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徽商银行，理由很多。首先，其作为全国首家由城市商业银行联合重组成立的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观察其成长历程，具有一定的样本价值。

　　其次，ROE(资本回报率)表现抢眼。开业后的第三年，也即2008年，徽商银行首次进入21世纪亚洲银行竞争力排名(本报委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进行的一项研究)的研究样本，该行的综合竞争力在128家参评银行中排名第73位，在中国内地银行中排名第18位；其中，收益指标是加分项目，高居样本银行的第五位和中国内地银行的第二位。2009年上半年，银行业的利润表现普遍不佳，而徽商银行依然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

　　再者，这家银行不乏“争议”。如，去年大规模增资扩股；“先省内、后省外”的跨区经营，目前只有一家省外分行。再如，今年初主动对票据业务“踩刹车”，风险排查授信管理等等。

　　8月27日，本报记者专访了徽商银行董事长王晓昕，从当下最热的宏观经济问题谈起。

　　预留信贷空间

　　这样的信贷增长，为下半年我们服务地方经济，腾出很多空间；在支持企业的持续能力上，回旋余地也相对较大。

　　《21世纪》：上市银行的中报显示，“以量补价”并未明显奏效，银行的净利息收入依然呈现同比下降。那么，徽商银行是否也面临着同样的盈利压力？

　　王晓昕：上半年整个银行业利润表现持平或略有下降，而徽商银行实现了两位数增长。今年上半年，徽商银行实现净利润10.86亿元，比上年同期净增2.01亿元，同比增幅达到22.7%。同时，不良贷款继续“双降”。

　　这源于在去年四季度时，我们采取了几条措施。其一，做实家底，去年加大了拨备计提力度，而很多银行今年才増提拨备。其二，费用控制严格，在同比多了5家分行的基础上，今年上半年各项费用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三，加大了资产质量的管理，6月末的不良贷款率0.87%，较年初下降0.43%。

　　《21世纪》：开业后的几年内，徽商银行每年的贷款增量都能“盖过”当地国有大行，尤其是对公贷款。但今年以来，尤其是第一季度，国有大行突然发力，贷款增长势头大大超过了徽商银行。如何看待这一现象？你们又是如何应变的？

　　王晓昕：正如央行在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所言，总体看，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得到了有效传导。

　　在4万亿投资拉动政策主导下，此轮信贷投放有一个很强的特点，传统的国有银行充当了主力军，其贷款增量超过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商行。

　　在拼抢基建项目的过程中，很多中小银行感觉到自身能力跟大银行相差很多，因为大银行对大型基建项目的风险判断能力，以及与各部委之间形成的各种联系方面，都有明显优势，占据了主要的市场份额。不过，3月份以后，中小银行基本也赶上来了。

　　去年年底和今年以来，徽商银行也对今年的工作做了一些安排，更多侧重于中小企业，做出自己特色，从而弥补在大型项目判断能力不足的弱势。

　　7月底，我们各项贷款增长200亿元左右，已超额完成贷款投放计划(140亿元)，与同期相比，增量翻番。从相对量来看，也达到34%的水平。虽然与近几年，以及大行的平均增速相比，我们下滑一些。但站在目前的节点上，是很恰当的增长。

　　《21世纪》：为何说是恰当的增长？

　　王晓昕：因为这样的信贷增长，为下半年我们服务地方经济，腾出很多空间；在支持企业的持续能力上，回旋余地也相对较大。

　　过去，银行业的工作都有一个着力点，都希望在年初或上半年，能把贷款的“大头”投放出去，为全年盈利打下好的基础。但今年，我们考虑到如果所有银行都这么做，到了下半年，可能有一大批企业恢复开工，一大批投资项目开工，他们对资金的需求是持续的、长期的，而不可能仅仅是上半年花钱。

　　所以，正因为我们有空间和余地，下半年，在经济复苏过程中和同业竞争方面，我们能够保持很好的主动权。

　　《21世纪》：根据你们的观察，企业恢复开工的情况如何？

　　王晓昕：目前，企业面临的困难和压力有了很大的舒缓，经营状况都在好转。在去年底和今年初，客户普遍预测今年的销售收入和盈利增长，可能会缩水1/3左右，总体上比较悲观。而现在看来，部分企业觉得会有好的增长，更多的企业则认为可以保持去年的水平。

　　所以，从我们自身的客户角度看，大家对当前经济的预期越来越好。

　　天量信贷三重隐忧

　　对银行而言，最大的问题是整个信贷投放，到底好不好，质量究竟如何？

　　《21世纪》：高速的信贷投放，对推动经济企稳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贷款高速投放积聚的风险隐患也在增加。在你看来，这些风险隐患表现在哪些方面？

　　王晓昕：作为我们来讲，更多是关心如下几方面的风险。第一，不能坚守结构调整所带来的风险。国家启动一系列保增长的政策措施，但同时强调要坚持结构调整。

　　而今年年初，我们最大的担心是，有的政府部门、企业往往会借助这次保增长，把结构调整给“淡忘”了；分行把原来强调的结构优化、有保有压的要求给“放松”了，继续涉足“两高一剩”(高耗能、高污染及产能过剩)行业。

　　未来，结构调整的影响还是需要非常关注的一项风险，因为我们的中小企业客户主要依附于大的企业龙头。特别是这一轮，国家工信部也指出，水泥、钢铁等传统产能过剩的领域中，新的产能大量形成；一些新型产能也出现过剩趋势，包括多晶硅、风电等。

　　第二是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城市基础设施是我们信贷投放的主战场，过去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今年以来，各家银行都有大量信贷资金进入这个板块。近期，有关部门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了提示，此后，很多银行陆续采取措施。

　　这些措施的实施，会影响到这些银行原有的信贷承诺，如果后续过程中承诺不能兑现，会引发怎样的问题呢？对此，我们要重点梳理，如何认识和评价，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如何管理、化解和转移，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三是操作风险。对操作风险的认识不足，可能是城商行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此前，大家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信用风险上，对操作风险考虑得相对较少，特别是合规的风险，政策上的风险，考虑得不多。

　　而随着国家对贷款管理的要求越来越严格，过去做得不好的地方就会暴露出来，如今年来的票据业务，贷款是否进入实体经济，贷款是否变相成为企业资本金等问题。一旦出现操作风险，可能会损失声誉。这也是我们很早就提出关注和防范操作风险的原因所在。

　　《21世纪》：最近监管部门正在酝酿出台一系列贷款管理办法；其中，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已经颁布。对此，你们是否已经在准备落实了？

　　王晓昕：这个办法的出台，一是保证银行对信贷资金用途的监督，防止企业变相挪用银行贷款。二是防止贷款没有很好的进入到实体经济之中。但执行这个办法，也会给银行管理带来新的要求，银行的贷后管理、贷款使用的审核及内部流程上要进行一些调整。

　　另外，在执行的过程中，对原来贷款没有真正遵循贷款通则的要求，由此产生的相关问题可能会暴露出来。过去一些企业，包括政府融资平台，在多家银行融资，拆东墙补西墙。一旦杜绝企业的这些行为，会对归还银行贷款带来影响，一些风险也会暴露出来。

　　对银行而言，最大的问题是整个信贷投放，到底好不好，质量究竟如何，在短期内看不到，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得到检验。特别是中长期贷款的占比相对较高，风险带有很强的滞后性，现在把问题想到了，可将短期利益和长期风险的滞后性结合到一起来考虑。

　　“救市”政策退守之间

　　大家担心一方面如果过早退出，会重蹈罗斯福的覆辙，另一方面要是不退，未来通胀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又担心退晚了，陷入两难。

　　《21世纪》：目前市场非常关心货币政策的适度微调，以及监管政策的调整，比如资本充足率要求等。你是如何看待这些政策的影响？

　　王晓昕：现阶段，宏观政策到底如何制定，各国政府都面临艰难选择。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美国罗斯福总统也做了刺激经济的措施，到1933年的时候，经济出现见底、复苏的迹象，当时人们担心过度的公共支出，会带来问题，也担心继续执行刺激政策，会带来新一轮通胀。所以，就把救市的政策提早退出，结果形成一个双底，带来全球长达20年的持续衰退。

　　而在“9·11”之后，美国也采取了刺激经济的政策，包括货币政策方面，长期低利率，起到较好的效果，但没有及时退出，导致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再如日本在签订“广场协议”之后，连续出台多项措施刺激经济，造成了更大的泡沫，带给日本经济连续二十多年的持续衰退。

　　所以，当前全球重要的经济实体，都在想何时退，怎么退。大家一致的认识是经济最坏的时候过去了，出现见底回暖的迹象，中国的表现更好。但大家担心一方面如果过早退出，会重蹈罗斯福的覆辙，另一方面要是不退，未来通胀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又担心退晚了，陷入两难。

　　银行也面临两难，一方面需要思考国家可能采取什么政策；另一方面，我们要把情况尽量想得复杂一些，困难想得多一点。所以，需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审慎的行为。

　　当前，大家都认为经济趋好，但我始终感觉不确定因素还是非常多。关键是美国还面临几大难题，第一，失业率持续攀升，消费如何激活的问题，因为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国，它的消费起不来，全球经济也不可能很好。第二，美国信贷持续萎缩，包括欧洲市场也是如此，而私人部门的投资没有启动，经济持续向好也很难。

　　《21世纪》：相反，中国感到高兴的是信贷扩张。

　　王晓昕：对。尽管中国的消费增长还比较理想，但国民经济的增长实际上还是靠投资拉动(上半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7.6%，拉动GDP增长6.2个百分点)；而出口的贡献则是负的，三驾马车等于丢了一驾。再者，还要看消费是不是有着持续增长的能力。现在靠保增长、保稳定、保民生的刺激措施，帮助提升市场信心，并不能提供消费持续增长的强大动力。

　　《21世纪》：既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下半年，徽商银行将如何安排信贷投放的节奏、方向等问题？

　　王晓昕：我们的基调是不会盲目攀比速度的增长，还是要求理性。今年整个的信贷投放规模，肯定会大大超过年初制定的计划，但量到底是多少，还是根据客户的真实需求，以及我们自身控制风险的能力来确定。

　　《21世纪》：可以理解为，下半年信贷将更多投向实体经济？

　　王晓昕：对。我们今年上半年重点对八个方面的梳理，也是为了保证信贷投向实体经济，要求贷款在未来能够产生良好的现金流，借款企业能够产生效益，建立在有实在的还款来源的基础上；目的是既达到保增长的要求，又能做到自己的风险控制。

　　包括前面讲到政策“退出”的问题。银行业要思考，这一轮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的“退出”，特别是信贷领域中，并不是首先通过调整利率作为起点，而是有一些创新的方式。

　　比如，银行相互持有的次级债，不能作为资本金来计算；以及央行重启暂停两年的定向票据，都是通过银行来传导信号。再如，相关部门对项目资本金、环保问题提出的严格要求，包括重申土地方面的要求等。相对于利率手段，这些措施会更缓和一些。实际上，这些措施也跟国家原来强调的结构调整之间，能有一个很好的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