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常务会议2日决定，从2009年10月1日起在公共卫生与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从2010年1月1日起，在其他事业单位实施。

　　“绩效工资”即一种将雇员薪酬待遇与个人业绩、工作成效密切挂钩的工资计量形式——工作绩效高、干得好，工资待遇就高，反之则低。

　　不过，要使绩效工资的上述好处和价值真正发挥出来，恐怕还要进一步斟酌——比如说，事业单位的“绩效”究竟是什么，又如何厘清和界定？

　　在我国，“事业”主要是一个与“企业”相对的社会组织概念，是以服务社会公益为基本目的的非营利公益组织，正如古人所说“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而后者则以私益为基本目的和首要出发点，最大程度追逐自身“利润”实乃其天性。

　　因此，“绩效”之于事业和企业的内涵、标准也截然不同。企业绩效以企业利润为核心，利润高、赚钱多，便是最大的绩效。而对于事业单位，一方面，其“绩效”必须最大程度地凸显其社会公益性，并抑制、克服其可能潜在的自利性和营利性；另一方面，其“绩效”还必须同时依循各自具体行业的内在要求，凸显其独特的公益价值。以医疗和教育为例，其各自的独特公益价值便是：“救死扶伤”和“教书育人”。

　　不得不说，目前我们许多事业单位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得不尽如人意——事业“绩效”应有的内涵和标准均被严重异化、扭曲。仍以医疗和教育为例，一方面，一个时期以来，产业化、逐利化均成为它们共同的特征、趋势，在追逐自身部门利益及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内在的“公益”本性深度迷失，如教育乱收费的盛行、天价医疗的频仍，并逐渐纠结成“读不起书”、“看不起病”的民生困境。

　　另一方面，受制于私益膨胀、公益凋零，医疗和教育的公益特质也不断蜕变。如“救死扶伤”蜕变为“见钱开方”——或见死不救，或开大处方、过度治疗，患者愈来愈成为医院、医生眼中牟利的工具；“教书育人”蜕变为教书收钱、收钱不育人，学生也愈来愈成为学校、教师眼中追逐升学率等学绩、政绩的道具。

　　就此而言，时下我国事业单位并不是不重视绩效——比如“大处方”的绩效、升学率的绩效，并以这些绩效来考核员工，只是此绩效非彼绩效——事业单位理应有的公益绩效，而仅仅是自利私益，背弃基本事业伦理如医学伦理、教育伦理。显然，以这种扭曲异化的绩效作为事业单位实行绩效工资的依据，如以处方的大小来判定医生的工作绩效，以升学率的高低来评价教师的工作绩效，所能激励出的“绩效”必然与事业内在的本性南辕北辙、格格不入。

　　所以，事业单位全面实行绩效工资，不能不首先从厘清什么是事业绩效开始，而要保证这种厘清，新医改、新教改等新一轮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入、落实到位，正是根本的制度基础和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