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跨国贸易处境 从零星争端跃至草木皆兵

　　一触即发

　　中国的跨国贸易处境，终于从零星争端状态跃升为草木皆兵模式

　　轮胎、汽车、肉鸡产品、无缝钢管、聚酰胺-6,6切片……

　　从2009年9月11日起，这些辗转在中国国际贸易通道上的货品有了一个隐形的新标识：跨国贸易争端中的荷枪实弹。

　　这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决定对中国进口的轮胎实行惩罚性关税，在原有4%关税的基础上，今后三年分别加征35%、30%和25%的附加关税。就在该决议签署两天后，中国商务部即启动对美部分汽车、肉鸡产品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立案审查程序。

　　和所有一触即发的争端一样，其范围和强度很快超出预期。10月7日，美国商务部对来自中国的无缝钢管启动类似调查，而随着欧盟、印度等经济体以不同方式参与其中，在10月12日，这场纷争已升级到空前程度：中国商务部决议对聚酰胺-6,6切片进行反倾销调查，这种在电子、军工、汽车、纺织等领域广泛运用的合成树脂将战争火力提升至十分，另一方面，调查产品不仅来自美国，还包括意大利、英国、法国和台湾地区，这迅速使贸易战场实现全球化。

　　由于上述连锁事件，奥巴马已被全球舆论界视作贸易保护主义的元凶，和他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新晋身份相配，奥巴马的个人形象在强烈冲突中沦陷。与这个冲突同样强力的，则是中国所处的剑拔弩张的贸易环境。

　　其实，入市8年来，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摩擦不曾中断，但轮胎特保案所引发的争端却拥有不同意义。这桩奥巴马赴任以后处理的第一桩中美贸易案，很大程度上可作为处理中美贸易摩擦的试金石。

　　但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当前国际社会对贸易保护主义高度警惕，批准轮胎特保案会在国际上引发负面效应，几乎是无需论辩的政治常识。奥巴马缘何做出这种反常之举，值得深入剖析其背后动因。“我认为我们需要更仔细地去看这个决定，很多人把这看做是奥巴马政府针对中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的一个信号，但我不认为我们现在可以这么说。” 曾担任戈尔竞选总统班子国际贸易顾问、Akin Gump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高师朋（Spencer Griffith）对《环球企业家》说。

　　简言之，如今草木皆兵的跨国贸易氛围，是一种必然趋势，还是一位创新型国家首席官员给世界带来的一场意外？

　　偶然还是必然

　　近期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轮胎特保案及钢铁案的发起人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USW）是奥巴马决策时不得不着重考虑的利益团体。与布什政府代表大企业利益不同，奥巴马的政治基础正来自于USW所代表的劳工团体。对这个团体来说，政府承认中国的倾销导致美国失业率上升，是一种不可替代的精神安抚。

　　但这种解读并未触及根本。事实上，美国总统的决策取决于当时美国国内社会矛盾的优先级。对现任政府来说，美国医疗改革、气候以及新能源议题、朝鲜区域安全问题的重要性都要高于国际贸易。在高师朋看来，二十年前戈尔竞选时代，贸易位于美国政府任务清单的前列，与现在的序列相反。

　　正是考虑到让奥巴马焦头烂额、不惜放弃连任也要推行的医保改革这个层面，美国劳工团体这一利益方的支持必不可少。

　　而对于目前出口导向的经济体中国而言，贸易则是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这注定了双方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倾注精力不同。从更大的视野来看，中美双方整体利益捆绑相当紧密，如何在贸易问题上保持谨慎而微妙的平衡，是对政治智慧的真正考验。G20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奥巴马的对话被视为一个乐观信号，在会面中，胡特别指出轮胎特保案不应该再发生，意欲缓和中国所面临的日益紧张的贸易氛围。随着奥巴马于11月访华，这种牵扯政治经济关系的博弈将从野蛮的对峙状态转向微妙的制衡状态。

　　事实上，以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态势，进入WTO后陷入激烈的贸易摩擦几乎无可避免。在轮胎特保案之前，有6起特保起诉，2起在调查阶段就被美国贸易委员会（ITC）否决，4起被布什否决。这次，是WTO框架下针对中国产品采取特殊保障措施的“421条款”的首次启用。这个极不公正的条款是当初加入WTO的代价，但到2013年，它将失效。因此，这个时段内，中国制造业上的任何环节都可能成为众矢之的。“很多人都说，这个案子，我们轮胎行业其实就像是被抽奖抽中的。”中国橡胶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徐文英告诉《环球企业家》。

　　不过，焦点汇聚于中国轮胎制造业，尤其是备胎制造，却并非偶然事件。某种意义上，备胎业是处于供应链低端、并无太多高科技含量的中国制造业的缩影。轮胎特保案之后，人们热衷于议论的是，该产业结构是否合理，产业转型、产品升级换代被认为是解决贸易争端的最佳途径。“我倒不觉得这是个教训。”对外经贸大学的崔凡博士对《环球企业家》说：“未来趋势肯定是中国产品档次上升，这种产业转变是正常过程，但这样才会导致摩擦越来越多。”

　　特保案果真会如强心剂般催化升级过程？对现阶段的中国制造业来说，这尚需时日。尽管西方国家屡屡诟病中国的产能过剩，但毋庸置疑，中国出口大国之地位已无法被撼动。在崔凡看来，去年11月以来，受到经济大环境所累，中国出口量持续10个月同比下降，但从总量上仍有可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

　　山雨欲来

　　中国目前的境遇，很容易令人想起上世纪70、80年代的日本。当时，从纺织品到电子产品，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产品进口国，直至1990年代，韩国电子产品崛起后，日本的强势地位才日渐式微。同中国遭遇类似，日本当时被要求自限，即自己限制自己的出口配置。

　　同样，由大量出口带来的巨额外汇储备，促使日本进行大规模海外投资。不过在众多美国主流学者看来，中国比当年的日本更具威胁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认为，日本企业当年投资的多是文化、旅游等产业，而中国企业则更青睐战略资源行业以及营销渠道等。在战略资源这个敏感区域，西方政府显然更为审慎。

　　实际上，中国在贸易及并购上遭遇的路障均是全球制造业向中国聚集的征兆。但和当年日本不同的是，如今，新兴市场恰逢整体成长期。压力不仅来自于西方，也来自于印度等金砖四国。

　　对印度来说，其仰赖美国的高端服务业的可持续性在这轮经济周期遭到质疑，扩大内需，回归制造业成为必然的调整策略。去年11月，中国玩具制造业受冲击时，印度在本国提出大量优惠政策，鼓励玩具生产。同样，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巴西和依赖自然资源的俄罗斯都是中国出口的竞争对手。在亚洲，拥有更为廉价的人力成本的越南颇具威胁。

　　各方面的信息都具有相似的提示意义：随着国际社会间合作与竞争关系复杂性的增加，中国迟早都会面临更为频繁与激烈的贸易争端。

　　对中国来说，提防重蹈日本泡沫经济的覆辙是一个方面，但同时，成长为一个创新型的制造业大国，日本同样是个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