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利弗·威廉森：“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

　　奥利弗·威廉森，被誉为重新发现“高斯定理(又译科斯)”的人，“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

　　有关评价认为，至少是由于他的宣传功劳，才使高斯的交易费用学说成为现代经济学中异军突起的一派，并汇聚了包括组织理论、法学、经济学在内的大量学科交叉和学术创新，逐步发展成当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

　　该学派的启蒙者高斯曾荣获1991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继他之后，道格拉斯·诺思也戴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不仅肯定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学术地位，而且显示了当代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交叉和融合的强大生命力。

　　1932年，奥利弗·威廉森出生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苏必利尔镇。1998年以来，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爱德华·F·凯泽”名誉企业管理学教授、经济学教授和法学教授。曾任美国政治学与社会学学院院士(1997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94年)；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1983年)；计量经济学学会会员，(1977年)。

　　奥利弗·威廉森的代表著作有：《自由裁量行为的经济学》(1964)，《公司控制与企业行为》(1970)，《市场与等级制》(1975)，《资本主义经济制度》(1985)，《治理机制》(1996)等。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首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女性获得者

　　2009年10月12日，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女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史上第一位女性获得者。

　　奥斯特罗姆是公共资源研究方面具有领先地位的学者。她的研究，强调人类和生态系统如何相互影响，从而提供可持续的长期使用资源的方式。奥斯特罗姆的研究显示了几千年以来人类如何创立不同的组织机构来管理自然资源，以防止生态系统崩溃。不过，奥斯特罗姆还表示，虽然人类取得了很多成功，但人类也应为无数个生态系统的崩溃负责。

　　奥斯特罗姆的当前研究认为，人类和生态体系的相互影响是多层面的，不能用一概的方式来解决个别社会和生态系统的问题。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生于1933年，她是印地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政治学系阿瑟·本特利讲座教授，该校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联席所长。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组织理论、政治学和公共行政方面撰写了多本著作。主要著作包括：《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政策透视》、《规则、游戏与公共资源》、《理解制度多样性》和论文《制度的语法》、《美国政治学评论》、《集体行动理性选择理论的行为分析：1997年总统演说与美国政治学学会》等。

　　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

　　制度应当成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内生因素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奥利姆·威廉森获奖，实际上是把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制度经济学”。前者论证了除政府和市场以外的其他的创新组织，包括集体组织，可以更好地管理资源，并且深入地研究了公共管理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后者对科斯的交易成本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企业的边界给予了论证。

　　制度经济学不同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增长经济学，包括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它们假定制度是既定的，制度经济学把制度作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内生因素来研究。

　　经济学不是哲学，它必须能够学以致用，能够对当前的经济难题提供合理的解释甚至解决的路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过去关于资产组合和资产定价等方面的复杂的经济学理论，也曾经获得过诺奖，但是它们被一些投资机构用来创造复杂的金融产品，而普通人对其学习的成本又很高，政府与其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监督管理不到位，反而导致了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此次将诺奖颁给上述学者与他们的理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经济学奖励方向的调整。

　　从新制度经济学广泛的意义讲，在投资人与复杂的基金产品之间信息不对称，并且投资人学习成本很高的情况下，如何设计一种监督管理风险的制度供给，来满足金融机构信息透明化和政府替民众监管，而减少信息了解及其学习成本，并有效防止金融机构及其高管们的道德行为最终变成金融灾难的制度需要。

　　本次诺奖经济理论，对于中国的实践指导，也是有普遍的参考和启示意义。比如，如何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形成第三方组织，对于生态环境、淡水、矿产等这样的公共领域和公共资源，进行有效管理；再比如，对种植和养殖等生产领域，其组织形式应当如何确定，其组织的规模多大，其经营体的边界在哪里？它们需要结构较为复杂的大公司来管理吗，它们需要人民公社式的集体组织方式吗……如果组织的复杂性和成本大于其简单的生产和收益时，组织肯定不能生存；而用一个简单和小规模的组织方式，去应付复杂的生产经营局面时，如一个家庭组织去管理和经营一个或者多个特大型和现代化的钢铁厂时，企业内部组织的规模太小，太简单，其也无法运行和生存。这就是企业的边界。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

　　国人拿诺贝尔经济学奖还要20年

　　实际上，从1991年科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作为“重新发现"科斯定理"的人”，威廉森就已经广泛为人关注，被认为迟早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和创始人之一，奥利弗·威廉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名至实归。

　　对另一位获奖的女经济学家不是很了解。不过，她既然也是因为制度经济学方面的成就获奖，充分说明了制度经济学在此次评委心中的分量。

　　制度经济学学者在此次诺奖评选中脱颖而出，说明了社会对这一经济学科的充分认可，虽然也有研究金融、环境经济学甚至行为经济学的学者被看作获选热门，但是相较来说，对经济制度的研究更加重要，它决定经济的根本走向。

　　西方的经济学是在市场已经成型的背景下产生的，所以开始时西方经济学者并不了解什么是计划经济。尤其上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都放弃了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所以当时“新制度经济学”得到了广泛关注，人们想了解为什么这些国家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市场经济暴露了它的缺陷，一些计划经济手段却被认为对缓解危机有效，于是“新制度经济学”再一次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为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人占多数？茅于轼表示，做学问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要有财力，二是要思想自由。这两个条件美国都充分具备，所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大多出在美国。

　　与之相较，中国虽然现在有了些财力，但是思想方面还欠缺创新性，所以获得诺奖“至少还要20年。”茅于轼说，中国的应试教育，中国的经济学者缺少创新性思维是中国无缘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原因。中国目前的科研环境还不

　　利于培养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国要想培养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首先要从教育抓起，改革原来的应试教育，从模仿式改变为创造式，舍弃灌输式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思维，让教育也百花齐放，才能解决根本问题，让世界更加认可我们的经济学者。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黄桂田：

　　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

　　黄桂田重点从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作用这一角度进行了点评。

　　他说，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形成的以哈佛学派为代表的产业组织理论影响下，二战以后，西方国家在电力、铁路等自然垄断性行业及公用事业等行业加强了政府管制，但管制的本身也带来了低效，即“管制失灵”。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在这些自然垄断行业和公共事业开始对管制进行改革，此次获奖的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经济学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奥利姆·威廉森所从事的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以及关于公共事业的规制等政策性的研究，对政府的产业组织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新制度经济学在80年代被引入了中国，随即形成了研究的高潮，它为中国企业的改革、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体制转轨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框架。中国国内的一大批经济学家也在其影响下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研究，取得的成果产生了重要影响，像林毅夫、周其仁、刘伟、张维迎等都是其中的典型。

　　此次将诺奖颁给这两位经济学家，以表彰他(她)们在新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及政府规制等方面的研究所取得的有影响的成果，也许目的就在于引导经济学家们针对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的问题加强制度的研究，重新反思和定位市场与政府间的关系。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

　　对诺奖不宜看得过重

　　威廉森的贡献非常大，影响了一代人的研究和他们的思维。他长期以来，认定一个经济体的表现不仅仅是价格，不仅仅是政策，基本的制度非常重要。于是他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通过案例，通过计量研究和模型来反复论证这样的观点，在制度的含义、企业的性质、组织的性质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

　　另一位获奖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由于她的主要研究成果在政治领域，李稻葵不太了解。不过李稻葵说，公众选择学派的出发点是认为政府的政策并不是由一位高度的有理智的领导人决定的，政府的决策是由大量的利益冲突的个体，包括企业，包括各种组织，还有一些个人，互相交融，互相冲突，最后产生了这么一个公共政策，带有一种非常西方化的一个视角，对公众选择的一个视角，这非常符合现代西方社会政策过程的学派。1986年，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詹姆斯·布坎南同样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说明这一领域早就获得了学界广泛的关注。

　　为什么这两位学者获奖？李稻葵认为：“比较难解释，因为在任何一个年份，应该得到，可以得到这个奖的人非常多。如果说有什么时代背景，也许欧洲评选人认为，当前这场金融危机跟制度有关系，当前金融领域里面的不恰当的过分的放松监管跟利益集团的游说和冲突有关系。可能和我们常说的监管捕捉有关系，监管者被被监管者束缚了，捕捉了，猫被老鼠给抓住了。”

　　李稻葵认为，两位得奖者都是美国的经济学家存在必然性。因为“客观讲到目前为止，美国是经济学研究和教科的重镇，这个并不夸张，因为美国经济主导世界的经济，占世界领先地位的时间也最长，美国的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的人数是世界最多的。曾经英国也是政治经济学的重镇，道理基本上是一致的。”

　　对于国人的诺奖情结，李稻葵说：“我觉得请大家一定要用平和和超脱的心态看这个东西。所有的奖都是人评的。评奖最好的情况是内行评内行，让外行看热闹。最坏的情况变成了外行评内行让内行笑话。诺奖介于这两者之间，不要看这么重。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包括这次的和平奖，我个人认为和平奖是非常搞笑的奖，此人还没有取得任何成绩，就可以得奖，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的话，我们中国人最应该得奖，我们最和平了，所以这个不能看太重，何况经济学奖和物理、生物学奖又有本质的不同。”

　　链接

　　新制度经济学

　　所谓新制度经济学，正如科斯所说，就是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制度的经济学。迄今为止，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初具规模，已形成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新经济史学等几个支流。

　　制度，指人际交往中的规则及社会组织的结构和机制。制度经济学是把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它研究制度对于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制度的演变。

　　制度经济学派已从原来的非主流学派发展为现在的“显学”，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制度学派可以分为旧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二者的区别仅在于20世纪20年代和60年代的区别，对主流经济学所忽视的“制度”的重视，是二者的共同点。

　　制度经济学起源于19世纪末的德国历史学派，强调经济发展中的历史性和过程性，强调从整体的角度来分析经济现象，强调经济发展过程的演进性。这与从劳动、土地和资本等要素角度对经济活动进行静态分析的主流经济学派有本质的不同。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始于科斯(罗纳德科斯)“企业之性质”，科斯的贡献在于的将交易成本这一概念引入了经济学的分析中并指出企业和市场在经济交往中的不同作用。威廉森、德姆塞茨等人对于这个新兴学科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近30年，新制度经济学是蓬勃发展的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济学最为令人瞩目的发展之一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新制度经济学与传统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经济学的完整体系。新制度经济学从新的视角来解释制度并检查它的结果，21世纪将是新制度经济学繁荣发达的时代，它将对越来越多的引导经济事务的具体制度安排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并且为改变这些安排以增强经济效率提供理论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派是在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经济学对经济现象丧失解释力之后兴起的。

　　新制度经济学产生的标志：1937年科斯的论文———《企业的性质》发表。

　　不同的声音：诺贝尔经济学奖是败笔？

　　实习记者王婧

　　2009年10月12日，随着2009年诺贝尔奖最后一项———经济学奖名单的出炉，本年度诺贝尔奖的所有悬念都已解开。

　　很快，法新社、美联社和路透社等国外媒体纷纷在第一时间发表消息公布获奖者名单。显然这一消息令人振奋。法新社题为《美国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出现首位女性获奖者》的报道援引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的评价：“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奥利弗·威廉森的研究成果表明，经济分析可以为大多数类型的社会组织提供指导。”路透社题为《一个诺贝尔奖的第一诞生：首位女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出现》也援引了评审委员会的评论：“在过去三十年中，这些巨大的研究贡献已经将经济管理研究从边缘推向了科学研究的前沿。”

　　在两位美国科学家喜获殊荣之时，却也有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路透专栏撰稿人克里斯多佛·斯万近日发表文章表示，经济学奖是诺贝尔奖项中的最大败笔。他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常常会颁给一些无用、错误甚至危险的学说。过去20年中，经济学家没能预测准美国任何一次重大的经济转折，授予诺贝尔奖甚至等于是认可了一些事实上可能非常有害的经济理论。他还举例说明，有的曾获诺贝尔奖的经济理论恰恰是导致数次市场崩溃的元凶之一。

　　本版文章除署名外均为本报记者方烨、本报实习记者吴黎华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