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第一财经金融峰会：金融监管和改革

    2009第一财经金融峰会：金融监管和改革【实录】

　　主持人：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非常欢迎并且感谢各位出席由第一财经和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联合主办的2009第一财经金融价值峰会暨2009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颁奖典礼，我是第一财经电视频道主持人黄伟，今天非常荣幸有机会为大家主持这个活动。同时也很高兴在今天能够认识更多新朋友。今天我们一年一度的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又到了和大家一起分享肯定和光荣的揭榜时刻，2009年第一财经价值榜从稚嫩走向成熟，我们怀抱着自己的理想和标准，用自己的价值来解读和评估随着荏苒时光走过的人和事，希望找到历史的刻度、变化的起点以及未来的方向。我们把金融价值看作金融利于当中的产品价值、机构价值、人力价值以及社会信息价值的结合体，我们举办2009第一财经金融价值峰会暨2009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颁奖典礼一起挖掘其中的价值，利用第一财经专业财经资讯平台的优势，借助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专业的调研和分析来集聚专家的合力，打造在实业界、商业界、媒体界，最有价值的评估标准，提供一份权威的有竞争力的榜单，我们正在做，同时我们也讲也做越好。对于中国而言，2009年是中国复苏的绿芽变为现实的一年，2010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一个月的时间，2010年除了要举办中国上海世博会之外，中国宏观画卷如何展开，政策退出究竟在什么时候变成现实，中国金融如何寻找新的创新动力、治理构架以及增长方式，希望能够和大家通过今天下午的峰会找到最终的答案。

　　朋友们，接下来首先掌声有请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先生为今天的活动致辞。

　　秦朔：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首先我代表第一财经和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欢迎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来光临我们第一财经金融峰会。再过三十多天，我们就将跟2009年说再见，跟2010年相遇。在过去的不平凡的2009年，我们一起见证和感受了次贷危机引发的冲击，也见证了冲击后的动荡，动荡中的奋争，奋争后的复苏，以及今天我们在复苏后对未来作出眺望。在这一年中，第一财经集合旗下的电视、广播、日报、周刊、网站、论坛、研究院等许多资源，也一起在我们这样一个非凡的变革的激荡的年代留下自己的身影，留下自己的声音，不敢说我们做得多么好，但是内心深处我们始终跟这个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中国有句俗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说过观念可以改变历史的轨迹。我想在复苏之后，在我们面对2010年以及更加中长期的时间之后，我们今天的很多思考、很多观念的激荡、很多观念的交汇也许能够给我们贡献出未来迎接一个更加稳健复苏、理性繁荣所需要的观念的支持。因此我代表第一财经预祝下午的论坛取得圆满成功，我们也愿意一如既往地为一个理性的、稳健的增长贡献我们媒体的力量，谢谢大家！

　　黄伟：今天的峰会第一节是主旨演讲，第二部分是2010年经济金融展望，第三部分是金融增长模式的探讨。第一节的主旨演讲，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请秦总为我们主持。

　　秦朔：第一节的主旨演讲部分马上就开始，第一节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四位非常主要的嘉宾，他们分别是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先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先生、中国保监会主席助理袁力先生、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先生。我们这一节的主旨演讲的主题是金融监管与金融改革。我想没有监管，正如我们看到的很多教训，我们的市场会无序，但是没有改革，我们的市场、我们的机构进一步发展可能会无力，失去了动力，因此要防止无序，再造新的动力，要在监管和改革的市场发展之间取得什么样的平衡点是所有人都关心的话题，这方面也是我们今天四位重量级嘉宾给我们特别分享的，首先欢迎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先生！

　　蒋定之：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很高兴有机会出席第一财经论坛并演讲，首先预祝论坛圆满成功。今天我想就一个问题发表一个个人看法，向各位请教，就是关于银行监管问题。当前一个全球金融监管者已经达到了一个共识，本来国际金融危机这次印证了经济周期与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性，也深刻地警示了全球的金融监管者必须关注金融体系的新周期性问题。新周期性，我理解，是银行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的一种动态的相互作用的机制。这个机制的运行，会导致我们商业银行在经济上行时期，积聚风险，助推经济泡沫。经济下行时期，引发信贷紧缩，从而扩大宏观经济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波动幅度，并最终加剧金融体制的风险。

　　尽管我们认识到这样的问题，但是有一点，我们确实无法消除银行体系的新周期性，但是我以为趋利避害是我们人类的本能，我们应该努力构建与经济周期的监管机制，以缓解银行体系的新周期性的影响。到底什么是银行体系监管呢？我的一个观点，也可以用哲学的眼光来看待，一提到监管实际上就是要求监管者看到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中的矛盾性和两面性，也就是说在经济上行时期，考虑到经济衰退时期银行可能出现的风险，在经济下行时期考虑到经济繁荣时期银行可能发生的风险的集聚，从而动态地、持续地运用审慎监管指标监管宏观经济的大起大落，银行监管，也是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个有效的监管体系应该至少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要有一个动态的资本监管机制。资本监管是银行监管最基本的手段，银行监管当局通过对商业银行设定资本充足的要求，使商业银行资本不仅覆盖单家银行破产的成本，而且也能覆盖社会成本，从而能够很好地保证存款和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为了缓解银行体系的新周期性，当前资本监管，我以为迫切需要由静态向动态监管方向转变，应该鼓励我们的商业银行在经济上行期，累计较多的资本，以应对经济下行时期损失的需要，调整上行期间的信贷过度增长和经济下行期间信贷过度紧缩的平滑信贷供给的波动，促进宏观经济与金融体系的稳定发展。虽然资本动态监管会在经济上行时期增加银行的资本需求，但是事实上，与危机造成的损失相比，我以为那是小巫见大巫。银行持有更多的资本，比持有少量资本付出的代价少得多。

　　目前，除了国内商业银行在经济繁荣时期累计更多资本以外，我以为还应该从下面两个方面来强化资本的动态监管。

　　第一就是确保商业银行资产构成质量。商业银行要优先考虑减少分红、增资等方式来调整资本，强调股东持续注资的责任和内部的累计能力。

　　第二，要制定因人而异的资本监管制度。鉴于银行资产规模，商业银行对于宏观金融体系的重要性、风险抵御能力各不相同，银监会对大型银行、中小型银行分别制定因行而异的监管方案。

　　第二个观点，要有一个动态的拨备监管机制。作为银行贷款损失的准备，拨备是商业银行风险抵御的关键要素。动态拨备机制的核心就是鼓励商业银行在经济繁荣的时候，多聚集贷款准备，以提高未来的风险的抵御能力。在经济衰退时期，少聚集贷款拨备，使银行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放贷，平滑经济周期对银行经营的冲击。

　　事实上，我以为这种监管机制的本质就是鼓励我们的商业银行建立起一种前瞻性的贷款的拨备制度，在整个贷款周期以贷款违约率为基础进行拨备，而不是单纯地以现阶段贷款违约率为基础的拨备，也就是说这是某一个时期的贷款违约率，当前这种时期的违约率进行拨备，从而使商业银行在经济繁荣时刻，可以弥补衰退时候可以预期的风险。鉴于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水平比较好，资本利用率和资产利用率比较高，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落后的过剩产能的淘汰存在信贷受损的可能性，因此要求商业银行保持较高的贷款拨备覆盖率是非常必要的。当我们11月末我国主要的商业银行平均拨备覆盖率已经达到了147.7，到今年年底将进一步提高到150，这个拨备是比较高的。

　　第三个观点，我以为要有一个动态不良贷款率监管机制。不良贷款的监管机制是动态变化，实质上是实行不良贷款的监管的差别化和浮动化，改变不良贷款的监管目标实行刚性约束的做法。针对不同银行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行业实行差距化的不良贷款度，控制信贷的扩张，缓解银行的信托体系。这样的监管机制的目的就是引导我们商业银行按照整个经济周期内的平均不良率来控制贷款的质量，以平滑经济周期波动阶段的转换对银行信贷资产质量的冲击，避免在经济上行时候出现过度监管，助推资产泡沫，也防止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实行过于严重的不良贷款，助长原本就已经很严重的信贷萎缩。

　　目前的形势来看，我以为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实施不良贷款率的动态监管安排：

　　首先就是在经济繁荣阶段，对不良贷款率保持较低的监管，以防止经济繁荣期表面下潜藏的信用风险。在经济箫条阶段，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要相对高一些的监管强度，以使银行扩大信贷规模和信贷投放，刺激经济早日走出低谷。

　　第二，对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行业适当放松对相关贷款不良率的限制，中小企业贷款，我觉得可以将容忍度放宽到银行不良贷款率平均水平以上。而对潜在的产能过剩行业，要求相关贷款企业必须保持在平均不良水平以下，以切实促进信贷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

　　第三，动态可持续地关注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结构的变化，注重对不良贷款的监管。我以为这一点非常重要，是一个重要的内容。虽然不良贷款总量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也有很多问题比如损失了贷款，可疑类贷款占比，商业银行要增加监管力度和监管频率。

　　第四个观点，要有一个动态的激励监管机制。现有激励机制下高管人员过度的恶性行为助长了投资和资产泡沫，因而必须通过加强银行激励约束机制的管理，建立动态机制，改变高管人员倾向于过分承担风险，使用高财务杠杆比率和行为短期化的现状，动态激励监管机制就是要建立动态的、持续的、可跨周期的业绩考核和薪酬分配制度来平滑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给银行员工薪酬的影响。促进短期激励与长期激励之间的协调，确保银行高管层以及关键岗位的员工薪酬与其风险创造行为的一致性。目前我以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对商业银行激励机制加强动态监管：

　　第一，要求商业银行从拉长经济周期角度对薪酬发放规模进行统筹安排，鼓励商业银行在经济上升时期适当降低，以供经济下行时期薪酬的发放需要，这样就是平滑经济不同阶段对银行员工薪酬的影响，也防止经济上行时期员工薪酬过高，经济下行时期员工薪酬过低，力求为银行员工提供一个可持续的薪酬的激励机制。

　　第二，商业银行从经济周期角度对员工薪酬实行风险调整，鼓励商业银行改变过去薪酬制定，并且基于这些近期风险和短期风险，和短期利润的做法，通过薪酬体系当中引入风险调整的经验，延期支付和扣减制度，使薪酬制度不仅能够反映银行当前的具体的利润和风险，而且能够反映未来的可能的潜在的风险和损失，真正实现高管人员和重要岗位人工的薪酬安排与长期风险承担的一致性。

　　第三，我以为还要加强薪酬监管检查的制度，以确保企业不为过分的风险行为提供机会。监管机构把薪酬体系纳入到对金融机构的风险评估内容。第一个问题，为了对金融风险进行调整，商业银行应考虑所有的重要风险，这个风险不仅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还应该将声誉风险等一些难以计量的风险纳入调整范围，当然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

　　其次，延期支付，不应该在短期内结束，直到风险行为能够被银行所涉及。如果每一个员工知道风险状况很糟的时候，收入会减少，他过度承担风险的行为自然会降低。这就是我今天在这个论坛当中的关于金融监管问题发表的几个看法，我们相信在全球银行监管的共同努力之下，银行监管体系将不断健全，有效性将不断增强，从而为全球的宏观金融领域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石，谢谢大家！

　　秦朔：蒋定之先生从资产质量拨备、不良贷款率和长期的激励监管四个角度给出了一个非常富有辩证思维和战略前瞻性的一个思考框架，对于我们思考监管以及宏观问题非常有意义，因为正如蒋定之主席开始讲的，往往我们会看到金融机构和宏观经济在周期的对应性里往往出现一荣俱荣的困境，怎么克服呢？他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分析框架，我觉得这个框架里，其实还不仅仅是用西方的一些治理管理理论能够解释的，而且有很浓厚的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就是要注意到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的二重性、矛盾性、辩证性以及它的动态性。在这里如果有一定的长周期的眼光、远见和结构性机制的设计，就有助于我们在宏观金融层面的稳定。让我们再一次对他的真知灼见表达我们的谢意。第二位演讲嘉宾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教授，欢迎李院长！

　　李扬：尊敬的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非常荣幸应邀参加第一财经价值榜的研讨会，如今要开会的话，恐怕至少围绕一个主题就是金融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克服，我想讲两个想法，第一，我们在哪里，也就是说对金融危机有一个判断。第二，我们该做什么？关于在哪里，我注意到现在理论界大致上有三个词，一个词是复苏时期。第二个词是危机后。第三个词是后危机。我本人比较倾向于“后危机”，它的落脚点还是在危机，是危机的一个阶段，危机还没有过去，不像复苏，非常明确地说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危机后是危机已经结束，所以我选择后危机，我认为危机还没有结束，还在危机过程之中。为什么这样判断呢？我觉得从两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层面就是，造成此次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些因素，基本上没有消除。要知道这次危机的应对，如果和29年、33年相比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危机的处置非常果断，全球一致行动。G20会，一年里开了三次峰会，峰会之前还有财长和银行行长会，这是前所未有的。29年、33年那次危机，大家以邻为壑，等到大家共同认识到这个问题很严重了，需要采取措施，已经好几年过去了。这次我觉得救助措施也非常有效。有效有一个好处就是立刻止住了下滑的趋势，但是有效也有它的坏处，就是我们用中国的一句话，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这次因为因为救助得过快，措施过多过强，所以使得泥沙俱不下，鱼龙人混杂，很多问题没有消除。

　　这些问题大致归纳一下，在实体经济面，各国金融结构和各国经济结构在危机前其实都陷入了一种恶化的状态，危机，这么大的金融危机一定是金融经济的危机，所以在危机之前，其实世界各国的经济结构都严重失衡。这个恶果经济的结构严重失衡表现在全球就是全球经济失衡，以至于在2005年几个主要的国际经济组织以及几个主要国家把自己的眼光全局限在全球经济失衡以及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上。这次危机到现在为止，可以说各国国内的经济失衡问题、全球的经济失衡问题基本上没有被解决掉，反而有恶化之势。这是我们说危机造成的泥沙俱不下的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就是造成此次危机的金融因素也基本上没有解决，比如说货币政策，从上个世纪末到现在为止，货币政策渐失效率，这是一个全世界的问题。可以说这次在美国发生次贷危机演化为全球金融危机，与货币政策应对不当有关系，现有的政策武器库中拿不出有效工具来应对目前这样一种金融危机。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再比如，监管问题，刚刚蒋主席非常全面，我不重复了，监管的新周期问题没有解决，现在不得不提出来，也只是提出了问题。再如，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解救问题，危机之前大家觉得已经成定论了，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发展中国家，我们都已经有明确的学习榜样，就是欧美一些大的投资银行，结果呢，就是它们出了问题。用我们国家领导人一句话“老师出问题了”，我们得重新反思所谓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问题。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再比如，基于各国的金融结构之上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合理问题，应当说在这次危机中愈演愈烈，虽然开了三次G20会议，但是对于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几个核心问题基本没有触及。这样一个不合理的国际货币制度依然在给广大的非关键货币国家带来日益剧烈的一些负担，中国在这方面感受得最深。

　　再比如，在危机之前，金融部门对于实体经济部门已经有日益疏远化的倾向，以至于金融部门相当多的活动是自娱自乐的，这次危机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从这点来看，实体经济面、金融部门固有的问题也就是说导致这次危机的一些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这个复苏就不可能很快。不仅如此，危机中我们采取了很多的措施，这些措施它的有利一方是使得经济迅速止住了下滑趋势，但是其副作用正在逐渐显化。或者我们用一些从管理角度来说的，救助危机有它的成本，有它的代价，我们就看看这些成本和代价主要表现在哪些领域：

　　第一个领域，过量的货币信贷的投放。使得大家对于未来通货膨胀都非常非常担心，即便这个通货膨胀不主要表现在CPI和PPI所覆盖的这些产品中，它也一定会表现在那些令我们头疼的资产市场的价格波动上。而迄今为止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监管政策都没有有效手段来解决资产市场的价格膨胀问题。

　　第二个领域，各国财政状况恶化了，世界各国的财政当局在货币当局的措施不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时候都站到了第一现场，所谓货币问题其实是财政问题，因为财政代表国家，富裕的货币当局，发行了货币的权利，因此也伊索当然要用整个信用和财力来承担过度投放的恶果，更何况它本身也产生了巨量的财政赤字，这是一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产业结构问题。产业结构非常不合理，这个不合理与我们现在的那样一种金融监管密切相关，很多产业有了恶性发展，并不是因为人们需要它，人们生产生活需要它，而是因为金融业自身需要它，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大的弊端，是我们的一个成本。我们救助危机措施，延缓了调整产业结构的步伐。

　　第四个方面，经济秩序全面被破坏。现在哪还有市场经济，也没有计划经济，只有一种头疼医头的临时性安排，经济要恢复，恢复靠的是机制的恢复，没有秩序的情况下，经济可以恢复吗？我觉得至少来说，这些救助措施有这样一些成本，有这样一些代价，使得我们不能够轻言经济已经复苏，我们只能说还要看一看，还要观察观察。所以在最近的一次G20峰会上以及刚刚开的G20的银行行长的财长会上，大家对于退出问题都持否定态度，大家觉得看不清楚，原因就在于原先造成危机的因素没有消除，救助危机过程措施的副作用即将显现，由于这两点，我们觉得经济复苏恐怕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这是第一点，我们在哪里。

　　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需要做的很多，我们在国内很快要开经济工作会，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告诉大家我们要做什么，在有限时间我只想讲一讲我自己特别感到重要的事情，一个是经济结构调整，第二个是为未来的成长寻找牢固的科技基础。

　　第一，经济结构调整是一个老话，但是似乎是总在调整，却不断恶化。这次危机使得我们过去的一些有效调整步伐中止了，应当说对于我们的经济结构有恶化的影响。经济结构可以从很多角度去观察，目前议论比较多的是所谓在少数部分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多数部门的产能过剩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解决产能过剩成为当前热议的一个话题。产能过剩也不是一天的事，所以我觉得，当我们把解决产能过剩作为我们下一步调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的时候，当我们把产能过剩作为调整产业结构的一个入手的时候要对产能过剩做一些分析。在我看来我们对产能过剩恐怕要做区别，一季度的时候统计局说，我们国家24个部门，19个部门产能是或多或少过剩的。到了三季度说增加了2个部门，有21个，问题如此之普遍，恐怕就值得我们深思。我觉得对于产能过剩要分别，至少有三种情况造成产能过剩：

　　1、正常的市场经济的产能过剩。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是从产能不足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什么是市场经济？可以从不同角度去定义它、观察它，但是从供求角度来说，市场经济就是一种产能过剩的经济。这一点我可以引述一个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教授的一段话，当时他作为我们国家的市场化改革的主要设计者之一，有一次在发言当中，非常清晰地刻画了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供求的格局，那就是供应略大于需求。什么意思呢？就是产能过剩嘛。我就说，我们不要叶公好龙，我们在计划经济、在产品短缺的时候我们希望一种市场经济，但是当市场经济到来的时候你要接受大量的产业常态是产能过剩的。这种情况在我们国家有非常多的领域，比如各种各样的轻工领域、制造业领域基本都是这种状况。而且这种状况是可持续的，我觉得要好好分析。讲到这一点，我们更深地要考虑一个问题，我们在讨论企业的时候，中国的概念，中国企业的利润，大家仔细想想，世界500强这些企业有没有利润啊？有多少利润？最好的时候，大部分利润是很薄的甚至是无利的，对于这些企业，作为经济社会中的主体企业，他们的衡量标准是有没有现金流，现金流能不能流畅，也就是说流动性是评价他们的最主要标准，这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供求关系，以及在这种供求关系下企业的正常的运行格局，我觉得我们对此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2、周期性的产能过剩。也就是说随着经济周期由衰退到高涨，一些产业的供应显得紧张或者是过剩。煤电油运就是周期性产能，这种周期性的产能过剩，我们应当有经验，应当记忆犹新。就拿电来说，上个世纪末，作为国家的决定，不允许投资电力，三年不投资电力，也就是在本世纪初，当经济开始走上高速增长的时候，拉闸限电，然后又是限制，然后又来一场拉闸限电，已经有两个这个波动了，对这种行业，你也不能完全静态地用短期的观点来看它的产能，它是一种周期性的行业，至少在周期范围内来观察它的产能问题，至少要用这样一种概念来解决它的融资问题，来解决它的监管问题，如果不这样处理的话，我们还要陷入这样的问题。

　　3、绝对过剩。那是因为重复投资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种地方势力非常强，而且地方诸侯都要争政绩的情况下产能过剩、绝对过剩也是很普遍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对于产能过剩，因为是24个部门中占了21个部门，太重要了，如果不做这样一种细致的分析，笼统地说，产能过剩，然后我们蒋主席那边就收紧银根，恐怕会造成未来的问题。这是第一个观察的角度。

　　第二个角度，靠什么机制来调整产能过剩？迄今为止，我们还是相信政府，我们自己在高高的北京来看全国，哪儿有产能过剩，哪儿产能不过剩，这是必要的，但是肯定是不完整的。因为中国经济极为复杂，有周期性因素，有在地方分割的情况下，各地自求平衡的因素，这个因素如果不考虑在内的话，就从中国生产多少辆车，能力超过几倍几倍，汽车谁要讲产能过剩，总是被列为前几名的行业，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购销两旺，产能不足，现在又开始说有产能过剩了。这样的问题，特别是依靠我们的指导计划、依靠我们的乌纱帽机制来调控它？我觉得是个大大的问号，要把判断产能是否过剩的责任交给市场，交给企业，尤其是要把调整产能的一个任务交给企业，交给市场。在这点上，我觉得金融部门，在中国的金融部门是沟通政府和企业、市场的一个很有效的桥梁，在这方面，我觉得应当发挥作用。这是想说的第一个问题，结构调整，一定要认识结构矛盾到底在哪里，到底哪些是问题，哪些不是问题，或者哪些在此时是问题，彼时不是问题，基于这个判断，要选择市场机制，让企业去自主选择。这是想说的第一点。

　　第二个要做什么呢？我觉得我们要大力去做的，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寻找牢固的科技基础。所以有此一说，是因为我们判断此次危机表现在金融领域，实质是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如此之深远，影响如此之大，是一次科技危机。换言之，就是说我们这次是危机，危机前是繁荣，上一个繁荣极为繁荣，要看近代史的话，连续这么久，全世界无一例外的高增长、低通胀、低利率，这样一种情况是很少出现的。所以出现这样一次全球性的大的好时光、新经济，那是因为上一轮的科技进步，以信息技术为革新的科技进步，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生产方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使得我们整个经济出现了一次革命，这个革命产生了降低成本、增加产出、提高效率的基础。

　　但是，这样一个科技基础，总有潜力耗尽的时候，它的潜力的确耗尽了，在本世纪初，以美国纳斯达克股市狂泄为标志，潜力耗尽了，有几个指标可以证实。在上个世纪末我们看到你要分析一下发展市场经济中，公司新产生的数量是为负，尤其在美国市场上，美国本土的公司数是减少的，上市公司，它后来扩张靠的是全球化，靠的是中国，金砖四国这样巨大的国家，焕发了巨大的创新的活力，创造了越来越多的巨大的企业，提供了上市资源，拿到它那儿上市，支撑了它的市场。但是这种支撑只是给了一个更大的回旋余地而已，并没有根本上解决它，所以到现在，这个危机，未来走向哪里，大家并不清楚，美国试图在找这个基础，低碳经济、绿色经济、智慧地球等等，都在判断。前几天我们参加一个会，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讨论周小川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说实际上用一个生产函数来观察这样一个事情。但是我就说了，我们无法比较IT技术和低碳技术，IT技术代表的信息这个生产要素，在我们通常的生产函数中是没有的，从它实际发生的结果来看，它是降低成本，增加产出了。我们反观现在所谓的低碳，它是明显的增加成本的，并且明显地是减少产出的。怎么做比？它能不能像上一轮信息技术一样构成下一轮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科技基础，这是一个大问号。其他的什么智慧地球等等，大致上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正是因为看到这一点，中国政府在此次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展示出特有的智慧。在08年下半年，我们推出一揽子救市措施的时候，大家比较多关注的是4万亿，然后稍微有一点研究的人关注的是十大产业调整，但是我注意到，很少人注意到我们当时同时推出了16个科技专项，最近有些人把这些事拿出来在说了。原来是这样的，我们的16个科技专项就认识到这次危机实际是科技危机，所以我们要及早地为中国经济的未来成长寻找新的科技基础。这样的认识，在11月3日温总理的讲话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让科技引领中国科技发展，在这个讲话里，温总理用了大量的篇幅论证了一次巨大的经济结构调整，一定基于一次巨大的科技革命这样一个道理。经济危机最终走出，一定靠的是科技的产业化，新的科技的产业化，并且列出了五个主要的产业部门。我想下一步我们要做的重要的事情就是把这样一些科技领域发展好，从我们金融部门来说，就是要动员各种资源支持高新科技产业化。前不久的创业板，我们大力发展TE，鼓励各种各样的转换金融形式的金融创新都是为了我们未来的经济增长创造有效的科技基础，我想要做的事情很多。今年8%已无悬念，明年8%大约也没有问题，我们要抓住这样一个有利时机，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长期增长的基础问题。谢谢各位！

　　秦朔：如果说刚才蒋主席跟我们分享的核心思路是从逆周期角度开展的监管不是那么有效的监管，李院长讲的分析，我感受他给了我们一个启发，不治本的复苏不是一个持久的复苏，所以他给我们讲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在哪里，他的答案是复苏的过程，复苏并没有真正地完成，还是在漫长的过程里。下一步做什么，他也从结构调整和科技角度给出了一个方向，在这个过程中他非常睿智地给我们分辨了像以前的信息技术和现在的低碳技术之间的一些差别，这些问题其实对于我们的经济学家和产业界都是很值得思考的。早期大的铁路公司、大的典礼公司，大的机器制造公司，在它形成了很大产业过程中也带动了就业。李院长给我们分享未来低碳技术有可能连产出都会下降，所以不同产业类型跟我们未来的经济周期是什么样，他今天给我们画了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问号，提醒每一个人去思考。聆听李院长精彩演讲之后，接下来请中国保监会主席助理袁力先生给我们分享他的精彩观点。

　　中国保监会主席助理袁力：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第一财经给我创造这个机会，能够和在座各位共同讨论当前金融监管与发展的问题，今天发言的题目叫后危机时代，国际保险监管改革取向及对我国保险监管的启示。

　　下面我就金融危机以来，国际保险监管的新变化、改革趋势以及对我国保险监管的启示，谈几点看法，和大家做个交流。

　　一，金融危机加快了国际金融保险监管改革调整的步伐。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保险业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冲击，2008年全球保险业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业务发展首次出现下滑，同比下降了2%。一些大型金融保险集团陷入经营困境，不得不通过政府救助和出售资产来渡过难关，这里最主要的一个点就是AIG接受了美国联邦政府1800亿美元的救助。同时，金融危机引发了许多国家政府金融监管部门的反思，面对日益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和全球金融经营和金融杠杆率提高的趋势，目前国际金融监管机构已经难以有效地防范这些风险。金融监管领域的改革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啊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传导扩散来看，国际金融保险监管还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1、监管理念方面。金融危机爆发以前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崇尚市场自由，认为市场力量可以奖优罚劣，使金融机构实现自我调节，在监管实践中对金融创新采取了自由放任的监管政策，导致金融产品过度杠杆化，在金融市场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积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

　　2，监管职责方面，传统上，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部门只在各自职能范围内承担对金融市场个体的微观监管职能，可以引发系统性金融动荡并造成实体经济衰退的具体性风险缺乏关注，宏观审慎关注和危机管理职能缺位。

　　3、监管机制方面，金融危机使单一国家和地区的监管暴露出明显不足，由于各个国家的监管标准差异较大，跨境监管合作难以有效协调，同时各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合作也缺乏有效机制，不利于降低跨领域风险传递造成的系统性危险。

　　4，监管领域方面，从此次金融危机爆发来看，监管存在真空，没有对跨境金融集团、金融创新产品、信用评级机构领域进行有效监管，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尤其是跨境金融集团已成为金融监管较为突出的薄弱环节，大型金融集团进行跨境跨行业金融活动时，已经变成了传递系统性风险的媒介和载体。

　　第二，国际保险监督协会，就是IAIS，它的战略调整的基本情况。2009年3月，国际保险监督管理协会启动了发展战略调整，全面探讨金融危机后保险监管领域的改革措施，总体来看，国际保险监督协会的战略调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强调宏观审慎监管。国际保险监督协会认为，保险领域的风险也会诱发金融系统性风险，并影响实体经济，加强对保险为主的金融控股集团、养老金市场、再保险市场、保险资金运用等方面监管，防范和化解来自或者是经由保险领域放大和扩散本系统内的风险，是宏观审慎监管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为此，主张宏观审慎监管纳入保险监管的核心原则，开发保险领域的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并建立相关的监控框架。

　　2、完善跨行业金融保险集团监控。与银行、证券监管组织联合研究金融监管边界问题，组织监管套利，同时研究解决跨国金融集团大而不能管的道德风险。

　　3、建立逆周期监管机制。某些保险监管规定可能产生顺周期效应，需要探讨降低顺周期效应的修正措施，主张以风险为基础的能力监管中存在顺周期效应，在这方面要加紧研究，同时与国际会计准则组织研究克服保险相关会计准则中的一些顺周期问题。

　　4、推进国际监管协作。国际保险监督协会主张，国际保险监管规则应当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并建立全球保险监管原则的自评估和同行评议机制，同时认为，要建立国际金融领域的多边合作谅解备忘录机制，建立跨境金融机构的危机管理和解决机制。

　　国际保险监管改革对中国保险监管的启示：中国保监会高度重视并且积极参与与国际保险监管规则的修整制订工作，在战略调整过程中，我们提出了许多建议和主张，大部分都被予以采纳和吸收，国际保险监督协会提出的国际保险相关改革的一系列措施，对我国保险监管提供了有力借鉴和参考：

　　1、要关注金融稳定和系统性风险，保险监管是维护金融稳定的积极力量，保险监管不仅要对保险机构实施微观审慎监管，还要承担宏观审慎监管的职责，关注可能引发的金融系统动荡，并造成实体经济衰退的系统性风险。保险监管机构应当加强与其他金融监管部门的合作，建立起更加有效的系统性风险预警和防范机制。

　　2、要关注某些保险监管规定的顺周期效应，顺周期效应对经济周期放大金融市场的波动幅度产生一定的影响，产生顺周期效应的主要原因是以风险为基础的资本监管方法，以发生损失为计提标准的拨备方法，以短期业绩为激励基础的薪酬管理等方面，目前，我国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和监管制度逐步向以风险为主的方向发展，会计准则要求计量资产并使用已发生损失计提资产准备，因此如何克服现有监管框架中的顺周期因素，是需要我们研究的一个问题。

　　3、要关注保险创新活动带来的风险，加强金融创新的监管已经成为监管部门的共识，对保险创新而言，我们认为一方面我们要加强对创新的监管的同时，防范可能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我们要认真研究创新和风险防范的关系，不能因为可能会出现的风险就不去创新，因为我们国家的保险市场目前不是一个创新过度的问题，而是存在着创新不足的问题，这仍然是一个主要矛盾。所以下一步保险监管要在防范风险前提下，在完善支持保险创新机制方面，要继续进行积极探索。

　　4、要关注高管人员的监督和制约。金融机构管理层经营行为短期化是造成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许多金融机构基于年度盈利制定薪酬激励制度，由于薪酬激励要求的经营盈利积累期较短，当经济周期处于上升阶段时，管理层可能会从事高风险业务或者是进行投机行为，容易累计风险隐患，因此，通过加强董事会薪酬委员会的问责制和监督管理权，促使管理层更加稳健经营，也是我们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以上几点是我今天发言的主要内容！谢谢！

　　秦朔：袁助理以资深的人士的深入观察，与我们分享了国际保险业的监管上的一些调整和变化，这些调整变化对中国的保险业启发，也给我们非常缜密的思考。正如他一开始所讲到的，简单的自由市场和自由创新的道路固然现实已经得出了很多教训，如果我们因为创新可能存在风险而不去创新，那么创新不足也会对我们的中长期发展带来很大问题，所以其实他暗示给我们一个结论，就是我们要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为我们的创新活动找到更加理想的制度基础，机制基础和文化基础。只有这样，我们的创新才能更加稳健。在这一节最后一位演讲嘉宾是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先生，欢迎！

　　祁斌：各位来宾，各位领导，下午好！受领导委托参加这次论坛，非常荣幸，刚才几位领导都讲得非常好，对我有很深的启发。下面花一点时间就资本市场方面的金融监管和金融改革谈一些看法。因为这次金融危机发源于资本市场，冲击最大的也是资本市场，所以我们对此次金融危机有金融监管的改革作为其跟踪和研究，几个方面，先简单给一下几个方面的提要，然后谈一下我们对改革的理解：

　　监管理念发生重要变化。原来认为市场可以配置资源，监管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律，后来发现市场效益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高。监管方式原来是各自为政的，而且相互之间没有信息沟通，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现在重视金融监管合作。从对待金融信用风险，原来认为觉得金融风险不可预测，所以就没有做，后来发现如果什么都不做，真的来的时候，大家一起完蛋，美国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负责信用系统的监管。监管范围，原来对很多机构实行豁免的，比如对冲基金、PE等，这次归纳进来，开始对对冲基金和PE要求注册。以前对类似的准银行机构存在监管真空问题，这次纳入了监管范围，对开展类似业务的金融机构实施同等监管，比如成立了国家银行监管局对所有在联邦注册的储蓄机构进行监管。从监管内容和投资者保护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金融机构杠杆率是不要求披露的，对薪酬也不要求披露和干预，原来只注重保护中小投资者，现在这个变化很大，比如要求金融机构披露杠杆率和交易运作方，对于政府注资的金融机构，要求对薪酬有一定的要求。

　　以前有经验的或者合格的投资者是不受保护的，也不干预这种行为，现在开始对有经验的投资者纳入监管范围，并且成立了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这是美国金融监管的大致框架。欧盟也有类似的改革，但是欧盟更多的精力是注重在怎么把这么多不同主体的国家，更好地统一在一个监管标准之下。

　　我想为什么会进行这些改革？肯定是因为金融危机，我们看它的原因，为什么有这么深刻的变化，无非几个方面：

　　比如一些原来基本的假设发生动摇，而且另外一方面，现在的世界和金融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还有一些原因，比如原来的一些模式走到了尽头，必须要得到纠正，具体来说，哪些方面的深刻原因呢？我想五个方面的具体原因：

　　1、对杠杆率的无节制使用的的确确走到了尽头。信贷姿容发展是以杠杆作为重要标志的，因为杠杆是提高效率的重要手段，但是在金融危机之前我们都知道雷曼的杠杆率高达30倍，没有节制最后肯定要有所调整。

　　2、原来一些基本的假设，合格投资者是有经验的投资者，是理解资本市场的，理解金融风险的，是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我们一看，麦道夫事件中所有投资者都是有经验投资者，但是没有能力保护自己，最后到法院上诉、游行。这个假设改变了。原来对于系统性风险，美国认为不可预测，不要管，现在看到危害实在太大了，至少面临困难也要进行监测和管理。比如原来一些非主流的一些金融产品和机构，PE，对冲基金原来规模非常小的，我离开美国的时候，2000年，我印象中觉得对冲基金不能说不值一提，但是确实比较少，但是07年是2万亿美元，所以增长非常快，另外通过杠杆率和外延性，对金融整个体系的影响是非常高的。PE原来也是相对来说在二级市场之前的一级市场运作，相对来说对金融系统影响不是太大，后来发现，也不是想象那样，第一，它的投资一个公司早晚都要走向二级市场，另外大型并购，也使用杠杆，对二级市场的影响，也有外延性。所以现在美国的理念发生很大变化，原来我们认为非主流的这些业务逐步成为了主流，另外就是这些非主流业务逐步要纳入监管范围，当然对他们的监管是不太一样的监管层次。

　　第五个深刻原因就是全世界金融一体化进程的速度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大家讲地球是平的或者说地球村的概念，但是没有想到如此之快，这次金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宣告了全球金融一体化的时代的正式来临，你可以试想美国的次贷规模是不到2万亿美元，是美国经济的七分之一的规模，最后带来的影响是全球经济的衰退，拿钱已经无法计算了。全球一体化速度是超出我们想象的，我自己的体会最深，2000年我从华尔街回国，2000年你问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中国的资本市场，十个里都答不出来，但是今天A股大跌，第二天道琼斯也大跌，这些深刻的变化，使得金融市场发生一些裂变和危机，也随之带来了改革。

　　我想讲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放在历史长河里来看这种危机和变革是一种常态。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大家都愿意比较29年的金融危机，我们应该知道29年的金融危机以及随后带来的经济灾难，带来了整个现代金融体系的建设。也就是说美国的证券法、证券交易法、美国证监会、美国现代意义上的投资银行、现代意义上的基金管理公司，现代意义上的养老金、现代意义上的政府救助计划都是因为1929年的灾难所带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这么一次危机，美国的现代金融体系现在肯定是无法建成的，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是参照美国的体系去建设自己的体系。所以没有29年危机就没有现代金融体系。这次的危机也能带来很多变化而且也是积极的，刚才李扬院长提到的大规模救助计划，也是得益于29年之后发现政府不干预，灾难是非常深重的，所以这次危机出现之后，大规模政府救助，现在很多人认为救助过头了，好像使危机没有充分地显现出它的动力。但是的确使得经济避免了更大的灾难。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危机带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全球金融监管的合作。中国参加全世界的国际证券的一个组织很多年了，我本人也参加过几次他们的年会，感觉每次去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但是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不到40天，雷曼兄弟倒闭30多天，全球的各国首脑都到了一起谈论全球金融监管合作，他们发现资本市场已经快要国际了，但是监管还止于各国边境之内。由此相对应，欧元的概念从开始谈论到最后实施，谈论是70年代，到现在40年，大危机带来大的变革，金融发展与金融监管的改革永远使相生相伴的，是个永恒主题。

　　最后讲一下，美国和世界上金融监管的一些调整对中国有什么样的借鉴，有什么样的帮助，因为中国的优势就是可以看到他们的错误，因为我们很多产品还没有，我们市场的复杂性、市场的规模相当大，但是离一个发达市场还比较远。我想可以借鉴至少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系统性风险的防范问题。我们可以加大金融机构的监管合作，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能够试图去建立一种整体金融系统的风险的测度，包括它的防范和控制的一个工具或者一个机制，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金融市场的发展有一个放大效应，如果两个金融机构的风险都是一百的话，加在一起就有可能是一千，因为可以相互有一个反馈。

　　第二，对于类似产品是不是可以考虑监管的标准的统一。因为我们最典型的例子，我们都知道很多理财产品在市场上相对比较混乱，更不用说还有很多外资的外国没有经过任何准入进来的产品，这些产品之间有一个监管套利的机会，对投资者保护非常不利，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这个机制是可以加快推进。

　　第三，可以探讨一下多层次监管体系建设。什么意思呢？刚刚看到，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全球一些原来非主流的业务和机构变成主流，也纳入监管范围，但是监管与原来不同，比如SEC，美国政府开始考虑对PE和OTC监管，但是提出监管，不是完全管死，管死之后，对全球的金融竞争中就没有发展，所以这里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我们怎么探讨对监管体系，有一个多层次监管体系的问题。全球比较流行的原则监管或者目标监管等等监管方式，也可以进行一部分的研究和探讨。

　　最后一点，我们在借鉴它的经验和教训的同时也非常清醒地知道我们和发达市场的重大差距或者说差别，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差别，有可能我们得到的经验教训就是错的，所以我非常赞同袁助理讲的观点，就是金融创新。我们和发达市场主要有两个很大的差别，从资本上来讲，一个是我们和他的发展阶段截然不同，美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我们是相对来说不能说是初期，但是也不是非常发达的一个市场，在这个阶段，发展是我们的主要命题。也就是说我们不会放缓创新的步伐，例如今年我们推出的创业板，这是中国金融创新方面的重大举措。另外一个差别是我们的发展模式受政府影响，他们是自我演进的模式，是市场自我寻求，自我推进，如果市场出现大的问题进行崩溃，政府出来救助。中国从改革和发展第一天，政府和市场共同推动发展，所以中国从相当长的时间段里来看，市场化改革还是我们的主题。我们也可以预计中国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步伐也不会放缓。

　　今天讨论这么多问题，金融改革、金融监管，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的目标是为了服务和服从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刚才两位院长提出的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问题，面对未来不可知的世界，我们怎么制定中国发展目标，我想历史可能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借鉴，我们知道过去三十年全球得益于全球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早在70年代之初或者60年代的时候，人类对于未来要出现的四个产业是毫无所知，60年代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全球的计算机产业将来还是一个大型机，每个人家里连一个终端，后来IBM创造了PC模式，通信也是如此，互联网更是如此，90年代初到美国留学，互联网申请一个电子邮箱帐号很困难，生物制药也是，曾经有人说21世纪是生物世纪，面对这些未知的时候我们做的最重要的就是加快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提高和效率的提高，长期来看，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的转型，都是有赖于一个良好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什么是比较良好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呢？长远来看市场配置方式是能够胜出的，也就是说60年代的时候美国加州的州长是里根，对于这些高科技产业毫无所知但是做了一件很正确的事情，就是在硅谷创造了非常好的氛围，各种生产要素可以自由交换，同时美国有比较强大的资本市场。今天中国的经济转型也好产业升级也好，我们作为政府，也是做两件非常类似的事情，第一是地方政府，我们的省委书记推动包括科技园区和人才引进包括税收方面的优惠，能够加快各种要素流动，另外我们加快金融市场的建设，提高我们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效益，尤其是资本市场。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金融改革、金融监管都是围绕这么一个命题，如何去服务服从于中国经济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谢谢大家！

　　秦朔：这一节的主题——监管与改革，祁斌先生在改革和发展方面谈了他的体会，首先分享很多国际监管领域的变化，他讲这个的时候我脑子里出现了一张网，天罗地网监管这么多机构。接下来讲危机和变革是常态，往往更大的更深的危机可能孕育着更大更深的生机，但是这里的要害是你能不能进行有效变革。无论是监管无论是变革无论是创新，最终的指向其实是为了更好地响应和服从于整个实体经济、整个经济发展、资源配置方面的需求。只有更好地响应这个，以这个为导向，最终我们的监管也好，我们的创新也好，我们的改革也好，才是真正有效的，和真正有生命力的。这一节的四位主旨嘉宾的演讲告一段落，他们从各个方面给我们都是有很深的启发，再一次感谢他们精彩的付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