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丰：企业责任与文化上的东风西渐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奥运会又承载着我们民族的梦想，最佳企业公众形象针对企业30年成长的情况，以及中国企业界日益革新的公益诉求，今年的主题为“企业基金会与公益可持续”。

    王丰（东方企业家主编）:

　　很高兴今天能在SOHU与到场的这么多优秀的企业界人士与专家老师共同探讨“企业公益基金与企业赈灾管理”的这个话题。

东方企业家主编 王丰

　　这个话题是当下的中国最重要的话题之一。2008年，你可以说是中国的多事之年，更可以说是中国的多机之年。那么对于这个话题，我着重思考的是“企业公益行为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

　　具体想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简单谈一谈想法。从宏观上讲，在我的观察和思考中，至少包括这两个关键词：一是，责任自觉；二是，文化上的东风西渐。

　　为什么是责任自觉呢？事实上，无论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历史还是20年的中国企业公益基金制度的推进历程，总体来说，是自上而下地推动和发展的。

正是由于自上而下地推动，有时就令观察者很容易陷入一种政府检视企业，社会检视企业的惯性思维纬度之中，影响我们看到问题的真相。比如，在此次赈灾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企业受到舆论的裹挟不得不慈善的说法”，在我们看来，这种看法至少是没有看到主流。

　　大地震给了我们观察企业心态的机会，同时也给企业了一个自我认识自我发展的一个机会。这几个月来，我们更多地以非采访报道的形式与很多企业家、企业主、老板们就这个话题进行了沟通，而且直观地观察他们的行为，正是在这些信息的积累的基础之上，我们得出了责任自觉的这个结论。举个例子，我们经常在自问：如果不是自觉，为什么刘永行会允许自己已经纳入接班程序的儿子，在震后第一时间支身前往灾区给灾民送奶粉，而且受伤并险些送命呢？

　　正是无数个刘氏的行为和基于这种慈善的思想，让我们看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自觉的纬度。

　　顾名思义，所谓自觉，就是而是自我需求，而不是被迫，记得我们采访亚洲协会会长??她是印度人，中文名可以称做丁嘉丽，她说：你必须承认，如果没有思想和精神上的富裕，仅仅是制造财富是不够的，否则，灵魂是空虚的。其实，企业对社会的关怀和尽责，是需要自觉的，体现出来的，主体上也是自觉的。只不过，有太多的例子，媒体看不到，想不到，人家也不愿说，就被忽略了。谈及自觉，除了企业内在的需求或企业家的精神需求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支撑点，则是中国文化的传统。

　　这就是第二点，文化上的东风西渐。我昨天下午从上海飞到北京。在出租车上，我问的哥：“怎么游客少了，你的生意受影响了吧，奥运会并没有给大家带来实质的好处啊？”

　　他的理解非常有意思：“即便是短暂没有实现我们想象的收益，我也是理解的。”他把恐怖活动表达为少数心胸狭隘的人做的事。他说，为了防止少数心胸狭隘的人做出坏事，我们承受一些损失是应该的，奥运会是全世界的一件大事，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这才是大事，以后生意自然会好的。”

　　东方人的思维方式是讲战略的，其实我们讲，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本质上也是中华文化或者说东方文化的之于制度方面的成功。

　　伴随近年来中国在经济上的被全球认可，自信起来的中国，也开始在现代文明的视角下，挖掘国学之传统。我们所经历的，正是一个传统复兴的过程。亚洲世纪已经成为一个有共识的趋势。那么，亚洲价值观的共性在于：人是社会的人，并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存在于放大的社会背景之下；对长者的尊敬；对教育的投入；熟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家庭的重要性等等。

　　儒家的一个独特贡献在于明确表达了个人在社会中的担当作用，这形成了传统观念中，个人在社会中的责任感。这和18世纪的西方哲学思想是不同的，后者强调个性的独特性。所以，中国的慈善文化，一定不完全是西方式的。

　　你注意到了吗?近期，机场候机楼的书店里，无论东西南北，最热播的是，国学应用专家翟鸿?。他大讲三教之于企业之于社会的应用的时候,无论是台下的听众还是机场的观众,都不时地放出发自内心的认同与大笑. 翟讲,中国人的心，就是中国人的上帝.佛学,讲究觉悟.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综上所述，宏观上，我们具备了优势条件，而且西方也在积极地发掘东方智慧以补充其内在所需的营养，而微观上呢，我们已经出发，在企业慈善或者说企业公益基金方面，开始在技术上渐进改良的趋势。

　　安德鲁.卡耐基1988年发表的“财富的福音”一文当中指出，如今百万富翁的罪恶不在于缺乏捐赠，而在于滥行布施。他认为，有效地散财所需要的才智和能力决不亚于、甚至超过经营致富。

　　在具体操作层面，西方尤其是美国在企业公益基金的制度建设方面，确实给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范例。

　　但是，中国跟美国的国情完全不同，拿美国人的捐赠比例与中国人相比并不切合实际。但美国在公益基金会制度构建过程及观念引导方面的经验足资借鉴。这方面我就不多讲了。

　　我着重要与大家分享的观点是，微观层面除了政府在制度层面推进响应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往往忽视的一个要点，就是家族对以村、镇范围内的企业责任的释放和存在。

　　30年的计划经济，尤其在工业化的地区，将家族观念冲击得很淡。在近30年的市场经济，尤其是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伴随民营企业的发展，家族观念其实起到了非常大作用。这些成功的企业家，在家族或者是以村以镇为单位的族群社会中，非常高调，但他们受各种因素所限，全社会的公共空间内非常低调。除了在族群之内，在行业之内的外面，你看不到他的影响，很少听他的声音。但正是一个一个这样的人，从某种方面，构成了社会的稳定器。他们在区域内，为富为仁，扶威济困。而在市场当中的形象，却是残酷竞争的悍将。

　　我来讲一个何小法的故事。何小法这个人，这个企业家，对于全国人民来讲，很陌生，但在浙江诸暨和全球珍珠业内，则无人不知，无人不对之钦佩。2002年5月的一天，他出车祸离开了人世。在出宾当日，当地是实打实地万人空巷，全球的珍珠大佬们都放下生意，赶到山下湖那么一个小镇来送他。何小法凭什么呢？

　　在做人方面，其实就是做了传统的仁义礼智信。小节上，从来是以德抱怨。自己发家了，有小珠商向他借钱，一次，一次，他有求必应，不还，也照借。在做生意方面，他与政府领导保持着很好的朋友关系，而对社会，他们则有着更强烈的公益心。无论是造学校，修道路，关爱老年人，扶贫济困，何小法夫妇总是有求必应，从不吝啬，但是，当政府要给他一些优惠或者头衔，他从来都说不，有时即便不得不受，也从不到场。这是他们对待普通乡邻以及所在社会区所持的态度。

　　近年来，企业公民的理念深入人心，为什么？我认为至少包括两层意思：一，中国社会从政治社会已经渐渐演变为企业社会，全社会3600万家企业，企业做为经济主体，社会主体，已经支撑起了社会的人财物。二，基于这个现实，我们需要一个区别于过去的观念，重新理解企业之于社会的动机和职能。这绝不是给企业增加负担，而是现代社会对企业的一种社会承认和尊重。

　　东方企业家有两个栏目，叫做社会企业家和CSR。后者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缩写。如果说，企业公民强调的一种与时俱进、因需而生的观念，那么，我们开设社会企业和CSR这两个栏目的初衷，除了强调这个观念之外，同时向企业领导者讲述西方企业发展发展社会事业的技术与管理方法。

　　总而言之，在我们看来，正如上世纪西方社会所经历的那样的，无论是企业社会责任方面还是具体到企业公益基金建设方面，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发展的快车道，在这条道路上，政府、企业、社会机构、公民都会参与其中，我们的观点是，我们引入西方的基金管理制度的同时，一定看到中国传统的现实和优势，比如说，一定要基于承认家族观念下的家族之于地区社会稳定的作用，西方解决方案与中国传统解决方案中，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才是中国对于全球在现代文明做出贡献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