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春节回乡记
春节长假期间,本刊记者返乡后,亲眼目睹了2008年一场不期而遇的金融危机给百姓生活带来的改变。金融危机已影响到中国社会的各阶层、各层面,包括中国老百姓的切身生活。同时,记者们也将视野瞄向春节中坚守岗位、辛劳为他人服务的劳动者,瞄向陶醉在节日气氛中的人们。
一个个小人物、小事件、小故事,反映了中国百姓的勤劳、坚韧、善良与乐观豁达。这里既有喜庆的一面,也有感伤一面。人们在坦然面对着困难与危机,期待走出寒冷的冬天,迎来阳光明媚的春天。
郑州流行“卡”“券”消费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侯隽/河南郑州报道
“姐姐,今年我们请你吃饭,西餐中餐都没问题!”今年春节回家乡过年,记者受到刚刚参加工作的表弟表妹的热情款待。尤其几个小孩争着付账的热闹场面,让人觉得很亲切、可爱。他们有的拿出钱包说“刷信用卡很实惠有折扣打”,有的掏出塞满了美食优惠券的小夹子说“这个更省钱”。最后经过比较,大家还是选择了以优惠券的方式付款。
根据河南银联公布的数据,春节7天长假(1月25日乣1月31日)期间,河南省银行卡跨行交易总笔数达106.07万笔,交易金额9.25亿元,同比增长26.54%和26.19%。其中,全省刷卡消费69.62万笔,消费金额5.55亿元,分别较2008年春节长假增长53.55%和51.64%,消费金额增幅同比提高了28.41个百分点。根据交易数据统计,省会郑州刷卡消费笔数为29.50万笔,交易金额1.99亿元。
目前,用信用卡消费成了郑州普遍的消费方式,许多退休的老年人也成为刷卡一族。在超市购物大部分人不但持卡消费,而且都用的是信用卡。
一位在当地银行工作的同学解释其中原因时认为,信用卡区别于现金和银行记账卡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优势:第一,刷卡消费方便快捷,不再需要揣着现金购物,更安全,尤其对于一些爱清洁的女士来说更受青睐;第二,郑州信用卡业务开展的很不错,有些银行还针对大学生推出校园卡、学生卡。持卡人可办理分期付款,只要几十元的首付就能消费那些数码产品。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年轻人的消费,“俘虏”了一大批簇拥者。“身处象牙塔,手握N张卡”成了中原大学生校园的真实写照。
记者在自己亲戚的钱包里就发现各种各样的金卡、银卡、VIP卡的信用卡。当然,这也造成了部分年轻人盲目消费成为“月光族”,诞生了“卡奴”的现象。
除了刷卡消费,记者发现用各种各样的优惠券付账也成为郑州人的一种时尚,不但受到年轻人的大力追捧,连中年一族也很喜欢这种消费方式。不仅仅是餐饮企业,书籍、软件、饰品、健身运动等都推出了优惠券,很多人认为这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节俭生活的一种方式,可以节省开支。“尤其在春节,聚餐是一大笔开支,往年都会在1200元左右,现在使用信用卡和优惠券,只付了800多元,相当划算。”一位理财达人朋友还特意算了这笔开支,相当满意。
根据大众点评网统计,2008年该网站北京用户电子优惠券下载量达到985万次,同比增长高达398%。其中DQ冰雪皇后、巴贝拉等热门电子优惠券的单张下载量都超过38万次,折扣幅度大多从6~9折不等。而像表妹这样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还非常喜欢直接登陆品牌商家的官方网站,如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等连锁品牌的官方网站。不但通过打印电子优惠券获得实惠,还可以参加抽奖等活动,领取T恤,马克杯等纪念品。
此外,现在还出现了很时尚的袖珍电子卡,以各种造型可爱的卡通形象为主,年轻人甚至还将将卡片挂在手机上或背包上,彰显自己的个性,成为一种时尚、流行的生活方式。
金融危机咋就这么近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胡雪琴/安徽安庆报道
妹妹小华一度是全家人的骄傲,特别是老爸逢人便说的主题。
大学毕业后,她只身从安徽闯荡到了浙江台州。凭商贸英语专业出身的优势,在台州鞋业外贸领域闯出了一片艳阳天。
去年,小华孩子满月,来庆贺的朋友近百人。这让当时在场的妈妈一再感叹:“没想到,女儿有这么好的人缘。”而更让妈妈印象深刻的则是妹妹老板的一席话:“小华,我们不是老板与员工的关系,我们就是兄妹。你是我的亲妹妹,我就是你的大哥。今后有什么事,大哥都会帮你的。”
也难怪,妹妹不仅有着过硬的本领,还有着良好的敬业精神,这不仅让她赢得了大量的国外客户,也成为老板极为倚重的“中流砥柱”。
作为业务骨干,小华的发展似乎一帆风顺,前程无量。但天有不测风云,一切都在金融危机暴发后发生了逆转。
2008年国庆佳节,几个兄弟姐妹都从各自工作的城市回到了安徽父母身边。小华孩子刚满百天,各类婴儿的衣物、奶粉等等,所有繁杂物品装了整整五大包行李。夫妻俩从浙江出发,开车开了十几个小时,于10月1日当天下午4点多钟,才回到了老家。
家人团聚,自然欢喜异常。但没想到,小华的手机一直响个不停,而她的眉头也一直紧锁,来来回回通了几十个电话。第二天一大早,妹妹就无奈告知:“老板失踪了,我们马上要赶回浙江。”
刚满百天的婴儿,十几个小时的车程,五大包行李,都是为了与亲人团聚,但现在还未呆上一天,就不得不仓卒返回。当妹妹怀抱婴儿迈出家门的一刹那,妈妈的泪水夺眶而出。老人家永远也无法理解,那个以哥哥自称的老板,何以如此?
原来,金融危机暴发,国外客商开始退货或者延迟收货,即便交纳了20%的定金,也照样毁约。老板先后有几个价值高达四五十万元的货柜被对方搁置港口,最终被“跳楼价”拍卖。而偏偏老板原本还看好的股市暴跌,曾用于炒股的500万元高利贷所剩无几。
出口受挫、股市暴跌,这两招“招招致命”。这位老兄终于“扛”不住了,人间蒸发。妹妹的高薪也化为泡影。回到台州后,妹妹看到的是一片狼藉,往日的忙碌不复存在——小华就此下岗。
不久,我发现,妹妹的MSN签名变成了“坦然面对”。再见到她,则是刚刚过去的春节。
我们天南海北回到父母身边,让我难忘的则是妹妹的笑声。因为口碑极佳,她成为当地老板争相聘用的对象,小华终于从那场风波中走了出来。
“亏损”的春节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南焱/北京报道
陈宇家今年的“年”没有过好,丈夫和二哥大年初一就走了,他们是腊月二十八凌晨跟运菜的车到达吉林老家的。丈夫回到支撑他们全家生计的辽宁大虎山,二哥又回到他的谋生地天津。
这个年他们都憋着一股气,做了十几年蔬菜批发生意,今年却出了意外,她和丈夫年前从大虎山发了两车韭菜到长春和吉林,二哥从天津发了一车芹菜到吉林,竟然都没卖掉,两家分别亏损1万多元。
这个年两家都沉浸在亏损的阴影中,年三十丈夫发誓一定要把这1万多元给挣回来。谁也没有想到,大年初一,丈夫和二哥就走了。
1月29日,即大年初四,陈宇当天下午赶到火车站,买到了当天去大虎山的卧铺票。记者在回京的路上碰到陈宇,正好和她坐同一个卧铺车厢,她告诉记者,她要去陪伴丈夫开始新一年的生意。他们兄妹6人,她排行老小。全家都在做蔬菜批发生意,主要从大虎山、天津收购蔬菜发往吉林。
大虎山是她和丈夫在做,天津是他二哥在做,其余的人都在吉林接货批发,全家人形成了一个收购批发蔬菜的物流链条,挣来的钱兄妹6个平分。往年一共能挣个二三十万元,平均每个家庭能分五六万,2008年蔬菜销量明显下降。文化不高的她也将此归结为金融危机所致。
这些年来,让陈宇最心痛的是大哥的离去。谈到大哥,她的泪水就在眼眶里打转,大哥离去时,医生怀疑是癌症,至于是什么癌,直到大哥死也没弄清。大哥死时只有35岁,当时是大哥负责大虎山的蔬菜收购,陈宇在吉林和其他兄姐负责接货批发出售。大哥死了以后,陈宇和丈夫主动要求去大虎山接替大哥,谁知不知不觉中已经过去9个年头。
她和丈夫很辛苦,无论春夏秋冬,他们每天都要凌晨三四点就起床。晚上睡得也很晚,要把收来的蔬菜装车发走才算完事。既没有星期天也没有节假日,每年春节后来大虎山,一直要到七八月天气热时,他们才能回吉林,但并不是休息。
因为那时吉林当地的蔬菜也能供应本地市场,不需要从大虎山发货了,他们回吉林就将吉林的西红柿拉到上海和江苏去卖,这样一年中有两个月是在南方度过的。但是他们依然感到很快乐,主要原因,虽然辛苦一点,但挣的钱比吉林的工薪阶层还是高出很多,这也是陈宇全家坚持做下来的主要原因。
令陈宇辛酸的是她的女儿,孩子3岁那年,就一个人呆在家里。一个人在吉林上学,今年已经12岁了,长期的分离,已经使女儿和他们变得生疏起来。不过,陈宇和丈夫很欣慰,女儿很懂事,学习很努力。
陈宇今年已经40岁,这些年来让她最庆幸的是他们全家原本是吉林市远郊的农民,通过自己的努力,兄姐6人都已在吉林市繁华地段买了房,将家都安到了城里。她7年前买的房,现在每平方米已经升值了2000多元。为了解决自己后顾之忧,他们全家还买了商业保险。
说着说着,列车快到大虎山了,时间已过零点,她还毫无睡意,当记者问起今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会不会转行?她说从来没有想过,她认为,这个行业挺好,这个行业让他们全家都有事做,生活得也很好。(文中陈宇为化名)
牛年说“猪事”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张伟/河南新乡报道
养猪是我家乡农民致富的重要途径之一。在2008年,猪肉价格和经济形势一样,一年之中冰火两重天。
去年上半年,肉猪价格8多元/斤,猪仔价格最高时500多元/头,养一头猪纯利润在600乣1000元。当时,没有养猪的人家几乎屈指可数。可到了下半年,肉猪价格下降,平均6.5元/斤,最低时5.5元/斤,养一头猪纯利润跌至200多元。经常看电视新闻的村民对于国际大事并不陌生,纷纷感慨地说:“看来这次经济危机的影响确实很大,城里人赚钱少了,不怎么吃肉了。”
其实,除了猪肉价格下降外,猪病流行也是养猪不赚钱的原因之一。2008年比较流行的是蓝耳病,还有烂蹄子(村民们一般记不住疾病的名字,只知道这种病是先开始烂蹄子)。猪烂蹄子时,村民每天都要搬个凳子坐到猪圈里,用药水给几十头猪挨个洗脚。
大家开玩笑说,父母有病都不一定照顾得这么好。现在,许多村民已经养成了习惯,每天都要到猪圈里站上半天,仔细观察每一头猪的全身上下,还要摸摸猪有没有发烧。村里人说,过去找人,进了院子就直接进屋,现在找人,进了院子要先去猪圈。
除了互相私下里交流交流养猪的酸甜苦辣,村民们似乎并未想过寻求相关政府部门帮忙。有人听说国家有关于养猪的补贴,但表示“不过好象要超过300头才有,咱们可没有能力养那么多”。
还有人听说,如果在户外建猪舍规范养殖、规模养殖的话,国家还报销电费;甚至还听说母猪每头交12元钱可以投保,将来万一死了,保险公司可以赔偿1000元钱。而据介绍,疫病流行时,死的猪多了,保险公司就不愿意赔了,每头只给500元,但也靠不住。
一位乡政府的工作人员表示,2008年猪肉行情好的时候,曾有人提议乡里帮助农民扩大养殖规模,科学化管理等等,“幸亏乡里没有同意,要不然,现在这个状况,农民肯定到乡上闹事,我们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老谢曾经是位小学老师,现在退休在家,每月有800元的退休金。老谢的儿子也养了几十头猪。家里的猪得病时,儿子和儿媳心情很是烦躁。有一次,因为一件小事,老谢被儿媳骂了半天,老谢半开玩笑说:“你别骂我了,好好养我吧,肯定比养猪强。你想,我这么大岁数了,一天也吃不了多少东西,咱家的猪每个月就要吃掉千把块钱;我身体好,又很少得病,咱家的猪一得病就要花掉好几百块钱;另外,我每个月还能给你们800块钱。”
“客串”列车员话春运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孙冰/北京报道
对于工作5年的李立来说,这已经是第四个在火车上度过的大年三十了。李立和同事们将餐车精心布置了一番,虽然很简单,只是挂了一些拉花和气球,在窗户上贴上了福字。“但是还是很有节日气氛的。”他说。
李立值乘的列车是大年三十中午发车,大年初一早上到达,车上的大部分旅客都是短途旅客,需要留在火车上过除夕的只有十几位。
“我们把剩下的十几个旅客都请到了餐车,和我们乘务人员一起吃的年夜饭。中国这么多人,我们能一块过除夕那也是缘分哪!”李立还没忘记幽默一把,学着范伟的语气说。“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自告奋勇给我们唱了首歌,不知道什么名字,但特好听,我看见和我对班的大姐偷偷地抹了一把眼泪,她女儿也爱唱歌。”
实际上,李立和他所在的乘务组没有一个是“专业”的列车员,严格地说,他们都属于“客串”的。
由于春运期间客流激增,特别是北京、上海、成都等大城市和人口密集的地区,旅客发送量要比平时多出几倍甚至十几倍。为了满足旅客的出行需要,每年铁路部门都会开行大量的临时旅客列车,也是人们常说的“临客”。
平时都很紧张的客运人员根本无法满足大量开行临客的需要,因此担任临客值乘任务的列车员往往都是从铁路的非客运部门抽调来的“临时列车员”。
“当然我们也是经过了严格培训的,我是年轻人,所以我年年报名,因为这活其实挺辛苦的。” 李立说,平时列车员跑一趟车如果3天,那么也可以调休2~3天,但是由于春运期间任务重、时间紧,只能休息一天,而且往返之间的休息也往往只有两三个小时。
李立介绍,这些“客串”列车员大多来自铁路的非运输部门,其中有管理人员、机关干部,也有科研人员,“有个博士、硕士的,一点不稀奇”。“一开始很多旅客问我你是新列车员吧,现在几乎没有人问了。”
四年跑下来,李立已经开始以“老客运”自居了。李立其实是硕士毕业生,在铁路的科研机构工作。
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最大的关键词就是回家、团聚。“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之中充满着中国人特有的温情,也裹挟着春运中“一票难求”的无奈。
今年春运,铁路部门似乎受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责难,北京站内部出票视频的曝光和流传,使得本来就备受争议和质疑铁路部门一时间扮演了妨碍人们家人团聚的“公敌”。
“别人过节,我们过劫。”李立说铁路内部经常这样戏称春运时候铁路的处境,“劫有两个方面,一是春运期间工作最多、责任最重,像剥一层皮一样;二是遭受批评最多,越过节、越忙碌、越挨骂!”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铁路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开始变得很差,关于铁路几乎是一水的批评,但是为什么没有人关注一下绝大多数默默无闻奉献着的铁路人?毕竟那些内外勾结倒票的是少数。”李立很无奈地说,“我不知道有多少像我这样大年三十还在火车上、整个春节都见不了家人几面的铁路人有多少,但是我想他们和我一样,看到媒体和网上满是批评的声音,其实觉得挺心寒的。”
“列车员只是小小的一个群体,为了能让旅客顺利平安地回家过年,开车的火车司机、检车的维修人员,还有铁路公安、车辆调度人员、轨道维护人员等等,无数的铁路工人越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就越忙碌,就越不能和亲人团聚。”李立说。
“经常有旅客问,你们这大年三十还工作,得拿多少钱呀?其实,我们的春运津贴只有一二百块钱一趟,这根本不是钱的问题。大家买票回家不容易,我们也挺不容易的,大家都多相互理解吧。”李立说。
(文中李立为化名)
快乐冰雪运动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宋雪莲/黑龙江哈尔滨报道
如果说今年过年最快乐的事,对哈尔滨市张女士上初中三年级的儿子来说,就是回到距离哈尔滨200多公里的母亲家乡滑冰了。“我从上小学开始就可以每年冬天在学校的冰场滑冰了,而我的儿子,竟然到现在才知道滑冰是怎么回事。”张女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1978年,哈尔滨市“百万青少年上冰雪”活动开始启动。30年多来,这项活动不仅在黑龙江省得到了蓬勃发展,还成为该省冰雪体育中的一项品牌活动,发现并培养了一批有前途的“苗子”。
对冰雪的热爱,几乎是每一个孩子的天性。回忆起自己的学生时代,张女士感慨良多。
“小时候的冬天比现在冷多了,可是记忆里却全是快乐的感觉。”张女士介绍说,那时家里离学校有2、3里的路,街面上的雪经人踩车压,变得紧密而瓷实。等到太阳出来的时候,表面被阳光温暖成一层水,寒风过处,旋即凝结成透明薄亮的冰壳,让过路的行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捣着脚走路。
“不过,这样的路面对于孩子来说就是快乐之源了。”张女士说,在道路的两边,孩子们上学时基本就出溜着走,很快,一条通往学校的冰出溜就成型了。更刺激的是,一些孩子会蹬着父亲或是自己用木板和铁丝自制的冰车上学,如旋风一样。“一路出溜着上学,竟从来觉不出寒风有多冷,道路有多远。”
张女士告诉记者:“在学校的教室门外,每个班级也都会在班主任的带领下就着房前的斜坡浇出一长溜冰出溜,下了课,大家就一窝蜂地跑出去,串成长长的一串滑下去,跌倒了,也是跌出一片片欢笑声。”
在张女士的记忆里,这些几乎就是最简单快乐的冰雪运动,而更考验技术的是穿上滑冰鞋滑冰。“每年的冬天学校都会在操场浇出冰场,体育课或是放学以后,同学们就会穿上冰鞋冲向冰场,怎样绑紧冰鞋,怎样磨冰刀,甚至怎样从屋里走到冰场都成为必须学会的一课。由于学校的滑冰场是免费开放的,寒假更多的时候,冰场上会挤满了大人和孩子,在滑动的时候互相撞起来,所以怎样摔倒不会磕碰脑袋也成为体育老师必教和孩子必须掌握的内容。而技术更高超的孩子,会在人群中如鱼一样穿梭,吸引一大片热烈而艳羡的目光。
每年的冬季,黑龙江省教育局和黑龙江省体育局都会联合发出通知,号召开展一年一度的“百万青少年上冰雪”活动。然而,像张女士儿子那样生活在大城市、很少接触滑冰的孩子却越来越多了。
“我们一直都把滑冰当作一项重点群众体育项目来抓,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孩子滑冰的地方的确越来越少了。”黑龙江体育局群体处的王文波对记者说。
“缺少滑冰场地成为主要原因。”王文波说,据他们统计,目前全省仅有30%左右的中小学校有滑冰场,像哈尔滨这样的大城市,比例还要更低。有资料统计,以哈尔滨市的南岗区为例,上世纪90年代初,全南岗一共就有40多块冰场;而如今,也就是10来块。
“原哈尔滨南岗体育场也是当时著名的冰上活动中心,每年免费对外开放。除了中小学生之外,大学生和机关干部都来这里练速滑、弄花样、打冰球,成为冰城哈尔滨的一道美丽风景。而现在,体育场原址已经被一家5星级酒店取代了。”
哈尔滨市某中学的齐校长告诉记者,一些中小学校迁新址或盖新楼,操场被挤占缩小,基本没有可以浇冰场的场地。而即使是有操场的学校也在发愁,浇一个冰场就要1万元,加上一块冰场一个冰期的维护费还需要数千甚至上万元,这对一些学校就是一种负担。
“当然这还不算上体育老师的一点微薄补助。”齐校长说,“东北寒假的时间长,假期大部分时间学生不到校,浇完的滑冰场用不了多久就会闲置,这更让很多学校不愿意负担这笔开销。”同样,浇冰场还会给已经硬化的操场带来一定的破坏性,所以一些学校宁可开旱冰课,“又安全又省钱。”
据了解,一些家长似乎更关心滑冰是否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孩子的安全,加上更多的学校都在注重抓升学率,根本没有时间上冰,体育课受到一定的冷落。而待学生升至高三,学校干脆就将体育课“砍掉”了。“这甚至使我们进行了30年的百万青少年上冰雪活动在1999年的时候走向了最低谷,近年来才在加大扶持力度的情况下逐步好转。”王文波介绍说。
为了扶持群众性的滑冰运动开展,黑龙江省体育局每年都要拿出200多万专款支持学生“上冰雪”,但是这些资金分到数千所中小学校,堪称僧多粥少。“更多的资金仍需各县、区进行补贴。”王文波说。
目前,黑龙江省的上冰雪运动已不仅仅局限于上冰滑冰了。为了因地制宜地开展上冰雪活动,滑雪、抽冰尜、雪地足球、打雪仗、雪地橄榄球、雪地曲棍球、冰雕、雪雕、冰爬犁、溜冰道等都列入了上冰雪的内容。“这几年,像大冬会等各种冬季体育赛事都会在黑龙江进行,群众上冰雪热情的日益高涨起来,对冰雪活动场所的需求越来越多了。”王文波说。
王文波告诉记者,目前黑龙江省有122个400平米以上的冰场免费向群众开放。春节长假期间,这些冰场每天均人流如织,玩冰者数量是平时的两三倍。甚至许多外地游客在导游的带领下,也来到免费大冰场学滑冰。
“滑冰对于生活在东北的人来说,可能是身边最方便最省钱的冬季运动了。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黑龙江省的滑冰场,除了场馆以外,露天的都将继续以公益性为主,我们也会尽最大能力加大资金和政策的扶持,为群众提供最方便的健身场所。”王文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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