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搜狐财经
搜狐财经讯 11月29日，2009第一财经金融峰会暨2009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颁奖典礼在北京威斯汀酒店召开，本次论坛主题为“中国金融2010：治理和增长”。数位财经政要、金融机构领袖出席本次盛会。以下是搜狐财经来自现场的报道：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
围绕金融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克服这个主题，我想讲两个想法，第一，我们在哪里，也就是对金融危机有一个判断。第二，我们该做什么？关于在哪里，我注意到现在理论界大致上有三个词，一个词是复苏时期。第二个词是危机后。第三个词是后危机。我本人比较倾向于“后危机”，它的落脚点还是在危机，是危机的一个阶段，危机还没有过去，不像复苏，非常明确地说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危机后是危机已经结束，所以我选择后危机，我认为危机还没有结束，还在危机过程之中。为什么这样判断呢？我觉得从两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层面就是，造成此次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些因素，基本上没有消除。要知道这次危机的应对，如果和1929年、1933年相比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危机的处置非常果断，全球一致行动。G20会，一年里开了三次峰会，峰会之前还有财长和银行行长会，这是前所未有的。29年、33年那次危机，大家以邻为壑，等到大家共同认识到这个问题很严重了，需要采取措施，已经好几年过去了。这次我觉得救助措施也非常有效。有效有一个好处就是立刻止住了下滑的趋势，但是有效也有它的坏处，就是我们用中国的一句话，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这次因为因为救助得过快，措施过多过强，所以使得泥沙俱不下，鱼龙人混杂，很多问题没有消除。
这些问题大致归纳一下，在实体经济面，各国金融结构和各国经济结构在危机前其实都陷入了一种恶化的状态，危机，这么大的金融危机一定是金融经济的危机，所以在危机之前，其实世界各国的经济结构都严重失衡。这个恶果经济的结构严重失衡表现在全球就是全球经济失衡，以至于在2005年几个主要的国际经济组织以及几个主要国家把自己的眼光全局限在全球经济失衡以及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上。这次危机到现在为止，可以说各国国内的经济失衡问题、全球的经济失衡问题基本上没有被解决掉，反而有恶化之势。这是我们说危机造成的泥沙俱不下的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就是造成此次危机的金融因素也基本上没有解决，比如说货币政策，从上个世纪末到现在为止，货币政策渐失效率，这是一个全世界的问题。可以说这次在美国发生次贷危机演化为全球金融危机，与货币政策应对不当有关系，现有的政策武器库中拿不出有效工具来应对目前这样一种金融危机。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再比如，监管问题，刚刚蒋主席非常全面，我不重复了，监管的新周期问题没有解决，现在不得不提出来，也只是提出了问题。再如，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解救问题，危机之前大家觉得已经成定论了，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发展中国家，我们都已经有明确的学习榜样，就是欧美一些大的投资银行，结果呢，就是它们出了问题。用我们国家领导人一句话“老师出问题了”，我们得重新反思所谓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问题。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再比如，基于各国的金融结构之上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合理问题，应当说在这次危机中愈演愈烈，虽然开了三次G20会议，但是对于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几个核心问题基本没有触及。这样一个不合理的国际货币制度依然在给广大的非关键货币国家带来日益剧烈的一些负担，中国在这方面感受得最深。
再比如，在危机之前，金融部门对于实体经济部门已经有日益疏远化的倾向，以至于金融部门相当多的活动是自娱自乐的，这次危机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从这点来看，实体经济面、金融部门固有的问题也就是说导致这次危机的一些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这个复苏就不可能很快。不仅如此，危机中我们采取了很多的措施，这些措施它的有利一方是使得经济迅速止住了下滑趋势，但是其副作用正在逐渐显化。或者我们用一些从管理角度来说的，救助危机有它的成本，有它的代价，我们就看看这些成本和代价主要表现在哪些领域：
第一个领域，过量的货币信贷的投放。使得大家对于未来通货膨胀都非常非常担心，即便这个通货膨胀不主要表现在CPI和PPI所覆盖的这些产品中，它也一定会表现在那些令我们头疼的资产市场的价格波动上。而迄今为止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监管政策都没有有效手段来解决资产市场的价格膨胀问题。
第二个领域，各国财政状况恶化了。世界各国的财政当局在货币当局的措施不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时候都站到了第一现场，所谓货币问题其实是财政问题，因为财政代表国家，富裕的货币当局，发行了货币的权利，因此也伊索当然要用整个信用和财力来承担过度投放的恶果，更何况它本身也产生了巨量的财政赤字，这是一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产业结构问题。产业结构非常不合理，这个不合理与我们现在的那样一种金融监管密切相关，很多产业有了恶性发展，并不是因为人们需要它，人们生产生活需要它，而是因为金融业自身需要它，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大的弊端，是我们的一个成本。我们救助危机措施，延缓了调整产业结构的步伐。
第四个方面，经济秩序全面被破坏。现在哪还有市场经济，也没有计划经济，只有一种头疼医头的临时性安排，经济要恢复，恢复靠的是机制的恢复，没有秩序的情况下，经济可以恢复吗？我觉得至少来说，这些救助措施有这样一些成本，有这样一些代价，使得我们不能够轻言经济已经复苏，我们只能说还要看一看，还要观察观察。所以在最近的一次G20峰会上以及刚刚开的G20的银行行长的财长会上，大家对于退出问题都持否定态度，大家觉得看不清楚，原因就在于原先造成危机的因素没有消除，救助危机过程措施的副作用即将显现，由于这两点，我们觉得经济复苏恐怕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这是第一点，我们在哪里。
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需要做的很多，我们在国内很快要开经济工作会，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告诉大家我们要做什么，在有限时间我只想讲一讲我自己特别感到重要的事情，一个是经济结构调整，第二个是为未来的成长寻找牢固的科技基础。
第一，经济结构调整是一个老话，但是似乎是总在调整，却不断恶化。这次危机使得我们过去的一些有效调整步伐中止了，应当说对于我们的经济结构有恶化的影响。经济结构可以从很多角度去观察，目前议论比较多的是所谓在少数部分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多数部门的产能过剩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解决产能过剩成为当前热议的一个话题。产能过剩也不是一天的事，所以我觉得，当我们把解决产能过剩作为我们下一步调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的时候，当我们把产能过剩作为调整产业结构的一个入手的时候要对产能过剩做一些分析。在我看来我们对产能过剩恐怕要做区别，一季度的时候统计局说，我们国家24个部门，19个部门产能是或多或少过剩的。到了三季度说增加了2个部门，有21个，问题如此之普遍，恐怕就值得我们深思。我觉得对于产能过剩要分别，至少有三种情况造成产能过剩：
1、正常的市场经济的产能过剩。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是从产能不足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什么是市场经济？可以从不同角度去定义它、观察它，但是从供求角度来说，市场经济就是一种产能过剩的经济。这一点我可以引述一个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教授的一段话，当时他作为我们国家的市场化改革的主要设计者之一，有一次在发言当中，非常清晰地刻画了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供求的格局，那就是供应略大于需求。什么意思呢？就是产能过剩嘛。我就说，我们不要叶公好龙，我们在计划经济、在产品短缺的时候我们希望一种市场经济，但是当市场经济到来的时候你要接受大量的产业常态是产能过剩的。这种情况在我们国家有非常多的领域，比如各种各样的轻工领域、制造业领域基本都是这种状况。而且这种状况是可持续的，我觉得要好好分析。讲到这一点，我们更深地要考虑一个问题，我们在讨论企业的时候，中国的概念，中国企业的利润，大家仔细想想，世界500强这些企业有没有利润啊？有多少利润？最好的时候，大部分利润是很薄的甚至是无利的，对于这些企业，作为经济社会中的主体企业，他们的衡量标准是有没有现金流，现金流能不能流畅，也就是说流动性是评价他们的最主要标准，这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供求关系，以及在这种供求关系下企业的正常的运行格局，我觉得我们对此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2、周期性的产能过剩。也就是说随着经济周期由衰退到高涨，一些产业的供应显得紧张或者是过剩。煤电油运就是周期性产能，这种周期性的产能过剩，我们应当有经验，应当记忆犹新。就拿电来说，上个世纪末，作为国家的决定，不允许投资电力，三年不投资电力，也就是在本世纪初，当经济开始走上高速增长的时候，拉闸限电，然后又是限制，然后又来一场拉闸限电，已经有两个这个波动了，对这种行业，你也不能完全静态地用短期的观点来看它的产能，它是一种周期性的行业，至少在周期范围内来观察它的产能问题，至少要用这样一种概念来解决它的融资问题，来解决它的监管问题，如果不这样处理的话，我们还要陷入这样的问题。
3、绝对过剩。那是因为重复投资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种地方势力非常强，而且地方诸侯都要争政绩的情况下产能过剩、绝对过剩也是很普遍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对于产能过剩，因为是24个部门中占了21个部门，太重要了，如果不做这样一种细致的分析，笼统地说，产能过剩，然后我们蒋主席那边就收紧银根，恐怕会造成未来的问题。这是第一个观察的角度。
第二个角度，靠什么机制来调整产能过剩？迄今为止，我们还是相信政府，我们自己在高高的北京来看全国，哪儿有产能过剩，哪儿产能不过剩，这是必要的，但是肯定是不完整的。因为中国经济极为复杂，有周期性因素，有在地方分割的情况下，各地自求平衡的因素，这个因素如果不考虑在内的话，就从中国生产多少辆车，能力超过几倍几倍，汽车谁要讲产能过剩，总是被列为前几名的行业，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购销两旺，产能不足，现在又开始说有产能过剩了。这样的问题，特别是依靠我们的指导计划、依靠我们的乌纱帽机制来调控它？我觉得是个大大的问号，要把判断产能是否过剩的责任交给市场，交给企业，尤其是要把调整产能的一个任务交给企业，交给市场。在这点上，我觉得金融部门，在中国的金融部门是沟通政府和企业、市场的一个很有效的桥梁，在这方面，我觉得应当发挥作用。这是想说的第一个问题，结构调整，一定要认识结构矛盾到底在哪里，到底哪些是问题，哪些不是问题，或者哪些在此时是问题，彼时不是问题，基于这个判断，要选择市场机制，让企业去自主选择。这是想说的第一点。
第二个要做什么呢？我觉得我们要大力去做的，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寻找牢固的科技基础。所以有此一说，是因为我们判断此次危机表现在金融领域，实质是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如此之深远，影响如此之大，是一次科技危机。换言之，就是说我们这次是危机，危机前是繁荣，上一个繁荣极为繁荣，要看近代史的话，连续这么久，全世界无一例外的高增长、低通胀、低利率，这样一种情况是很少出现的。所以出现这样一次全球性的大的好时光、新经济，那是因为上一轮的科技进步，以信息技术为革新的科技进步，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生产方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使得我们整个经济出现了一次革命，这个革命产生了降低成本、增加产出、提高效率的基础。
但是，这样一个科技基础，总有潜力耗尽的时候，它的潜力的确耗尽了，在本世纪初，以美国纳斯达克股市狂泄为标志，潜力耗尽了，有几个指标可以证实。在上个世纪末我们看到你要分析一下发展市场经济中，公司新产生的数量是为负，尤其在美国市场上，美国本土的公司数是减少的，上市公司，它后来扩张靠的是全球化，靠的是中国，金砖四国这样巨大的国家，焕发了巨大的创新的活力，创造了越来越多的巨大的企业，提供了上市资源，拿到它那儿上市，支撑了它的市场。但是这种支撑只是给了一个更大的回旋余地而已，并没有根本上解决它，所以到现在，这个危机，未来走向哪里，大家并不清楚，美国试图在找这个基础，低碳经济、绿色经济、智慧地球等等，都在判断。前几天我们参加一个会，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讨论周小川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说实际上用一个生产函数来观察这样一个事情。但是我就说了，我们无法比较IT技术和低碳技术，IT技术代表的信息这个生产要素，在我们通常的生产函数中是没有的，从它实际发生的结果来看，它是降低成本，增加产出了。我们反观现在所谓的低碳，它是明显的增加成本的，并且明显地是减少产出的。怎么做比？它能不能像上一轮信息技术一样构成下一轮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科技基础，这是一个大问号。其他的什么智慧地球等等，大致上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正是因为看到这一点，中国政府在此次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展示出特有的智慧。在08年下半年，我们推出一揽子救市措施的时候，大家比较多关注的是4万亿，然后稍微有一点研究的人关注的是十大产业调整，但是我注意到，很少人注意到我们当时同时推出了16个科技专项，最近有些人把这些事拿出来在说了。原来是这样的，我们的16个科技专项就认识到这次危机实际是科技危机，所以我们要及早地为中国经济的未来成长寻找新的科技基础。这样的认识，在11月3日温总理的讲话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让科技引领中国科技发展，在这个讲话里，温总理用了大量的篇幅论证了一次巨大的经济结构调整，一定基于一次巨大的科技革命这样一个道理。经济危机最终走出，一定靠的是科技的产业化，新的科技的产业化，并且列出了五个主要的产业部门。我想下一步我们要做的重要的事情就是把这样一些科技领域发展好，从我们金融部门来说，就是要动员各种资源支持高新科技产业化。前不久的创业板，我们大力发展TE，鼓励各种各样的转换金融形式的金融创新都是为了我们未来的经济增长创造有效的科技基础，我想要做的事情很多。今年8%已无悬念，明年8%大约也没有问题，我们要抓住这样一个有利时机，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长期增长的基础问题。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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