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经济影响尚未见底，经济发展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较多，我国经济平稳回升的基础尚不稳固。这个判断再次显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困难局面，而按照历史经验和生产周期，五、六月份经济增长速度都会比4月份低一些，也就是说，上半年GDP增速低于8%的大局几乎已定。

　　这意味着，完成“保八”的年度任务已经进入了关键阶段。为此，需要科学评估去年9月份以来一系列“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政策效果，梳理上半年宏观调控具体措施的经验，分析研判下半年经济运行形势，并提出与现实和实际相符合、长短目标结合的政策方向。近日，《瞭望》新闻周刊走访了十二位知名经济研究者，以期更准确理解和把握下半年的经济局面。

　　内需政策效果初显

　　《瞭望》：“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政策实施已经接近十个月，效果如何？

　　祝宝良：针对2008年9月份以来世界经济形势日趋严峻和我国经济下降过快的局面，中央迅速对宏观调控政策取向作出调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扩大内需。这些措施有利于扩大投资，拉动消费，促进就业特别是农民工就业。

　　政府投资是拉动经济最直接、见效最快的手段，在这方面我们有过1998年扩大投资需求的成功经验。按照中央规划，2009-2010年两年投资11800亿元用于扩大内需，2009年投资规模约为9080亿元，新增4875亿元，这一政策可拉动2009年经济增速提高1.9个百分点。

　　此外，实施增值税转型和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也降低了企业的投资和生产成本，对刺激企业投资有一定的作用。2009年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相当于增加农民收入1000亿元，提高城镇低收入居民收入、离退休人员工资、优抚对象优抚标准和中小学教师绩效工资等约2000亿元；居民收入增加可带动消费增加2200亿元左右，使今年经济增速提高0.7个百分点。

　　通过数量模型测算分析，如果不采取扩大中央政府投资规模、增值税转型、降低行政性收费、提高居民收入等一揽子经济政策，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可能仅为5%左右，其中一季度的经济增长在4%以下。采取了上述措施后，可拉动全年经济增长2.6个百分点以上，能够使2009年经济增速达到8%左右，避免经济在短期内出现过快下滑。

　　张立群：1-4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同比增长95%，表明后续投资数量很大，在政府投资大量增加，银行贷款规模较快扩大的情况下，预计未来投资将持续较快增长。在政府投资增长不断加快的同时，市场引导的投资增长也在加快。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回暖，房地产投资增长逐步加快，全国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1-2月份同比增长1%，1-3月份同比增长4.1%，1-4月份同比增长4.9%。消费需求一般比较稳定。1-4月份显现出来的消费趋旺的情况，在经济景气度提高，支持消费信心因素增强的背景下，预计将继续保持。

　　汽车和房地产市场的回暖，政策因素只是诱导性作用，根本还是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背景，其回暖是可以持续的。在汽车、住房需求恢复较快增长的拉动下，预计市场主导的需求将逐步全面回升，而近期政府主导的投资增长已在不断加快，因此内需的加快增长是可以持续的。

　　刘旭：单从数据上看情况有所好转，比如发电量指标虽然在下降但幅度在降低。尤其跟去年第四季度比，比较乐观的主要是在投资和消费方面的信号，投资增长幅度比较大，这是受4万亿等政策刺激影响的。消费也有所提高，说明大家的需求还是很旺盛。但放贷过多也有问题，短时期量太大会有隐患，比如会不会有些项目发放过于仓促导致银行出现呆坏账？需要重视。

　　冷静看待复苏基础

　　《瞭望》：相比前一段时间坏消息频出，最近一段时间，的确出现了不少好消息，大家都开始谈论经济好转甚至复苏的话题。

　　范剑平：我个人的看法是目前处在运行中间。总的来说，经济转好的表现和苗头不断增多，这个无可否认。但是另外一个方面，经济还处于触底以后的底部调整阶段，中国经济很难马上就形成从底部明显稳定回升的一个态势。

　　首先，我认为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国经济已经见底，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最坏的时期已经过去，大幅下滑的情况基本过去。从我们的定量分析来看，反映中国经济运行状况的先行指标构成的先行合成指数客观反映出了这种情况。

　　根据先行合成指数在4月份的表现来看，先行合成指数已经在去年年末和今年年初触底了。而先行合成指数大体上领先实体经济五到六个月，去年先行合成指数最低的11月也就是经济最差的月份，到今年5月已经半年，所以最保守的估计是实体经济的现实表现5月份以后应该不会再下滑了。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先行指数触底以后，目前基本上横着走。前一个阶段是大幅下滑，现在处在一个底部持平和稍微上升的态势，但向上并不是很明显。这与之前中国经济调整可能是U型的判断相一致。也就是说，即使中国经济见底了，也不要指望中国经济会从底部立即回升，V字型经济走势的预期很难实现。

　　赵晋平：从3月以后的经济走势来看，美欧日经济体的经济下滑趋势开始放缓。美国政府7870亿美元刺激计划的经济效果预计从第二季度起逐步显现；日本在去年增加1200亿美元财政支出基础上，今年4月又通过了1540亿美元的新增预算方案；欧元区主要国家经济刺激计划也表现出一定效果。由此判断，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下滑趋势在第二、三季度将明显减缓，今年内触底反弹的可能性上升。

　　但是，主要发达经济体在过去两个季度仍然经历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由于不良资产拖累，信贷紧缩较长时期内难以根本消除。因此，即使发达经济体走出衰退，经济增长速度将可能维持在较低水平。世界经济在今后3～4年将经历低速增长和曲折复苏过程。

　　因此就中国而言，进入二季度以来，表明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趋于缓和的因素增多，但由于贸易保护主义和内需导向型政策因素影响，外部市场条件并未出现改善，我国的出口继续大幅度下降。下半年即使降幅有所放缓，也不足以改变全年出口负增长局面。

　　 《瞭望》：如何来具体理解已经出现的这些好消息？

　　梅新育：5月份出现了很多炒作，拿各种各样的数字来说话，尤其美国人说他们经济有复苏的迹象，银行做出的各项数字也比预期的要好看得多，第一季度的财报都比较好看，我认为这些都是靠不住的。去年危机形势非常严重的时候，会计准则刚好在那会儿改变，会计记账办法改变了，对不良资产的处理放宽了很多，以前要求减值的资产现在不减了，这个差价变成了利润显示在了报表上，这是典型的会计魔术。股市和初级产品市场的形势好转一部分是由于会计变的魔术，一部分是为了救市进行的大量资金投入，大范围的新增贷款，活跃了资本市场，但实质上经济运行并未好转。

　　对此，我们要认识清楚，不要当真。从美欧各国看，居民消费都还没有恢复的迹象，失业的情况也没有好转，企业和个人破产还在增多，投资和消费根本没动力，人们不会消费，都还在还账，投资也没见到有可投的地方。

　　美国现在新的支出项目很大部分都有“作秀”嫌疑。比如新的经济刺激法案里的高速铁路投资项目，美国政府拿出了100亿美元，也即700亿人民币，想要建立全国性的高速铁路网络以改进交通运输状况，相比我国仅上海京沪高铁就用了两千多亿人民币，令人非常怀疑这个经济刺激法案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以此来看，美国所谓的经济复苏水分太大。

　　彭真怀：国内来看，所谓经济回暖迹象，主要是靠中央大项目的财政投入和地方配套资金推动，而不是消费拉动的内生型增长。从今年各地区的施政措施看，最突出的一条是扩大大项目投资，认为可以在危机中抢抓新机遇，在困境中实现新跨越。这些做法是否符合我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是否利于本地乃至全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值得研究。

　　比如，据初步统计，十个产业振兴规划的关键词中，“加强技术改造，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出现9次，“推进产业重组，支持企业兼并重组”出现6次，“淘汰落后产能”出现4次。可见十个产业本身都存在着生产方式粗放、结构不合理等深层次矛盾，都表现出产能过剩、科技含量低和附加值不高等普遍性弊端。而一些地方政府以产业振兴为幌子，掌握资源配置权力，继续投入土地、资本营造“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如果不及时纠正，后果很严重。

　　祝宝良：当前，促成经济反弹的主导力量来自存货调整和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需求面依赖外部经济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观，而外部环境低迷不振和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不利影响还在持续；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经营困难还在延续，社会投资增长乏力，经济内生的增长动力非常脆弱，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困难较大。可以说，经济运行仍未形成稳定复苏的趋势。

　　重视“调结构”的战略意义

　　《瞭望》：“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往往看到更多体现为“保增长”的措施，而给予生产力升级转型重任的“扩内需、调结构”却执行得不理想，可能是当前宏观调控面对的重要问题。

　　祝宝良：从2002年年底开始，我国进入长达五年多的经济扩张期，连年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积累了巨大的生产能力。现在，从经济周期的变化看，经济从收缩期转为稳定复苏期要经历“去库存化”和“去产能化”两个阶段，这其实就是调结构的重要内容。按照经济周期的一般理论，“去库存化”只是经济收缩的初期阶段，这一阶段基本要持续半年左右的时间，然后进入产能调整阶段，这一阶段一般要持续半年，甚至长达一年半以上的时间。只有当产能利用率恢复到正常水平后，企业才会进入新一轮投资，真正的经济复苏才能到来。经过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一季度的调整，我国“去库存化”过程已基本结束，从二季度开始，我国随之进入“去产能化”过程。

　　范剑平：其实，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经济会是U型调整的原因所在。经济下滑的过程基本上表现为去库存化的过程，中国经济去库存化的阶段基本结束，也就是说U型调整的左半边已经结束。而U型底部调整的过程是一个去产能化的过程。现在，全球经济调整，外部需求大幅下滑，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要把过去在繁荣时期大量建设的生产能力给消化掉。只有通过去产能化的过程重新建立起产需的平衡，去产能化的过程才能结束。

　　而现在，我国大多数行业仍然是一个供过于求的局面，去产能化的过程才刚刚开始，大量落后产能并没有真正被淘汰，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需求稍微回升，产能马上就会恢复，产品的价格又会大幅下跌，企业的效益就不可能好转。所以，对中国来讲，要真正摆脱此轮调整的阴影，成功地走上复苏之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完成“调结构”的过程。

　　根据我们的估算，我国的工业产能利用率水平目前只是正常时期的60%。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工业增长速度平均是在13.3%，而今年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3月份增长速度也只有8.3%。如果说13.3%是我们工业增长的潜在速度，那么这就需要供求在一个合理的状况下，而这个增长速度也是合理的。

　　未来要把各行业的产能利用率的水平从现在的60%提升到正常水平，一方面需要扩大内需，另一方面要把供给当中的高污染高能耗的落后产能淘汰掉。每个行业只有在产能平衡点上重新寻找到新的需求，才能获得新的投资空间。当产能过剩的时候，企业是没有信心进行大规模投资的。

　　《瞭望》：从世界经济历史经验来看，就像“化蛹为蝶”一样，这是一个非常痛苦也是不得不经历的过程。

　　范剑平：首先是任务沉重。连续五年的经济高增长，这一轮经济扩张期所形成的生产能力规模太巨大了。新增生产能力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不符合未来经济发展需求的。高污染、高能耗和低技术的企业未来是没有生存空间的，但是其淘汰的任务非常繁重。过去五年堆积起来的产能，其消化大体需要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其次，这一轮去产能化的过程复杂。如果仅仅是淘汰落后产能，只要政府下决心应该还能做到，但是现在却面临一些新问题。过去长期为出口而定制的企业，其一直瞄准的方向是国外，而现在国外需求大幅萎缩了，这类企业也就缺乏市场需求了。而这些企业并非落后产能，其大多属于高技术甚至是最先进的企业，这就造成了高端的产能过剩。

　　比如钢铁行业中的造船专用板以及电子行业等其他一些行业中的许多企业都是如此。对于这些企业，政府前期投入了较大的资金，而在金融危机困境下，政府扩大内需的政策对其影响不大。过去新增的生产能力里面很多都是瞄向出口需求。针对此，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能寄望于世界经济的复苏。

　　彭真怀：必须指出，我国经济存在着产能过剩的历史和现实基础，并有螺旋式加剧的严重态势，需要高度重视调结构的战略意义，应当有“断臂求生”的勇气，对化工、钢材等高污染、高耗能和资源性产品出口企业主动关停并转，形成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如果继续采取增加出口品种、提高出口退税率等刺激政策，就是对当前经济形势的严重误判，不但不能挽救出口下滑，而且会在误区中越陷越深，不利于改善我国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总体环境。

　　 货币和财政政策需继续完善

　　《瞭望》：1-4月份近5.2万亿的新增信贷，对此市场一直很担心，特别是近期大宗商品强劲上涨，通胀压力加大，对货币政策的争议越来越多。这个问题如何看待？

　　贺力平：现在CPI、PPI增幅还是负的，仍然带给很多人通缩预期，相应地给扩大消费和投资的决策带来困难，有连续向下走的影响。为了保增长，在货币政策上保持宽松的姿态，是非常正确的，而且其政策效应正在发挥和显现。在今后一段时间以内，政策效力仍会进一步显现。

　　我并不认为，这些信贷资金会导致通货膨胀。原因在于，上半年的信贷资金，相当一部分是短期融资券性质，企业贷到这些资金中的很多部分又用于生产和库存等，用于财务管理的相对较少。因此，通货膨胀在短期还看不到。

　　毫无疑问，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会形成一定的通货膨胀压力。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目前我们还没有走出金融危机，国内消费价格指数仍然为负。因此，一定的通胀预期并非坏事，它对扭转通缩预期有好处，客观上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这就考验政策层面的智慧了，一定要紧跟形势变化，保持政策的灵活性。

　　宋国青：行政命令导致信贷增加的问题的确存在，但目前看来不是很严重，基本是企业和银行主动的行为。进入股市的企业资金有所增加，但考虑到去年股市迅速下跌，目前的恢复尚属正常，进股市的资金绝对量也不是很大。

　　目前担忧通货膨胀是有道理的。但同时，生产水平仍然低于潜在生产能力，货币量增加、总需求扩大会带来产量增加，而不是价格水平上升。从全社会尤其决策层的角度看，人们主要担心经济能不能恢复，因此货币投放量不大可能出现明显收缩，全年新增贷款可能达到9万亿至10万亿水平。

　　由于目前货币供应量迅速增长，环比增速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今年四季度政府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宏观调控的可能性很大，再不调控，可能就过了。如果四季度政府视内外部条件变化，开始积极有效地调控，中国通货膨胀水平到明年会比较合适。对通胀问题，没有必要过多担心。

　　冯科：就算信贷放松，中小企业依然得不到充足的贷款。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也不可能靠信贷扩张或紧缩去解决。信贷大部分流入了大项目。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不靠信贷扩张来完成，那要配套一系列的改革。信贷继续扩张并不能解决紧迫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国内的经济危机主要是国外需求锐减引起的，外贸水平下降，这属于制造业危机，国内制造业本来就产能过剩，信贷再扩张资金也难以进入实体经济，那么消化不了的资金就会流动到股市、房地产。下半年信贷应该有所考虑，回复到一个正常、平稳的水平。

　　贺力平：现在，货币政策方面出台大的或新的政策未必有必要，但是一些微调或许可以。举例来说，如何从长远角度改善民生？利率上，尤其是贷款利率，针对普通中小企业面临的实际利率仍然相当高，如何在贷款条件贷款利率上，进一步减少其融资障碍？在此方面，值得进行深入的探索。

　　《瞭望》：今年前四个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下降9.9%，而未来的投入任务仍然繁重，积极财政政策面对的压力在不断增加，财政政策是不是也需要进一步改进？

　　杨志勇：在财政收入下降的同时，财政支出增长较快。1-4月份，全国财政支出同比增长31.7%。支出增长会增加财政压力，但这是积极财政政策贯彻落实的正常表现。而且，值得关注的是，第一季度，财政收入同比降幅一直在收窄。1月份同比下降17.1%；2月份下降1.2%；3月份仅下降0.3%。这显现经济有回暖的迹象。但4月份，财政收入同比下降13.6%，降幅进一步扩大。这说明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因素依旧存在，积极的财政政策还不能松劲。

　　现在，需要关注的是，已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对民间投资的拉动作用有限。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民间资本仍难以进入一些投资领域。积极财政政策的政府投资如何更多地带动民间投资，在方式上仍有改善的余地，一些投资完全可以采取政府提供资金，民间资本配合的形式进行。当然，这也包括中小企业发展的问题，财政政策也要有所考虑。

　　积极财政政策仍要继续，具体应对措施要根据未来的数据来作进一步的判断。扩大支出仍有空间。财政收入下降下的减税政策是一大挑战，但如果能对中小企业采取更合适的减税政策，那么对于经济的稳定和未来发展，都将是利大于弊。财政收入下降宜通过扩大赤字规模来解决。国内储蓄较多的现实，决定了发债仍是可行的选择。

　　另外，一些国有资源、国有土地和国有经济的市场化，一方面可以增加政府的可支配财力，另一方面还可以拉动民间投资。同时，财政改革应稳步进行，对中长期发展有利的改革措施应选择好的出台时机。特别要注意的是，在经济尚未完全企稳的背景下，任何直接增加税收负担的政策都不宜出台。

　　充分估计国际环境的严峻性

　　《瞭望》：现在，最难琢磨的可能还在于外部环境，这方面认识的深度和准确性可以说直接影响国内政策的决策。尽管近期国际环境有趋于稳定的迹象，但不确定性仍然没有大的改观。

　　刘煜辉：看当前的外部形势，三个事情要始终了然于胸。即便日后经济数据波折起伏，形势判断也不能出系统性偏差。

　　其一，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过程不可逆。所谓“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搭配在过去十年扮演着全球流动性的主“水泵”，美国消费变成中国储蓄，然后通过购买美国债券流回美国。在美国，资金暖流顺着其复杂的金融加工系统，让美国的房地产和股票水涨船高，极大地提高了美国家庭和社会的财富，这些财富再循环到消费市场。中美合在一起，全球经济才能变得均衡；分开来看，都是严重失衡的。

　　在未来数年中，中美经济体一定会有一个再平衡过程。美国高达72%的消费率将会重新回归到1970-2000年的65%。中国的工业增长也会从20%以上的高位回到10%甚至以下。与美国通过金融手段引发的“消费泡沫”类似，中国通过压低要素资源价格的“出口泡沫”，现在是到了临界点的“清算”时候了。

　　事实上1929年美国扮演的角色，恰是今天再平衡运动中中国的角色。在产能过剩的危机中，顺差国(生产国)往往更加脆弱。因为再平衡的拉锯战，对顺差国意味着产能收缩，对逆差国则意味着产能扩张。顺差国(生产国)要承担更多调整的成本。从1930年的例子看，当时的贸易顺差国美国，比贸易逆差国英国所受到的打击，要沉重得多。

　　其二，这是一场典型的债务-紧缩型危机。在经济异常繁荣期，随着资产的迅速膨胀，资产负债表变得越来越好看，过度负债的本质被深深地隐藏了起来。一旦经济增长趋缓，债务大量浮现，债务清偿导致资产廉价抛售。负债价值是不会掉的，但资产价值却快速萎缩——在硬的负债和不断下落的资产价格的双重压力下，所有部门资产负债表迅速恶化，全社会突然面临急剧的信用收缩。

　　美国家庭负债率2007年攀上了114%的顶峰(占GDP的比例)，而十年前这一数字是64%。美国国家负债率2007年是350%，而十年前是250%。若回归十年前，意味着美国政府、企业、居民和金融部门至少要减掉6万亿美元以上的“赘肉”。

　　由于信用紧缩和资产价格下降，被暴露于过度借贷的危害中的美英消费者所能做的唯一选择，就是增加净储蓄，以缓冲家庭净财富的萎缩，而这只能通过减少举债或提高储蓄率来实现。以消费的放缓为代价的储蓄增加，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实体经济基本面恶化的速度和程度。

　　失业增加，收入下降，消费者又要进一步紧缩开支，一个恶性的循环。这注定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经济行为的调整。历史证明资产负债上的衰退通常是长期持久的，而其后的恢复过程也是缓慢无力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说世界可能跟日本一样要进入“失落的十年”，并非虚妄。

　　其三，这是一次全球经济长周期增长的谢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发生在美国，以信息、网络技术革命为主要内容的“重大创新活动的群集”，大大促进了美国经济的繁荣发展，“新经济”由此而出现，并推动世界经济30年的长周期上升阶段的出现。

　　世界经济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根源还在于：过去十年中，世界的科技水平总体原地踏步，经济增长最本质的动力失去之后，一旦借助房地产投资和信贷消费的泡沫化推动资产型经济模式不能维持，世界经济必然陷入到一次严重下滑中去。

　　带领世界经济进入下一个长周期的载体在哪里？现在还看不到，美国也在寻找。“奥巴马新政”正在做的就是，带动创业活动的集群式迸发，用新的财富创造机制去填充天量的债单。依据公允会计准则计算，美国联邦债务总额高达65.5万亿美元。

　　 《瞭望》：这个背景下的全球贸易环境想必也不容乐观？

　　赵晋平：根据世界银行和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2009年全球贸易将下降11.5%，直接投资下降30%～40%。实际上，这一判断是在预计2009年全球出现二战以来最严重经济衰退基础上作出的。但是，即使下半年主要国家经济触底反弹，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短期内仍然难以恢复增长。原因在于主要国家经济下滑趋势放缓或回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产业救助和经济刺激计划的作用，而这些政策立足于国内需求增长的需要，对外部市场的需求拉动作用十分有限。

　　如美国的再投资计划，主要集中在新能源开发、节能改造、教育、医疗等进口需求弹性较小领域；基础设施改造的材料需求附加了只允许购买美国产品的条件。对减缓本国经济衰退产生了积极效果，但贸易伙伴的受益相应减少。今年一季度，美国进口下降29.7%，高于出口降幅7.4个百分点。同期，欧元区、日本的进口也分别下降了20.9%和26.9%，4月日本进口又下降36.8%。

　　更为严重的是：今年以来，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明显增加，全球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可能进一步恶化。美国、欧盟和日本通过一系列加强检验检疫、调整原产地规则、提高环保标准等措施设置贸易壁垒，部分国家的法规、政策调整明显表现出限制本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政策意图。1-4月，共有13个国家(地区)对我国产品发起“两反两保”调查38起，案件数同比上升26.7%，涉及中国出口额同比增长1.9倍。来自贸易伙伴的各种贸易保护行为将显著加大中国的出口困难，增加企业损失。

　　汇率波动是影响贸易活动又一个重要因素。去年9月以来，虽然美国的金融机构损失惨重、经济急剧下滑，但在避险情绪推动下，国际资金涌向美元资产，美元不降反升，欧元、英镑、澳元对美元迅速贬值。受以上因素影响，按照月度平均值计算，截止到今年3月份人民币对日元、欧元、英镑和澳元分别同比升值0.8%、23.4%、46.8%和44.3%；对卢布和韩币升值更是高达50%以上。

　　我国企业的出口成本明显提高，竞争压力显著上升。3月份以后，美元出现贬值。人民币对其他货币升值趋势略有缓解，但短时期内无法回归危机前水平，同时还将承受对美元升值压力，出口的外部条件短期内难以改善。

　　坚定信心、沉着应战

　　《瞭望》：结合上半年的情况，如何看待下半年的经济运行走势和政策选择？

　　范剑平：我们预测四个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大体上是6%、7%、8%、9%这么一个趋势。现在，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社会投资积极性不高，目前还是靠政府投资支撑。这就需要打破行业垄断，为民间资本开放空间。总的来说，投资只是一个中间需求，归根结底只能是为出口和消费服务，下一步要让各行各业的投资转向为国内消费服务，同时要进一步扩大消费。

　　可以说，真正渡过危机的良方还是“富民”。过去，我们在政府、企业、居民三部分的收入分配结构中间，政府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企业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居民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过去出口的拉动强劲，在国内消费不畅的情况下，可以保证企业的利润、政府的税收，支撑中国经济的发展，而现在必须依靠国内需求。如果能够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还利于民，可以说这是满盘皆赢的局面。

　　这是我国处理好政府税收、企业效益和老百姓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三者之间关系的核心环节，也是致力于速度、结构和效益统筹发展的关键环节，也是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关系的核心环节。就看是否能够冲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把各项政策朝着富民的方向推进。

　　刘煜辉：政府和企业拿了越来越多的钱，只能作投资，形成产能，国内形成的购买力又消费不了，就只能卖到国外去，形成顺差。所以，高储蓄必然高投资，而高投资反转过来又进一步做高储蓄，周而复始，直至有一天外部需求真的垮了，循环终止。

　　坦率地讲，如果中国不能从根本上跳出这个循环的话，未来恢复均衡的唯一方式只能是：通过企业大量倒闭、产能大量清洗、失业率和政府债务不断上升，来消灭高储蓄，恢复平衡，整个国家财富将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

　　经济刺激计划当然能奏效，可以预期的是，二、三季度经济增长肯定会被拉起来，但来自政府的投资需求只可以暂时平衡供需关系。居民是最终消费者，当他们的收入在经济中的份额不断下降，需求和供给最终将无法平衡。政府投资能不能转化为居民的储蓄和消费，能否带动私人部门的投资，成为政府刺激计划成败的关键。

　　现在，有些人期望通过财政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提振经济，然后等待外需的回归。不过，这一经典策略在此次危机中可能失效，美国人可能短时间内回不到原来的生活了，中国人这一次得靠自己来解决问题。

　　范剑平：下半年政策的走向和着力点大体有几个方面：

　　第一，之前的政策大多属于短期救急，当经济见底后，政策应着重考虑长期，以培育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点，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第二，针对行业中的矛盾和难题，可能会出台一些更加细致的指导办法；第三，应该把主要手段由扩大投资转向扩大消费；第四，为更好地把扩大内需与稳定外贸两方面平衡，可能会出台更加细致的政策实现统筹兼顾；第五，在前期已经陆续出台区域性指导意见政策的基础上可能会针对一些重点区域出台相关政策，指导各地区深化改革；第六，在加快科技创新、培育新一轮经济增长点方面可能会加大力度，相应的配套政策也可能会出台。

　　祝宝良：当前，必须一方面扩大需求包括内需和外需，一方面淘汰落后产能，同时不断提高自主创新水平，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只有这样，才能加快淘汰过剩产能，提高设备实际利用率。当前形势要求我们，应继续落实已经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并观察效果，同时，准备应对更复杂严峻国际形势的政策预案并择机实施，引导我国经济稳定回升。

　　赵晋平：外贸方面，保持人民币有效汇率基本稳定，以稳定市场预期，增强企业信心，建议提高一揽子货币中非美元货币的权重，以平衡其他货币对美元贬值带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做好针对国外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的应对工作。建议加大针对反倾销和其他贸易壁垒的对策研究，并采取积极措施以遏制国外贸易救济措施上升趋势；增加出口信用保险、融资担保和政策性贸易融资等官方支持手段的资金投入，尤其是加强对于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支持力度，以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的作用；加强区域贸易和货币合作，扩大双边货币互换规模和适用范围，推进人民币贸易结算工作。企业则应当增强信心，利用危机倒逼机制，调整市场目标，加强国内市场销售，把立足点放在扩大内需上来。另一方面，加大技术创新和自主品牌建设方面的投入，培育企业的长期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梅新育：中央现在已经注意到了潜在风险，也正在提出相应的政策去积极地解决，这也是我们的信心所在。毕竟目前在大国当中，我们的情况还是最好的。我们如果能保证国内大局企稳，我们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就会有所提升。

　　因此，我认为宁可把困难想得多一些，也不要把它们想得简单。这样更有利于我们站稳脚，也有利于我们抓住更多机会。因为危机本身就是机会，危机中大家都下降了，但我们下降得最少，这样我们领先的优势就扩大了。危机估计得越多，我们能够利用的机会就越多。如果估计得太少，可能很多机会就没想到，更谈不上利用了。(王仁贵、张辉、唐敏、尚前名、实习生胡钟予)

　　附：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专家如下(按照姓氏拼音字母排序)

　　范剑平(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

　　冯科(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贺力平(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

　　刘旭(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贸易室副主任)

　　刘煜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

　　梅新育(商务部国际贸易研究院教授)

　　彭真怀(北京大学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

　　宋国青(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杨志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研究员)

　　张立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

　　赵晋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副部长)

　　祝宝良(国家信息中心高级经济师)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