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毅仁：从棉纱大王到红色资本家(图片组)

　　在后来越发复杂的政治环境里，荣毅仁变得日益谨慎，从不轻易吐露自己的内心世界。

　　本刊编辑部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吃完晚饭的市井百姓搬个凳子，聚在有电视的邻居家看《新闻联播》中的会议新闻，会被一位气度雍容的白发老者所吸引，他的仪态、风度和衣着与周围是如此不同，用“鹤立鸡群”来形容毫不为过。

　　见多识广的，会指着电视屏幕告诉别人——“那是咱们中国头一号的资本家。旧社会时，半个中国的财富都是他们家的。”

　　这位红色资本家让平头百姓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格调：他每天不同的外套、衬衫都经过精心洗烫，不为大众所知的世界顶级品牌穿在他身上，得体、优雅而不张扬。这让现在的多数富豪看起来更像是暴发户。

　　荣氏家族绝非所谓的贵族抑或豪门。这个布衣出身的工商业家族从无特权，自诞生之际就遭受到社会主流势力的打压，在夹缝中艰难生长；即使成为富甲天下的工商业首户，也不能免除被强权任意摊派、随意征用、敲诈勒索的厄运，到最后——收归“国有”。

　　早在明朝，富庶的江南就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遗憾的是，延续了几百年，这一萌芽始终没有得到茁壮生长的机会。作为世界上惟一一个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国家，政权对经济的控制已经形成一种制度与文化的惯性。

　　正如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中所说，“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中，商人阶层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将相、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

　　在这种历史惯性中，形成了一种对官商文化的奇特膜拜。这种膜拜在30年改革开放中达到了顶峰——书店、小摊，随处可见各种关于红顶商人胡雪岩的正史、野史与谋略计策解读的书籍。

　　上个世纪初，当官僚们发起、官商们主导的工业化运动遭遇重挫后，来自民间的商业力量终于蓬勃而起。历史证明，他们才是那个“自强求富”口号自发的实践者。发迹于无锡的荣氏家族是这股新生力量中最为杰出的代表。

　　荣氏家族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在近代中国最鲜活的样本——节俭勤勉，对财富的敏锐嗅觉与执着渴求，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百折不回的韧性与勇气。正是这种清教徒式的创业精神使得一个新兴的民族在大洋彼岸崛起，赶超了历史悠久、文明璀璨的欧洲列强。

　　遗憾的是，在中国跌跌撞撞的百年行进过程中，路径的选择权始终在各种派别的知识分子与封建官僚之间交替轮转。最为理性、稳健的工商业阶层，却始终被排斥在决定历史的权力结构之外，在乱世中夭折、消散，惟有不多的幸运者侥幸生存下来。

　　荣氏家族的百年历史，就是百年中国政治经济真实而浓缩的写照，就是一部关于中国商业家族成长与挫败的传奇。

　　本刊记者 徐琳玲 发自发自上海、北京、无锡

　　胡琴的一根弦松了，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循着琴声踏进巷里一座五进的老庭院——厅堂里正上演《巡按斩父》，一眼望去，都是花白的脑袋。

　　“吵得没法做正事。”荣华源皱皱眉头。他穿过厅堂，领着记者进了左侧厢房。厢房四壁贴着密密麻麻的荣氏家谱图。荣华源是无锡梁溪荣氏家族史研究会秘书长，退休前在中学教书。他与荣毅仁家属下荣二房春沂公支派，比荣智健小一岁，按辈分却得叫他叔叔。

　　据荣氏家谱记载，荣氏近祖十四世水濂公于明初迁至无锡。这位水濂公看透了元末明初官场的诡异莫测，洪武末年朝廷授他著作郎，他没接受，携子孙定居惠山南麓长清里梁溪河畔，并定下家训：后代以耕读为业，潜德勿曜，不走仕途。

　　“此后三四百年里，荣氏后人没有一人参加科举，基本以耕读、船运、经商为生。”荣华源清了下喉咙：“至于堂叔公后来当国家副主席，那是出于为国家做贡献。他也是很低调的。”

　　用作荣族史料馆的这座院落，是荣华源的堂伯公荣瑞馨的旧宅。荣氏兄弟发迹前，荣瑞馨一门才是荣巷首富。荣家的第一家纱厂就是与他合股办的，后来因经营理念发生激烈冲突而分道扬镳。《荣家企业发展史》记载，鉴于振兴纱厂和之前保兴面粉厂两次股变，兄弟二人决定从此采取无限公司的组织形式，“主宰自定”。

　　“我伯公年龄比荣宗敬大，辈分却小，当然会有矛盾。”荣华源拿出家谱，细细地讲起伯公百年前和族人出资办“义庄”的往事。荣氏兄弟后来在义庄的基础上创办公益小学，随着事业兴旺，之后接连办了9所小学，1所中学，1所大学，还有职业养成所。“这是荣家世代相传的家风。”

　　1912年之前，荣巷人到无锡县城办事，要撑船蜿蜒行十里水路。荣德生发起修路的倡议后，遭到一些乡人反对，没能按计划把沿路的田地都买下，结果小马路修得曲曲弯弯。路修好后，乡人发现比坐船快多了。待到再提议拓宽，得到一片响应。

　　窄窄的荣巷街开进的第一部小汽车，就是荣德生从国外订购的。

　　在荣巷记忆里，“长毛”是一个令人脊梁骨冰冷的字眼。咸丰十年，李秀成攻打无锡曾取道荣巷。荣德生的父亲荣熙泰年幼贪玩，躲到撑沙船上到了上海（一说当学徒）。等他回来，他已是这一门仅存的血脉。家谱图上到处写着触目惊心的“被掳”、“遇难”。一大半荣巷族人在这场浩劫中丧生。

　　长毛之乱后，荣家很多人逃亡上海，以经营麻绳、桐油、生铁、棉花为生。“是幸，也是不幸。”荣华源感慨着：“不然，后来也没有这么多人闯到外头做事业。”

　　上海的早晨

　　天蒙蒙亮，高恩路一座三层洋房院落里悄悄开出一辆外国名牌小轿车，缓缓地行驶在路上。车内，一位气度不凡的青年男子不时用焦虑的眼神扫视街头的一切。

　　这是1949年5月25日上海的早晨。马路上和衣卧着不少穿黄色军装的军人，有的已经起身，有的还在睡觉，有的拿出冷馒头就着咸菜啃。

　　青年男子继续开车，靠近公共租界的江西路时，被一个士兵拦住了。对方很有礼貌地告诉他，前面还有战斗，不安全，请他先回去。

　　“他(荣毅仁)很兴奋地和我回忆说，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军队，说话这么和气，就睡在大马路上，和老百姓秋毫无犯。”老报人计泓赓清晰地记得她与荣毅仁交谈的情景。

　　百里之外的无锡，荣德生端着茶壶，竭力保持镇定。这位中国著名的棉纱和面粉大王已决意留下，可是他阻挡不了子侄和女婿，他们纷纷拆卸机器设备、带着黄金美钞逃离传说中“共产共妻”的赤色分子。留下他和四子荣毅仁，等待新政权的到来。

　　从晚清到北洋政府，从北伐战争到南京国民政府，以及之后的日本侵华战争，这个掌握着全中国一半财富的家族风雨飘摇，却以顽强的生命力生存下来，创造了中国近代商业史上“众枯独荣”的奇迹。

　　这一次，又是怎样的命运等待着这一支荣家血脉呢？那些逃往自由世界的子弟还能续写家族的辉煌业绩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