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锡军：中国在国际金融新秩序中受三方面约束

    国际金融危机仍在深化，金融体系改革呼声四起，在这个历史的时刻，中国应何去何从？继连续成功举办四届中国金融(专家)年会之后，中国金融网、中国金融研究院联手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人民政协报共同主办的“2009年中国金融形势分析、预测与展望专家年会暨第五届中国金融(专家)年会”于4月11日-12日在北京国际饭店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

　　赵锡军：谢谢主持人，各位专家下午好，很高兴参加本次年会。我主要就危机下的新秩序谈一下自己的理解。我觉得这次危机让我们对新的金融体系产生一些思考，我个人觉得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这次危机的发生、传导和演变过程，和我们目前构建的现代金融体系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比如说在最近30年过程中，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垮台，建立起来的无序体系状态，是不是和危机的发生、传导、演变有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垮掉以后，全球基本上没有什么宏观经济的协调，也没有汇率机制的协调，更没有对货币发行方面的协调等等。这个是不是和危机发生、传导、演变有联系，是我们值得思考的一个方面。

　　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对金融风险的控制、定位、测度等等，这些技术方面的东西，和对各个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交易管理方面的制度设计，这两个方面都是建立在目前金融体系的基础上的。比如说现有的金融体系提供的制度约束，对目前这些金融交易是不是公平、公正、公开？对金融工具的创新和投入到市场中去是不是有合理的判断？有没有足够的制度约束？第二在风险管理方面的技术水平，是不是也合适了？也就是说建立在目前金融体系基础上的应对风险的制度约束机制和能力，和工程技术水平方面的约束机制和能力能不能应对这个危机？这些我想是第二个方面值得我们思考的。特别是对风险的技术方面的，因为有很多的言论认为大量的金融创新，特别是金融工程方面的技术应用，和这次危机的传播是有联系。这方面是不是值得思考？这是第二个方面的问题。

　　第三个方面，我们现在的金融体系之下，对危机或者是风险的防范、预警和救助机制，和我们要救助危机，要防范危机，和对危机要预警，这中间具备的资源。这两者是不是匹配？从目前来看，我们防范危机和对危机的预警中间是没有体系的。从微观角度来讲，每一种金融工具都有对冲机制。但是对所有的金融工具来讲，他们之间的联系怎么样，怎么样防范传导没有对冲机制。另外每一个金融机构都有一套自己的风险防控体系，但是金融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同时每一个市场都有自己防控风险的办法和体系。但是市场与市场之间，又有什样的风险防控？最后上升到国家的层面，国家有很多的市场，很多的机构，整个国家的金融风险防控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现在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区域性的防范救助机制和全球性的防范救助机制更加薄弱。所以在风险防控方面资源是非常分散的，没有形成一个宏观的搭配，没有形成风险防控的网络。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现在要更多的进行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国家、地区的金融风险防控资源的配置。

　　另外我讲一下中国在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中的地位。我们国家现在受到三个方面的约束。第一个我们讲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我们是一个经济发展快的要求。所以金融体系在我们国家很重要的任务是促进经济发展。但是金融动员资源，把不应该动员起来的资源动员起来了，就有很大的风险。所以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我们还要考虑风险的防控。也就是说中国现在建立起来的金融制度能不能对风险防控有约束？包括国家的、市场的、金融机构自己的，这些制度有没有对风险的防控有约束力？另外我们现有的一些从技术层面上来讲，对风险防控的技术措施，一些定量化的措施，能不能防控住风险？所以从防控风险角度来说，又怎么样和经济发展协调好？这是第二个要考虑的问题。

　　第三个在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建设来讲，我们自己国内的金融体制建设还面临着一个国际竞争的压力。因为尽管你是要防控风险，但是其他国家做的是创新，更自由化一些。你要促进经济发展，要做金融创新。但是整个国际的经济形势是要你做好风险防控。这两者如何平衡考虑？这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方面。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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