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日报
借鉴韩日经验加速广东转型——汪洋韩日之行新闻观察①
转型升级不进则退
南方日报首席记者梅志清南方日报记者胡键
编者按昨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汪洋率广东代表团从日本飞抵曼谷,圆满结束韩日之行,开始访问泰国。
在过去的八天里,汪洋一行在韩日两国会见两国政要、大型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考察产业园区、跨国企业,并在日本举行经济座谈会,借鉴韩日经验,问计广东转型。
连日来,本报记者胡键随广东代表团全程采访。此前,本报首席记者梅志清与省外事办联手组成国际调研小组前往韩日进行专题研究。今天开始,本报连续推出深度系列报道《借鉴韩日经验加速广东转型———汪洋韩日之行新闻观察》,敬请垂注。
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韩国致力于走产业转型升级之路,历经数次世界经济危机,承受铺天盖地的质疑和反对,但始终敢破敢立,危中求机,产业转型升级始终不动摇,最终实现了人均GDP从1962年的87美元到2007年的2万美元的“汉江奇迹”。
二战后,日本通过确立战略性主导产业,推动产业结构整体转型升级,在一片颓败中迅速崛起,成功跃进了发达国家行列,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之一。
借鉴韩日经验,对于当下广东,具有现实意义。
敢破敢立,危中求机,产业转型升级之路始终不变
在整个东亚地区,韩国的经济转型进程展示了广东转型未来可能的发展路径。韩国面积不足1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800万,两者均比广东少一半,但经济总量却比广东高1倍,人均GDP比广东高4倍。
从1961年到1973年,是韩国工业起步的阶段,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通过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类似广东改革开放走到今天的路子。
历史常有惊人的相似。1973年,在第一次石油危机来临前,韩国加工贸易出口产业遭遇了今天珠三角正在经历的寒冬。那一年,韩国以国家的名义宣告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重化工业转化。
韩国开发研究院被称为韩国“第一智库”,1971年由朴正熙总统宣告成立,在韩国产业转型升级中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撑。
该院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金周勋教授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还是一个以输出合成板、假发为主的国家,但是,到了70年代,很多国家出口类似的产品,韩国的优势没了,要发展下去,只有转型,于是在1973年,韩国开始举全国之力进行产业转型升级。
就是在这次转型中,没有汽车产业的韩国开始了国产汽车的研发和销售,没有造船业的韩国成立了现代造船所,而电子产业也是在这次转型中开始兴起,当时的LG从一个生产收音机的小型公司迅速发展壮大,三星也从以纺织品出口为主的企业向电子产业转型发展。
但是,韩国的产业转型命运多艰。1982年,第二次世界石油危机来临,韩国因为产业转型推动重化工业负债太重,几乎倒下。为了渡过危机,当时韩国政府向日本借款,30亿美元的外援得以让韩国躲过一劫。
日子艰难,但韩国咬定产业转型升级不放松。在80年代,韩国以产业结构调整为首,推动新一轮发展,汽车产业、造船业、电子产业仍是政府力挺产业,并且韩国为了推动企业间的良性竞争,决心向外国全面开放。
到了90年代,韩国的大企业迅速发展,但很多传统中小企业纷纷倒闭。金周勋教授还记得,当时韩国的报纸经常有小老板自杀的消息。而到1998年,在汹涌的亚洲经济危机中,韩国更是险遭灭顶之灾。
不少中国人还记得那时的韩国普通民众上街自愿捐出自己的金银首饰,帮助国家渡过危机。也就是在那次危机中,政府采取了“见死不救”的政策,大企业无法偿还银行贷款,政府没有像以往一样在背后支持,而是让企业去自力更生。大宇集团等一批企业宣告破产。但是,财团负债却明显减少,韩国更是由此拉开了经济由技术密集型、加工业向服务业升级的序幕,开始了新一轮的经济飞跃。2001年,危机过后没多久,韩国就提前还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全部贷款,结束了IMF的监管体制。
2008年,韩国再次经历金融危机,但金周勋教授认为,这一次虽然有担心,但并不太痛苦,而且,这恰是韩国谋划新的转型,向环保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发展的新契机。
36年产业转型升级之路,面临数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但在数个拐点中,韩国危中求机,屹立不倒。
对于危机,金周勋教授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危机往往同时带来新的机遇,就看你敢不敢破敢不敢立,善不善于危中求机。据他的研究表明,美国恰恰是在1929年金融危机后快速发展,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因为在危机来临时,传统产业破产了,但先进的产业如福特汽车得以快速发展。在去年以来的这次危机中,美国经济虽遭受重创,但在利用新的环保能源方面,奥巴马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力量。金周勋教授预测,如果成功的话,美国相关产业又将迎来新一轮的跨越。
在质疑、反对声中,咬牙忍受转型阵痛,意志弥坚
既然是要破旧立新,淘汰落后、低端的产业,就必然带来牺牲和阵痛。
这一点,在韩国的产业转型升级路中也表现得很清楚。
这一点,也正是今天广东正在经历和面临的考验。
韩国开发研究院院长玄旿锡明确告诉我们,要把之前的一些优势、传统的产业进行整理或者进行处理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产业结构调整本身就必定会伴随一些企业的牺牲和损失,它们的痛苦也会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而升级。怎样使落后产业、低产能的企业安全转移,或者说把伤害降到最低点,政府必须付出一定的努力,要采取一定的战略。
面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广东更加坚定了走结构调整、产业转型的道路,但是这一政策在业界、学界、民间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甚至包括质疑之声。
新加坡国务资政吴作栋也关注到这一点,他在接受本报专访时非常肯定地告诉广东,必须做一个决定:在金融危机中,产业结构的调整要加快还是放缓。从新加坡的经验来看,他们会选择以更快的速度进行调整。因为那些不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低端产业,本身就是苦苦挣扎,迟早会被淘汰。
但是,淘汰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韩国1973年开启转型升级之路,主推重化工业,大部分资金来自国外,外债累累,当时的总统朴正熙成为在野党狂轰的目标。80年代,韩国为了推动企业间的竞争,决定向外开放,又遭到很多与财团有关系的研究所的激烈反对。到了90年代,不少传统产业倒闭,老板自杀,民众对于国家政策争议很大,但是这一切的压力,都没有改变韩国坚定走产业转型升级之路的决心。在质疑、反对声中,韩国咬牙忍受转型阵痛,意志弥坚。也就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风波危机,韩国经济不断起飞,开始领跑。
这次广东代表团在韩国首尔考察清溪川就受到了很大震撼。
清溪川曾经是一条美丽的自然河,但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清溪川的河床被污泥和垃圾覆盖,1958年韩国政府将其填埋并建起了高架桥。40多年来,高架桥的两旁逐渐聚集起大大小小的商铺,每天数十万辆车来往穿梭,清溪川变成了首尔嘈杂地区的代名词。2002年李明博任首尔市长后,力排众议,强势推进拆除高架桥复原清溪川计划。如今长达5.8公里的清溪川畔常年流淌着清澈的一级水,成为首尔一张靓丽的城市名片。
日本也曾经历这种“腾笼换鸟”的阵痛。神奈川县田村畅官员介绍,上个世纪60、70年代是他们京滨临海工业地带的快速发展时期,但由于工厂、人口的集中造成了地价飞涨、用水不足、交通混乱、公害发生、污染严重等等,和现在广东的情况有点相似,川崎市成为全国有名的公害城市,看飞机航拍的城市,全是烟雾。政府为此做了很大的努力,把一些污染企业坚决地赶走,对排烟实行非常严格的限制,把企业向各地分散,限制工厂向大城市集中。为此,京滨临海工业地带一度出现空洞化,但到上世纪80年代初环境基本得到改善,这花了大约20年时间。看2001年再次航拍的照片,整个城市清洁多了。
大阪府知事桥下彻在总结关西经济圈发展经验时,就感慨地说,任何改革都会遇到困难和阻力。大阪正是在克服各种阻力中实现了前进。
不可否认,企业也是在这种艰难曲折中学习成长。玄旿锡院长特别提到一个例子,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对消费品市场进行开放,当时很多人反对和抵制。有一个生产牙膏的企业说如果开放的话,企业就会倒闭。但实践证明,开放以后,通过市场调节、公平竞争,这个牙膏企业的品质反而提高了,并且随着品质的提高,在国际市场上也受到了欢迎,增加了出口量。
所以,虽然是首次与广东各界亲密接触,玄旿锡院长对于广东在这个时候选择转型深表赞同,他认为现在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从一定意义上说,广东的变化会推进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中国的经济又会影响世界的变化。现在的时代不仅要流汗,更要创造新的构想,不仅是劳动的时代,更是智慧的时代。
政府主导不是对特定产业的重点扶持,转型升级不是对传统产业的一概否定
与广东很相似的是,韩国的产业转型升级也一直是政府主导来推动,虽然两国现在所面临的外部客观条件有所不同,但韩国的经验也告诉我们,政府在淘汰落后产业中必须有所作为。
韩国不少专家告诉我们,韩国在产业结构调整之前,政府会给出一定时间,作出相关预告。比如当时决定对单纯的纺织企业进行淘汰时,政府几年前就已经对这些企业及劳动者进行了提前通知,并对这些企业和劳动者采取了一些转移的措施,同时对转移的税务、职业培训等方面给予支持。
有一个观点,韩国的专家反复强调,那就是政府主导应该主导什么?他们认为,韩国推进重化工业的时候,世界还没有进入全球化时代。那个时候,韩国政府所起的主导作用主要是选定了一些产业类别,从而进行了大量投资去推动这些产业高速发展。但是中国或广东现在所面临的大环境是不同的。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对国际市场是一种大开放的姿态,他们认为这个时候的政府不应该对某一领域或者特定产业给予特别的支持或扶持,不应该为某个企业的发展“划定”市场范围或作出承诺,而是应该加大对研发能力和人才培训的投资和重视,从而提升竞争力。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的产业转型升级也并不是对传统产业的一概否定,纺织产业也许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作为传统产业,纺织业直到今日都没有完全丧失它的作用,淘汰的或转移的只是单纯纺织的企业,但在一些服装产业,政府则对产品质量、款式设计方面的提升给予扶持,培育出世界时尚“韩流”的原创地。首尔市市长吴世勋在会见汪洋时就说,首尔正在致力于建设服装设计之都,每年举办“创意奥运会”。
玄旿锡院长一直坚持,各种产业都有等级差别,而且在每个产业里面都必然有可以培养和升级的空间。这个道理对中国或广东的企业来说,即使是加工制造产业,也是可以向高附加值加工贸易产业转移和转化的。这也就是我们当下讲的“扩笼壮鸟”。
但是,改革毕竟是残酷的,即使是每个产业都有升级的空间,也不可能完全转换和吸收被淘汰的企业和企业的劳动者,所以,政府还有一项重要职责,那就是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为失业职工提供职业培训,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提供一系列社会保障。玄旿锡院长直言,韩国也一直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来临时才在这方面发生跨越性的变化,因而韩国人说,“社会保障是依靠危机来存活的”。
这条道路,日本也是这么走过来的。早稻田大学内田和成教授告诉记者,二战后日本对高新技术产业重点倾斜和保护,但对于“夕阳产业”,如煤炭,并没有一下子把它淘汰,而是慢慢推迟它的“死期”；其次对涉及面比较大的,如农业,政府还会站在从业人员的角度去考虑他们的承受能力,考虑劳动者的技能转化,这有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但必须坚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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