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

　　山西是我国产煤大省，但全省30万吨及以下的小煤矿占了近七成，“多、小、散、低”的粗放式经营模式，使得在人们心目中，山西煤炭往往与环境污染和重大矿难事故画上等号。在提倡科学发展观的今天，这种“鲜血换乌金、人命换GDP”的局面委实难以再持续下去了。

　　有鉴于此，山西有关方面今年痛下决心，推出了煤炭业重组的新举措。预计到2010年底，山西原有的2600座煤矿将只保留1000座。这也就意味着，数千名山西煤老板将从煤炭产业退出，转而进入其他新的行业。据估计，山西各地“煤老板”手中有高达3000亿元的资金。

　　从历史经验来看，山西煤老板转型可分为两个阶段：2008年以前，在煤焦产业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部分有先见之明的经营者考虑到资源的不可再生性，主动转向“可持续发展”之路；2008年以后，在金融危机带来的市场倒逼机制和制度的强制性变迁下，更多煤老板被迫进行集体转型。前者由于有一个较长的战略转型期，可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和重整规划，多数都能安然过渡；而后者则是失之仓促，前景难料。

　　经营过企业的人大多有切身体会：在自己熟悉的一个领域，由于掌握了资源、成熟技术和上下游人脉关系，常常如鱼得水；而一旦被迫放弃原有优势，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两眼一抹黑，必须在付出大量的学费、经历无数次失败的惨痛教训后，方能逐步摸清门道。而一些走错方向的企业甚至可能就此夭折。

　　根据新闻报道，这些过去只会采矿挖煤的煤老板们转型的方向包括现代农业、新能源高新技术项目，以及小额金融等领域。笔者相信，这其中肯定有不少成功的例子，诞生出又一批新“晋商”；但失败者想来应该也不在少数。众所周知，高新技术和金融业在高利润的背后，同样也是资金投入的“无底洞”。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政府是否应当出手帮扶，以及如何帮扶才算合理？

　　说实话，在国人心目中，煤老板的形象并不佳。他们或被视为暴发户，或让人联想起马克思笔下那些“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东西”的原始积累阶段资本家。更有甚者，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与“官煤勾结”、“黑帮老大”等丑陋的字眼联系在一起。而从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原理看，如何投资是企业自己的事情，自然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背后发挥作用，实现市场出清和企业的优胜劣汰。

　　但煤老板们与政府的关系偏偏又不是那么一清二白。回顾山西小煤矿发展史，可谓“其兴也政府，其衰也政府”。当年没有政府默许的村级煤矿承包和抓大放小，也不会有后来小煤矿的如日中天。而此番政府力推国有煤矿并购小煤矿，某种程度上也可看作政府运用公权力单方面强行变更契约。政府有责任做好善后工作。此其一。

　　其二，当煤老板们退出煤炭行业后，也就泛化为一般意义上的民间资本了。而对于民间资本而言，无论进入哪个领域，都将不可避免地遭遇行业准入门槛的问题。当煤老板们试图转型时，能否公平享受“国民待遇”显得尤为重要。

　　不过，笔者更大的担心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对煤老板们关怀过度。煤老板们曾是地方GDP和税收的重要贡献者，对于地方官员的政绩和升迁影响不可谓不大，由此也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共同体。即便煤老板们现在被迫转型，从地方官员的角度看，依然倾向于维持这种互利关系，希望将那3000亿元资金留在当地。作为承诺和回报，地方政府是否会在此过程中出现非法占地、贱卖国有和集体资产等现象，需要予以特别关注。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对煤老板们在转型期的“阵痛”坐视不管和管得太宽，都是两个不可取的极端。政府首先要做的，就是明确自己的责任边界。（作者系宏观经济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