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不赞成‘人口红利’一说，这种说法没有根据。”8月13日《上海证券报》刊登的《我从来不赞成“人口红利”一说》一文报道，人口学家蒋正华在该文中表达并阐述了这一观点。

　　在中国或者说世界人口学界乃至经济学界，“人口红利”本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的概念和判断，但蒋正华先生的逻辑观点，似乎会重新掀起这样一个最为基本的讨论。

　　由于“人口红利”概念对于判断中国人口形势、经济形势、人口和相关经济政策的未来走向具有重要意义。笔者有不同看法，因此不揣冒昧提出来与蒋先生商榷。

　　“人口红利”一说是否有根据？

　　蒋正华先生得出“人口红利”没有根据的观点，其基本逻辑是，劳动力素质比劳动力数量更重要。以“里昂惕夫之谜”(资本实力最雄厚的美国，出口的反而是劳动密集型商品，是因为美国劳动力的效率和素质比别国高4倍左右，所以美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别国相比也有竞争力)和“从清末到民国，中国劳动力一直很便宜，为什么那时候没有实现经济起飞？”等经济现象为论据。

　　基于素质比数量更重要的认识，蒋正华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不是劳动力便宜所产生的红利，“人口红利”说本末倒置，既没有认识中国发展的优势，也模糊了人口工作的目标。

　　对于蒋正华“劳动力素质比劳动力数量更重要”的观点，笔者极为赞同。但我想表达的是，劳动力素质再高，如果劳动力年龄结构严重老化，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首先，劳动力，不管是高素质还是低素质，在结构老化之后，将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毕竟，人到中年以后生理机能开始衰退，动手能力下降，心理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接受新事物和掌握新技术的能力不如年轻劳动者，工作效率也会有所降低。

　　其次，结构老化的劳动力，还将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因为老化的劳动力对职业变动的适应能力较差，较难适应产业结构的调整。

　　回到“人口红利”问题。按照定义，这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国际人口学界普遍认同的人口转变理论告诉我们，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过程中，会形成一个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都比较低的局面，并会持续几十年时间。在这段期间，总人口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即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大；0~14岁和65岁及以上人口规模小，人口学家称这段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也称为“人口红利期”。

　　中国多位知名的人口学者对中国的“人口红利”问题进行过阐述。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两方面的效应：一是市场化改革特别是生产要素的市场发育带来了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另外一个就是“人口红利”效应。人口转变的提早完成，使中国正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逐年上升的阶段，劳动力供给丰富，储蓄率持续攀高，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

　　原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主任、现任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展规划与信息司司长于学军认为，从统计数据上观察，“亚洲四小龙”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也是总人口负担系数快速下降的时期，证明了人口负担系数下降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积极关系。但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期之后，都出现了减速的过程。这似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都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经济减速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步丧失。

　　笔者认为，劳动力便宜，是经济起飞的一个有利因素，但仅仅有劳动力便宜这个因素还不足以实现经济起飞，还必须具备政治和社会稳定以及合适的经济政策等因素。而且，现在中国劳动力比较便宜，并不是因为中国人口数量太多的缘故。事实上，越南和缅甸的人口比中国少得多，但他们的劳动力更便宜。廉价劳动力是特定的经济发展过程的产物，当年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也经历了这个过程，从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升级到技术密集型产业。当我们的产业逐步升级的时候，劳动力价格自然也会逐步升级，这与人口总量的多少无关。减少中国人口数量根本无助于提高劳动力价格。

　　人口是不是太多？

　　“中国的就业问题，根子也出在人口太多，中国每年要解决1000多万人的就业问题，是世界上就业压力最大的国家之一，这就迫使我们经济增长要保持一定速度。”正因为如此，蒋正华表示，人口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更多是压力，而不是红利。中国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出在人口众多。

　　笔者认为，看一个国家的人口是不是太多，光看人口数量是不够的，还要看人口密度。如果光看人口数量，那么澳大利亚人口有2000多万，新加坡人口只有400多万，但很显然我们并不能说，“相对于新加坡而言，澳大利亚的人口太多了。”因为道理很简单，澳大利亚地广人稀，而新加坡的人口密度属于世界最高之列。

　　从人口密度来说，很多国家的人口密度都比中国大：中国为138人/平方公里，韩国为480人/平方公里，日本为335人/平方公里，英国为250人/平方公里，德国为230人/平方公里……即使不考虑中国部分地区不适宜人居住的地方，中国的人口密度仍远不及日本和韩国，但这两个国家现在还在鼓励生育。

　　其次，人口数量多并不等于就业压力大。一方面，人口多了，一个工作岗位固然有很多人来竞争；但另一方面，人口多了，创造的就业机会也越多。人总是要消费的，消费就创造需求，需求就拉动经济，经济发展就创造就业机会。

　　举例来说，日本和澳大利亚都是发达国家，日本的人口密度远远高于澳大利亚，但这两个国家的失业率基本相当。俄罗斯和阿根廷都是地广人稀的国家，但这两个国家的失业率长期高于地狭人稠的日本。

　　当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出现大量的失业人口或过剩人口的时候，要改革的是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

　　一般来说，经济繁荣时失业率低，经济萧条时失业率高。例如，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时期，美国人口只有1.2亿，那时失业率高达25%，如果认为失业是由于人口太多，那么是不是认为那时美国也应该减少人口呢？而美国人口在2006年10月突破3亿时，失业率只有4.5%。

　　与发达国家不同的“老龄化”

　　蒋正华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人均寿命的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问题是世界性的，这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问题。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比有些国家快，不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计划生育造成的，而是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不控制人口增长造成的。

　　笔者认为，老龄化不是指老人的绝对数量，而是指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用数学公式来表示就是：老龄化率=老龄人口/总人口×100%。在这个公式中，老龄人口是分子，总人口是分母。作为常识，如果分子不变，但分母减少，这个分数就会变大。

　　举例来说，如果一个国家有10亿人口，其中有1亿老人，那么老龄化并不严重；如果一个国家有10万人口，其中有5万老人，那么老龄化也是极其严重的。为什么有1亿老人的国家老龄化不严重，而有5万老人的国家老龄化极其严重？因为前者的老龄化率只有10%，后者的老龄化率则高达50%。

　　为了再次说明这个结论，我们可以进行中印之间的老龄化问题对比。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的生育率快速下降。197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5.8，到1980年，总和生育率已降至2.24，接近世代更替水平；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为1.33。

　　印度在20世纪50~60年代的人口增长速度与中国相仿，1970年，印度的总和生育率为5.77(也与中国相仿)，1980年降到4.95，现在印度的总和生育率仍达到2.7。不论是现在还是可预见的将来，印度的老龄化程度均远远低于中国。

　　可见，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比有些国家快，并不是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不控制人口增长造成的，而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生育率快速下降造成的。

　　中国的老龄化与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有两点不同：第一，发达国家是“先富后老”，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就有能力解决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而中国是“未富先老”，应对老龄化的能力就比较差。

　　第二，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是逐渐形成的，社会压力也是逐渐出现的；而中国的老龄化是短时期形成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提升到14%，发达国家大多用了45年以上的时间，而中国只用了27年，并且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都保持着很高的递增速度，属于老龄化速度最快国家之列。

　　笔者对蒋正华先生非常尊敬，但对于“人口红利”的定义，及其延伸出的人口政策的展望，笔者认为，我们需要更多口径的严谨讨论，以求得更广泛的共识。(作者系资深人口问题评论员，长期研究人口与生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