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应对当前的通胀问题

　　通货膨胀通常表现为物价的快速上涨，但物价上涨仅仅是一个表面的现象。从直接原因上看，通货膨胀是货币投放量过多造成的结果。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经说过，“通胀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货币现象”。自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货币供应量保持年均约20%的增长态势，2007年开始显现经济偏热的迹象，进入2008年通货膨胀压力急剧增大。

　　通胀是深层次矛盾的集中体现

　　从深层次来看，通货膨胀本质上反映的是内在的经济问题，是经济体系所累积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的集中体现。首先，自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经济偏热迹象明显，燃料、原材料等需求快速增长拉动价格不断上涨。其次，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以人为的要素低价格为前提的，持续高速增长后对各类生产要素的需求剧增，必然要求纠偏。再次，长期以来存在的工农产品价格倒挂，加上自然灾害、气候原因，部分农产品供应出现紧张，带动食品价格上涨，特别是猪肉价格节节走高，致使2007年各月CPI加速上涨。从外部因素来看，2008年初以来国际石油、粮食价格持续上涨，成为支撑中国此轮通货膨胀的国际背景，中国现有的产业结构无法消化由此带来的成本上涨压力。

　　从趋势上看，工资和物价上涨具有较强的刚性，可以预期，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物价水平仍将高位运行，我们更应关注如何保持当前总体价格水平的稳定，特别是CPI环比指数能否稳中有降。

　　治理通胀应坚持三项原则

　　作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政府在治理通胀时应坚持以下三项原则：

　　一是应注重标本兼治，以“疏”为主，以“堵”为辅。物价临时性干预和对部分企业给予财政补贴的措施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减缓通胀压力，但长期来看一般不利于理顺价格体系。更多地应采取“疏”的手段，如完善市场体系、理顺价格机制、调整产业结构等，这是治本的方法。

　　二是应关注政策的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不同政策的着力点不同，实施效果也不一样，应研究不同政策的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例如，价格管制短期内有助于控制物价上涨，但长期内无助于化解通胀压力，反而会扭曲市场价格体系。只有充分认识不同政策的长短期效应，才能适当组合各项政策，掌握好政策力度，扬长避短。

　　三是应重视不同政策的协调配合，保证政策实施效果。从国际范围来看，单纯的需求拉动型或单纯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当今已经比较少见，更多的表现为结构性或混合型通货膨胀。中国此轮通胀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既有内生性要素成本推动的成分，也有输入型通胀的成分。从需求角度来看，治理通胀有赖于货币、财政政策与出口政策；从供给角度方面来看，应通过产业、外经外贸等经济政策，调整产品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面对新一轮通货膨胀，政府应正确认识其影响，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从战略的高度理性应对，重点应关注以下六个方面：

　　其一，理顺价格机制，完善市场体系。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中最敏感、最有效的调节机制，在市场机制中居于核心地位。政府应逐步放松管制，理顺价格机制，整顿市场秩序。同时，政府应积极推进垄断领域的改革，尽快将电力、资源、电信、金融、航空等诸多领域率先对国内资本的开放，完善国内市场体系。

　　其二，调整财政补贴政策。由于价格管制，中国长期以来对中石油、中石化等一些垄断行业企业实行财政补贴，不仅明显有悖于社会公平，属于“补贴富人”，而且容易造成效率低下。政府应尽快调整财政补贴政策，重点转向对农业、农民和城市低收入人群的补贴，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节能减排的转移支付。

　　其三，调整以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出口占中国GDP的三分之一以上，但出口中低附加值、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所占比重大，在油价补贴、劳动力等要素成本过低、环境成本没有内部化的条件下，出口过大等于间接补贴了全世界。我们可以借当前外部环境变化的时机，促逼出口企业优胜劣汰，改善出口结构，鼓励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改变以往片面追求外贸顺差与外汇储备增长的政策。同时，不断增强本国经济体系的自生能力，保持本国经济对外依存度的适度性，实现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更为协调的均衡式发展。

　　其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任何一个经济体如果处在世界经济链的低端，往往会受到多层盘剥。在高油价的背景下，以新能源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必将引领世界下一个经济发展周期。中国必须抓住这一机遇，藉此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提升在世界经济产业链中位置，这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其五，推动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央行应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回笼市场流动性，以数量型政策工具为主，适时采用价格型政策工具，但不宜过度依赖人民币升值来抑制通货膨胀。同时，政府应充分运用财政政策手段，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帮助企业与居民更好地度过难关。

　　其六，调整利用外资政策。2008年5月末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超过19万亿元，外汇储备超过1.7万亿美元，国内资金充足但不能充分利用已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中国应尽快调整外资政策，重新定位，从以数量为主转向以质量为主，取消对外资企业在土地、政策等方面的优惠。同时，采取有效举措，防止热钱大量进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作者系宏源证券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