子多了,累积到一定的时候,就一定会引起物价总水平的上涨。”周其仁话锋一转,“这个是弗老最重要的一个命题???通货膨胀永远是货币现象,不要试图到个别的商品里面找到原因”。

　　在他看来,目前各界讨论通胀的时候容易陷入一个循环的圈子???猪肉涨价,人们去猪身上找原因,但猪说是因为饲料贵了,人们又去找饲料,饲料说化肥贵了,于是再找化肥,却发现原油也涨价了……一圈下来,最后把自己找丢了。

　　应从流通货币里面找原因

　　周其仁认为,应该从流通的货币里面找原因。他表示,人们往往注意到我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创造了世界奇迹,去年经过调整后的GDP也高达12%,但容易忽视的是,我国广义货币的发行增长率也一直在高位运行,最近几年的数据显示达到18%、20%、21%、19%,“政府发现有过热倾向,提出要把广义货币的增长率控制在16%以下,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年能够做到；而且在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情况下,上个月我国货币发行增长率也达到了18%。”

　　货币由政府控制,但政府这几年控制货币为什么控制不到位?周其仁表示,上世纪后段我国也出现了通货膨胀现象,但那时候的原因与目前不一样,第一、之前我国处于计划经济条件之下,人们通过多发行货币扩大财政开支搞建设；第二、我国此后又进行价格改革释放物价,通过发钞票解决税收不能解决的财政补贴问题；第三,在中国改革进入底层之后,约束机制没及时跟上,不完善的金融系统开始出现乱象,基层商业银行乱发贷款,“倒逼”中央银行扩大货币发行,彼时CPI也已经高达24%。

　　“最近5年我们仔细调查,这几个原因一个都没有,政府没有因为财政动机征发票子,也没有要用征发票子来调整物价改革,也没有基层银行逼中央银行发票子,查来查去原因就是汇率机制。”周其仁说,目前我国在这一方面出现了滞后情况,本来1994年我国曾确定有管理的、浮动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机制,这样汇率便能反映劳动生产率,反映我国进口和出口对不同货币的需求,但经历了1993年人民币贬值和接下来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的汇率制度变成了固定汇率,从1994年到2005年,1:8.26的汇率水平十年未变,这样做的好处是刺激了中国的外需,但也客观上造成汇率脱离了中国劳动市场里的增长率,使我国外贸顺差越来越大,外汇结余也全面升高,但是1美元进入国内,人民银行按照汇率就要引发8.026元人民币出去,可以观察到的是,尽管央行发行了大量票据以回收流动性,但市场货币仍然有泛滥过剩趋势。

　　周其仁表示,货币引发的通胀在2007年之前便有先兆,如果以为是2007年以后才有通胀的,这只不过是我们用CPI来度量通货膨胀,2007年以前在做认真观察的人,早就发现市场的价格开始出现问题,货币太多,流动性泛滥,几大行业过热。他说:“房地产市场过热、股市从1000点一年半跳到6000点,普洱茶怎么能卖那么贵?古董、画、钱币哪个投资领域不疯涨?每个商品都有自己的个别原因,但加到一起就是货币偏多,只不过从2007年开始累积过量的货币冲击了消费者的领域,加上蓝耳病等等一些东西,就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周其仁最后建议,在中国走向中等发展中国家的过程中,企业、公众、舆论、政府要有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在货币问题上要有自我约束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