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能为新闻教育带来什么

　　近日，业界盛传《财经》杂志原主编胡舒立转身进入新闻教育界，前往广州接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一职，成为传媒圈热议头条。11月16日，时代周报记者致电胡舒立，其秘书证实了此传闻。

　　作为国内最新锐的媒体之一，《财经》杂志在胡舒立的带领下，从1998年创刊到2009年的人事大地震，经过了11个年头，终于因种种原因，胡舒立和《财经》杂志的谈判未果，结束了双方长达10年的合作。在此前，业内几乎将《财经》杂志和胡舒立画上等号，认为两者的命运形同一体，密不可分，而这种密切的关系终于因与资方的理念冲突而告终结，胡舒立于11月9日向主办方递交了辞职报告，中国证券市场设计研究中心（即“联办”）经过研究，已经同意了胡舒立的请求。胡舒立除了仍将继续自己的传媒事业之外，还接过了中山大学递来的橄榄枝，即将出任该校的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

　　近几年来，媒体从业人员向高校等教育或者研究机构转身的情况时有所见，往往被视为改变目前新闻学教育意识形态化弊端的一种转机，希望给传媒教育领域带去一线的经验，改变该专业的教学生态。

　　胡舒立作为从传媒业一线领头羊到新闻教育领导者的又一个案，将会给传媒界和教育界带来哪些新的冲击？能否实现从实战到理论的华丽转身？时代周报请来以下几位学者对此进行探讨。

　　展江：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从事新闻记者工作8年。

　　钱钢：《南方周末》原常务副主编，现为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上海大学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1979-2001年从事新闻工作。

　　范以锦：原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南方日报社原社长，现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广东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1970年进入南方日报社工作，历任记者、部主任、编委、副总编辑、总编辑等职。

　　浦公映：旅日传媒人，从事近20年传媒工作。常年往来于中日两国之间，对中日关系以及中日传媒界均有深刻的观照。

　　饱受诟病的新闻教育

　　时代周报：中国的新闻教育一直饱受业内诟病，许多人都觉得新闻教学与新闻实践的脱节已经影响了传媒机构运转的效率，很多教育者不懂操作仅仅会纸上谈兵，教出的学生到媒体后还得重新回炉，这些年有很多资深新闻人开始转向传媒教育，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传媒教育者该如何体验这种过程？

　　展江：这个问题也不是这样的，如果你这样说，那就是你接触圈子的问题。其实现在大学的教育还是有很多成绩的，不能以偏概全地根据小部分现象就认定现在的大学教育与实践脱节很大。不同的大学教育出的人才也不一样。新闻人进学校未必就能带来很多东西。学者的任务是研究和写论文，记者就是写写稿、画画版，说起来要轻松一些，当然，学校的工作也不是说就很难，但是教育者要从事很多研究性的学术工作，这需要深刻的洞察。记者的实践，到学校里过一阵子未必就还能跟得上形势了。中国的变化很快，你进来时觉得很新鲜的实践经验，说不定过几天就过时了。

　　钱钢：我现在不从事教育工作，不能提供更多的意见，但是我觉得记者大面积进入院校似乎不是普遍现象。

　　范以锦：现在的新闻教育确实需要与实践更紧密结合。我们现在的新闻教育的最大问题就是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情况比较严重。我经常要求老师们要去研究新闻界，与新闻界的朋友多打打交道，多了解一些新闻界的新现象、新动态。另外，我要求学生也要走出去，多跟实践相结合，多向业界里面有实践经验的人学习。学者要多进入业界研究传媒教育工作，从而提升教育创新理念。

　　浦公映：我觉得中国的新闻院校的教育水平真的不敢恭维，大多数都是纸上谈兵，尽是一些虚无缥缈的理论，看上去很高深，很抽象。但是，在实际操作时眼界狭隘。这些情况阻碍他们对事物的客观性的认知，缺少接近事实真相的能力，大多数都是从概念上套出来的“事实”。写的东西哪怕是批判，都经常落入俗套。有一些甚至无法区分小说和新闻的区别，说得很美和说得正确清晰，完全不是一回事。

　　传媒人进大学不是新鲜事

　　时代周报：作为中国最新锐的传媒机构的职业舵手，拥有中西两种教育背景的胡舒立，能给新闻教育带来什么新鲜的东西？

　　展江：胡舒立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可能会对她的学生积极的影响。

　　范以锦：胡舒立个人创新能力非常的强，又很有经验，进入新闻学院从事教育将会给教育界带来新的气象，业界、学界她都能游刃有余。由于她本人对新闻的理解有自己的特殊的思路，有区别于常人的新闻理念及操作方法，她会把自己在业界积累的经验释放到学界，给传统的学界带来一些新的思维方式。

　　浦公映：如果胡舒立想改变目前的新闻教育的现状，也许她可以做一个表率。总体来说，在新闻业的成就上，我对她的贡献非常佩服。但是，她作为教育工作者能有多少成就，就很难说了。大学现在图她名声，到头来，说不定会嫌她碍事。

　　胡舒立的家庭背景如此出众，又去美国镀过金，学习过西方新闻传媒的理论，是典型的又红又专。她个人的品质坚韧坚毅，也很值得中国的传媒人学习借鉴，她作出的贡献，值得敬佩。但是，她如此独特的背景，生下来含着金钥匙的特殊的出身，却是大多数人无法拥有的。

　　听说几年前有个外国电视台在拍中国的媒体现状的电视片时，好像去《财经》杂志做了先行调查。他们本来是想拍广州和北京，一南一北，中国的传媒的。但是，在接触了《财经》杂志以后，感觉到《财经》具有的采访资源及其方法，在中国非常特殊，需要很多特殊的渠道和背景，因此无法介绍。这次，胡舒立的辞职，也说明了这一点。《财经》的变动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财经的采访编辑手法，到了南方，在一个没有政治氛围的地域，有可能变得无用武之地，而在北京，没有背景，你又写不了，这才是现在中国的悲剧。胡去南方，也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谢幕，只是，谢幕的方式很和谐。以后，也许她会温和起来，也许依然锐利，总之，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

　　时代周报：国外的记者是不是也有很多进入大学从事教育，他们一般的转行路径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必须有很深的资历才能成为学界领袖。

　　展江：一般得有博士学位才能进入大学从事教育工作，最好是有一些从事新闻工作的经历啦。传媒人大批进入教育界未必是好事，如果都是他们进来，那么高校培养的那些博士怎么办？高校一般需要的是研究型人才，而记者大多数缺乏这方面的素养。

　　钱钢：国外一般是比较资深的记者进入大学。对学历倒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因为在国外，学历是很普遍的事情。

　　浦公映：在日本，记者如果到大学去任教，一般都是养老了。一个大学毕业生进媒体机构，多年写作、制作的作品，就是实绩，足够当教授的了。在日本，由于文凭很普及，所以一般情况下很少有特意要求是什么文凭才能进入高校。比如，一位北海道大学的传媒教授，也可以同时是报社记者。

　　很多人都是在传媒界做出影响后，才去大学教书的，这在日本的传媒界早已是惯例。据日本的媒体报道，最近日本某电视台的著名制片人永田浩三，因为在法庭上作证，揭露了电视台组织内部的一些真实状况，结果被迫离开电视台制作一线，调到资料馆。现在，他去了日本武藏大学当教授。他自己说，这是一个让人感到生存艰难的时代，要和同学一起思考每个人应该怎样坚定生活的信念和互相帮助精神。因为，在现代社会里，个人的努力，和巨大的组织相比，永远都是很渺小的。日本的记者，得罪了有权势的人，有一些去当老师了。某种意义上，传媒人改行当老师是社会对正义的叛逆者的一种无力的支持，如此而已。

　　“胡舒立模式”难以复制

　　时代周报：中国的大学教育和传媒机构的培训主要区别有哪些，像很多传媒机构的领导人投身教育机构，是否可能成为破解这种传媒教育困境的一种新的途径？

　　范以锦：现在的情况是，学生到了新闻单位，还要在单位进行一段时间的专业培训教育工作，会浪费很多人力和时间，后补的教育总是不在前期就进行的。

　　展江：各家的培养方式方法都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即使是同一个学校，不同的老师培养出来的学生也是不一样的，不能以片面了解到的信息替代事实上的全部。

　　范以锦：像胡舒立她比较年轻，可以全部精力投入进去，我是从媒体领导岗位退下来的，我的做法就是把我的优势带进去，给高校输入些新鲜的东西，胡舒立可以全面介入，我则是力所能及的进行一些工作。

　　我在学校做了“准记者南方训练营”，把即将进入大三的学生放进去培训，同时请南方报业的精英进来讲课，带学生去报社参观，进行有针对性的培养和训练，在一些报社里搞了研究生基地，让学生走出去，与业界进行交流。同时让教师也走出去，在给业界培训新闻理论的同时，也可以从业界学习汲取一些新鲜的经验思想。

　　学校的培养是未雨绸缪，知他们需要什么，提醒他们看清楚自己的不足，请业界人士培训他们，不能等到毕业以后再去进行培训，那样就耽误了很多时间，因为在学校毕竟还是有很多空余的时间可以进行一些锻炼的。在学校时，最好是要求在前期就能和职业技能训练结合起来，有针对性地进行一些教育，这样学生毕业后能很快就上手。但是，最好的学生是在学校就能够积淀很深的理论功底，到新闻单位再学习后，能对自己进行有针对性的自我训练，做到理论功底厚实，职业技能熟练。

　　浦公映：胡舒立到了中山大学，是否能培养出优秀的传媒人，还有很多变数。因为，她的成功很大原因是靠独特的机遇和背景，不是靠后天学习可以得到的。所以，我很佩服她，但是，没有人能学她，这就是现实。她的学识、能力与杂志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她在北京大学和美国大学受到了最好的教育。毫无疑问，她是一个优秀的正直的传媒人，作为教育者，也许很优秀。也许，无法达到她在传媒领域做出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