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第一财经金融峰会:金融业的治理和增长模式【实录】
黄伟:接下来进入今天第三场讨论,之前我们第一节嘉宾的主持演讲的时候,我们的四位嘉宾更多提出的是监管以及创新。监管更多是来自于监管层无论是民间还是政间,都是来自于监管层的,作为创新来讲更需要靠一线的实务来做。我们看看一线实务操作的时候可以把什么样的东西放在创新里面。是不是这个创新意味着对于我们新兴市场来讲就会有所停滞呢?当然,刚才已经给出了答案,所以接下来我们会跟大家讨论这个主题就是金融业的治理和增长模式。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为大家请上的圆桌各位的讨论嘉宾分别是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先生,渣打银行大中华区主席曾璟璇女士、中德证券CEO王仲何先生、嘉实基金总经理赵学军先生、今天第三节所请上的主持人是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助理、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的常务副院长、2009年CFV专家顾问委员会的联席秘书长殷剑峰博士。
殷剑峰:上一个话题主要是以知名的学者为主,我们这个话题是以金融界知名的掌门人和专家为主,刚才主持人已经介绍了四位,作为金融界知名的掌门人和专家,我首先想问一个问题,大家知道不知道南美洲有一个古老的民族叫做玛雅民族。玛雅有一个古老的预言就是2012年人类将会毁灭。毁灭的机制是这样,太阳一次意外的爆发,放射出大量叫做中微子的粒子,进入地球内部,将地球变成一个微波炉,微波炉不断加热,然后将地壳熔化,最后形成一场灾难,这是我上个星期看的一部电影《2012》描述的情景,虽然是一个虚拟的灾难,但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一个实实在在的灾难,就是由发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导致的灾难。我们今天是坐在远离灾难中心的中国来讨论一个问题,就是金融业治理和增长模式。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这场灾难的原因以及这场灾难是不是能够迅速过去,以及未来能不能避免这样的灾难再次发生。金融业的治理和资产融资是个很复杂的话题,比如金融市场治理、金融机构治理,但是本质上就是一个经济学长期讨论的话题,就是如何处理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之间的关系,美国金融业显然没有处理好,在美国,看得见的手越来越看不见,而看不见的手越来越能看得见,并且变得非常强大。在中国,各位金融业的掌门人心里都很清楚。我记得《2012》最后一个结尾非常有意思,就是中国确切地说是中国的制造业拯救了全人类,中国制造的质量非常好的物美价廉的诺亚方舟,因为每张船票是11元,并且只要欧元不要美元,如果中国制造业拯救了一场虚拟的灾难,那么我后面想请教各位,中国的金融业能不能吸取美国的教训来改善治理结构,加快增长,拯救这一场真实的灾难。下面请各位大约用五分钟时间先阐述一下自己主要的观点,然后进入讨论环节。首先有请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先生为我们阐述他的精彩观点。
连平:前一节的讨论,我感到非常热烈,观点纷呈,似乎没有完全从刚才这些讨论中走出来,但是院长讲的问题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我自己在银行业的从业人士,我想说一点我对银行业创新经营管理模式推动银行业的战略转型谈一下看法。2009年,人们都在秉住呼吸、睁大眼睛看着每个月的信贷增量,直到现在为止还是如此,但是我想说的是,在这一年过来,我们发现直接融资除了银行信贷以外的融资方式,还有包括一些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产品,在这一轮中也有非常迅速的发展,我们通常称之为金融豁免。在这个中间,最为典型的就是企业内的债券发行量迅速增大,包括四个产品,公司债、企业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在上半年,09年上半年,达到了5800多亿,是去年同期的一倍。这个增长可以说是最近几年以来中国企业债券市场少有的如此迅猛的发展,估计全年可能会在一万亿左右,与此同时,在6月份以后,IPO启动,新股发行速度也会降下来,总的来说,直接融资迅速发展,对商业银行带来了很大的触动,首先使银行与相关的业务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比如投资银行业务,拿几家大银行情况来看,最低的增速是30%,再高一点是50%、60%,最高增速是200%,有的是100%,就是说在这一年当中,随着债券融资的规模迅速扩大,商业银行这方面收入有了急剧的增大。与此同时,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活跃有比较大的关系,就是财富管理类的产品也有很大的发展,这样一来,商业银行我们甚至于叫中间业务的这块收入,在09年有了长足的增长。增长速度比去年还要高,现在在整个银行业务收入中的占比有了明显提升,11家上市银行,其中有极个别比去年略低一点,大部分都超过去年。
我们做了一个初步的统计,觉得明年直接融资还会有更大的发展,这是债券融资,我们估计会达到1.5万亿左右,股票也会在五六千亿左右的规模,也就是说可能在2万亿左右,如果说我们估计明年信贷是8万亿的话,当然现在有不同的观点,有7万亿、8万亿,如果是8万亿的话,明年新增的融资主体是8万亿和2万亿,就是8%和20%的结构,这个结构可以说是非常明确地改变了过去长期以来的状态,就是说90%以上是通过银行信贷融资获得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给商业银行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最直接的就是发行债券以后不少公司都归还了银行贷款,尤其是短期融资,替代效果特别明显。所以商业银行看到要发债券就非常担心,不少好的企业,能够发债券的企业都是比较好的企业,通常是发债券以后就很快把银行贷款还回来了,有的直接还贷有的通过你来发债券,把另一家的贷款还掉。这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出现的比较明显的现象。
我觉得对整个中国的金融结构来讲,出现这种状况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不要趋之若鹜都冲到银行要银行贷款,能够通过发行股票发行债券获得融资的,就可以使得整个中国的金融体系风险能够减到一个比较低的程度。但是,也带来了一些机遇,能够增加中间收入,其实商业银行也非常明确看到这一点,直接融资的不断发展,银行的业务结构必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商业银行自己也在内部做了很多工作,来推动我们称之为是战略转型。比如考核上,加大对这一业务的考核力度,比如在资源投入上包括财务资源和人力资源,也加大了在这一块的投入,还有大家可能也知道商业银行尤其是这些大的商业银行都在开展综合经营,建立一系列的子公司,大部分的子公司都和直接融资有关。通过综合经营促进银行这一块的利润发展,通过这种紧密的合作。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确实是非常欣喜的,但是在我们各个方面还存在许多相关的障碍,这条路并不平衡,横在商业银行面前,作为他自己来看的话,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在于银行内部的经营管理的模式,也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块块模式,无论是财务资源还是人力资源,在比较大的商业领域基本上以一个地区有一个主管,把这些资源统一起来,从总行从上到下,用一条线统一起来,比较死。我们知道通常公司、银行内部管理有一个说法,外资银行也有这方面的实践,在外资银行,矩阵式管理以条线为主,我们这里很多中资银行不能说没有矩阵管理,也是纵横的,但是是横的位置,纵的在很多问题上不起主导作用。在这种体系下,资源在硬条线上的有效分配,包括人力资源和财务资源都受到很大的影响,比如人力资源,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也是非常常见的,在零售板块上当一个理财师,三五年之后,他很有水平,他的主管,就是这个地区的管理行长都会跟他说,你好好干,我把你提拔为支行长,或者干得很不错的人,觉得这个人各方面综合素质都很好,就调到公司层面去。这样一来,久而久之,零售业务的条线上人才的水平始终不会是一流,而且当经验有很好积累之后,应该更好地向前发展,这个时候就调离了,这种现象在商业银行中,我想不是少数,从财务资源来讲也有这个问题,因为在我们的块块为主的模式下,财务资源是以板块来进行的,所以总行可以增加这个条线的投入,但是只能增加到主行里,对下面条线的资源无法进行配置。
再比如说恶性竞争,很多子公司,本来目的是希望能够很好地跟集团的业务结合起来,的确,很多商业银行也做了不少结合,推进也不错,但是这中间存在着很多障碍,搞得不好,管理不善,最后这些子公司就变成了各自为政甚至于跟集团业务之间还有一定的竞争。所有这些对于中资商业银行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推进内部的经营管理模式的创新和改革,应该说,从03年一直到现在,中国的商业银行主体,几家大的商业银行,都很好地完成了它的股份制改革,引进外资,重组,上市,应该说效果非常好,这次应对金融危机,银行业发挥了很大作用,其实有很多原因,其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几年的改革使银行业实力增强,风险管理能力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提高等等。接下来对他们来讲,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在这方面进行管理和创新,建立起国际上先进的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模式,就是说是以条线为主,我们称之为是以条线垂直为主的矩阵式业务单元治理,从上到下是主要的业务单元,当然横向也可以计算出利润状况,但是是为辅,整个业务板块从上到下应该是一个整体,比如说公司业务的板块,零售业务的板块,资金业务的板块,这几个大的板块,应该成为一个从上到下的很好的垂直条线的一个单元。这样我觉得我们能够比较好地把这些资源的配置问题解决好,我们资金的投入同时可以把子公司这些问题也能比较好地解决,因为通过这个条线可以把子公司根据业务状况,这个业务贴近公司的,纳入到公司业务中,如果贴近零售,就跟零售统一进行管理。这样,我们就能够比较好地发挥我们称之为集团内部的协同效应,使得商业银行在未来,在风险管理上能够逐渐强化,同时经营上能够进一步提高它的专业性、精细化、集约性,使得银行有更好的盈利能力,最终促进这个商业银行的战略转型,这些方面也需要我们银行以外的很多体制做一些相应的调整,比如说跟地方政府有关的,地方政府习惯于未来银行有几个条线,也需要协同,当然有些问题也要商量商量,不是一个人拍板说了算。再比如监管方面,更多在这方面进行指导,加以推进和鼓励,同时在监管上也需要做试运行,才能使中国的大中型商业银行能够很好地向这个方向转化,促进它的战略转型。在中国来讲,现在是未来可能一段时间还应该是银行业在整个金融行业当中占主体,所以发挥的作用,它的效用、它的风险管理能力,对中国金融业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曾璟璇:我想说的是两个观点,一个是国际性的,在危机中发生很多变化,金融企业在这次危机之后发生了很多变化,引入了中国的应变能力,我自己认为中国应该采取一些措施。一是世界经济失去平衡,二是金融体系发生了系统性的失灵,这两个方面是比较大的,我们现在怎样设计,追求这个平衡,但是需要太多太多,世界经济要很久的时间能够达到这个平衡,我们要做的是应该找到方式,怎么样增加需求。现在中国在采取不同的措施,拉动内需,带动从投资等方方面面带动内需,方方面面的事情,这些都是对的,但是我们要明确地了解,我们推动需求,这是系统性的问题,我用一个比喻,就好像一个感冒了,感冒有肺炎,他真的有肺炎,肺炎是很大的问题,需要很多药。看起来这个人要走动,不要让人觉得他病,我们怎么办?我们给他营养,让他看起来胖胖的,但是这个人实在是有病。我们看起来健康还可以,中国健康很重要,但是千万不要让这个人去跑步,不然的话这个人会垮的,我们要了解这个人的肺炎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恢复。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让内部的血疏通了,让他比较容易去恢复,这是一个事实,我们要往健康的路很稳步地走。
世界怎么样面对呢?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一是世界面对这次经济危机,现在G8都没有什么话题,全部放在G20,G20本来一个金融稳定的论坛变成了金融稳定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拓展了G20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中国的地位很不一样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变化是很巨大的,不仅仅是他们有问题,重心从西往东移那么简单,再看中国,怎么样去面对,看亚洲国家,看中国怎么样去应对这个危机,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他们采取的措施也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整件事变得政治化,没办法,尤其英国和美国大量注资在银行里,你自然有整个社会看着这个金融机构怎么运作,政治化之后,就要求很多了,监管就比较细化了,现在做了很多,我们觉得不少都是操之过急的。给金融从业人员的奖金管理也很严格了,渣打银行一向以表现决定奖金。还有就是资本金的要求很高,以往尤其是我们中国,对资本金要求很严重,资本金充足率要看产品的结构,而且内部的公司治理怎么样,但是这个金融危机让我们看到了银行的流动性,资本充足率不是那么简单去看,而是要看在危机的时候,你这个资本金究竟怎么样去算,这是一个很基础的看法。我们看见有很多以前最大的银行突然间不知道是排第几了,就算不是滑得很厉害,但是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结构性的变化,实力也缩减了很多,也有很大的压力,要回归本土。这些是国际性的金融体,有这样的压力。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启示,虽然我们突然间变成了第一第二第三大的经济体,你看市盈率很高,但是要看国际性的网络,国际性的操作以及具体的人员的能力、技术性等方方面面,这是我们的一个考验。
另外,我们中国银行一定要走出去,往外搞是好事,但是我们要问自己,借用年初的时候我们集团的总裁说的问题,他说中国银行业走出去,第一,应该问我们为什么要走出去,为什么要扩大第二要问你要到哪里去,第三就是怎么样扩大,这些都是很具体的问题。您说我们为什么要走出去,要是您说为了我们的客户,这是非常好的,以客户需求,中国的企业这二十年的迅速增长,我们的需求增长了很多,而且全世界每个地方都会找到中国的企业,非常好。要是为了扩大,这个原因就不好了。
第二就是我们走到哪里去,可以说是全世界,但是我们要问回来,我们自身的优势在哪里。
第三,用什么方式去扩展。当然很简单的就是购买,但是以国家银行的身份去购买,不容易。如果我们自身能力是自然性的,这是非常好的,时间可能要慢一点,慢慢地合作,跟人家合并,这些都要看这个金融企业本身的能力。看起来挺好,但是我们刚刚说,我们的监管层面呢,中国的监管机构是不是帮助企业还是限制了我们的企业,还有,在整体这个金融行业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我们监管机构有没有帮助到,这些都是很具体的一个问题。看看我们过去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发生了什么,我觉得他们真的学习了临近国家发生的问题,让我们看到应该稳定和平衡地开展我们的金融企业的发展。
另外,现在这个金融危机是不是让中国要退一步看,看我们现在是怎么样,我们的改革步伐是不是要停滞下来,当然不行,因为人家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些国家都是很成熟的国家,而且是发展过度的国家,我们是刚刚起步的阶段,我们不能够像人家这样慢下来,我们要继续很快地走,但是要走得稳步又不能乱走,要不然就是很危险的,这是对我们金融机构有一个很大的考验。目前来说,看看我们国家,我觉得国家是很有计划,宣布了我们上海变成世界金融中心,这不是随便说的,这都是有考虑的。第二就是珠三角的金融圈,有一点我希望提出来,发生了世界金融危机,我们对金融衍生产品有一方面视为洪水猛兽,我觉得应该长期考虑一下,因为衍生工具的功能是很重要的。第二就是现行现试,这个是事实的考虑,成熟一点的地方,好像上海,珠三角金融圈,要是有一些产品值得试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试一下。谢谢!
殷剑峰:我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银行业在市值方面也排全球前几位,对现在中国银行业有启示吗?
曾璟璇:很大的启示,过去十几年,80年代日本是很大的贸易体,后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波动。你看他们的银行业怎么样整顿,中间的整顿实在太慢了,而且是太表面,太政治化,我们千万不要重蹈覆辙。过去十几年,我有这个机会,负责国际性的业务,我看到了日本的无奈,我希望中国政府在考虑方面,要往世界化来看,要看世界的需求是什么,千万不要往困难的一面来看,这是最大的一个教训,我们中国现在是面对世界,我们应该往正面地看这个事情,我们的改变,要是我们已经往市场化走了,我觉得更加应该往市场化去走,就是提高技术,方方面面以市场经济为主,以客户要求为主,我们现在的宽松政策,没错,是对的,但是风险管理应该是很清楚的,也借鉴日本银行的问题,我们对风险管理应该有很大的改变,我觉得目前来说,进步的空间还很大。
殷剑峰:另外两位都是银行家,下面请王仲何总给我们谈一下他的观点。
王仲何:这次世界经济危机,整个金融界的秩序角度,我们刚才专家也谈了很多问题。有一些大的国外金融机构国有化,有金融管理问题、质量问题,原来我们把自己家的事做好,不要管人家的事情,但是现在全球合作,结果是产品的过度化,还有一些公司里的高管的薪酬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使得我们中国的市场发展过程中怎么深思和考虑。
我想谈一下自己的一些认识:
第一,中国的资本市场经过二十年的发展,过去几年也是赶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前,以商业银行为例,在券商资本市场中,有很大的变化,重组也好,变革也好,所以某种程度上,这是第一点,在中国至少我自己感觉,或者在未来两三年中国是没有金融危机的,尽管我们经济有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金融危机我认为没有,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所产生的很多问题,大的方面,中国市场还没发展到那个程度,你想发生这些问题,可能还没到这个程度,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如果开着一个超速的跑车,发生了撞车事件,我们觉得很大,但是人家发生人造卫星撞地球了,这就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基础的层次上也好时间段也好发展的程度上也好,其实这两个市场差距很大,所以风险管理、治理结构调整等等,都可以借鉴他们的经验。
第二,现在一方面,我的感觉在过去几年,中国的监管机构和所有的行业金融机构业绩在金融市场治理方面下很大功夫,取得一定的成就,这次大家也有目共睹,现在基本上市场没有太大的波动。在这个情况下,更大的问题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进一步深化强化我们的金融制度,在一个大的理念和范围下,如何真正把中国的资本市场进行市场化,进一步市场导向,其实是中国资本市场要发展的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大家可以想像,我们现在一直以计划经济,一直是以国家控股的发展模式,西方国家完全是自发的或者是契约型的,29年以后一直这样过来的一个过程,政府基本上还是在资本市场领域很小很小的,让市场发挥它的主导作用,中国原来是百分之百的政府,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然后慢慢市场化,很多东西如果不通过市场化过程,你不可能把这个问题能够发掘到,把它解决掉。如果这样的话,很多事情一定要在实际过程中发生了,你才有一个想法,否则的话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做得到。
其次,讲到资本市场,包括我们作为券商,要发展的话就是四大因素,一个是市场的培育和发展,真的很重要,市场的培育和发展,我的感觉没有谁对谁错,有投资者、券商和投资机构、监管机构,由各种各样的成员组成,大家努力培育和发展,但是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来培育和发展,现在来说还不够,这些都需要不断运作。现在大家认识到,我们经济要发展,可以理解融资,但是比例还是很小,股票加上债券,相对于境外市场还是很小的,这个还需要一个更大的发展。如何提供高质量的产品,高质量的服务其实是很重要的事情。这个又涉及到如何使市场更好地发展,也是我们在现阶段需要反思的一个事情。我们说到诚信,资本市场包括信贷市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因素,没有一个诚信的市场,没有办法建立一种信任就无法建立互相的信任。怎么样在诚信程度上更高一点,我们自己是最重要的一点,否则的话我们讲的是技术,而不是基本面的价值导向的治理,如何真正提高我们中国国内的资本市场的发展,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另外,我们一方面从经济发展角度,我们需要资本市场的建立,但是某种程度上资本市场的发展其实还是很缓慢的,并没有与经济发展匹配,只是在二级市场有一些波动,一级市场的融资量并没有达到它的目的,如何在这方面抓住机遇,从政府角度来讲培育和促进,从投资角度给予信任,这个也是我们在治理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最后一点,刚才说到了市场、资本,资本市场的发展需要巨大的促进,现在我们感觉券商的角度、投资银行的角度,在中国来讲,在资本有效利用方面并没有发展到一个很强大的地位,下一步怎么做强作大,对于本身的券商的角度和投资方的角度,中国这个市场也是值得考虑的事情。
第三,我们做资本市场也好,做金融市场也好,除了市场的环境、市场的规则,除了资本,最重要的是人的问题。现在来说,打造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也好,中国成为世界金融强国也好等等一系列,包括中国资本市场的成熟发展也好,其实最好一个很大的约束瓶颈来说,是人才的问题,特别是从事资本市场的人的问题,有没有这样的素质、有没有这样的数量和质量,这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问题。
最后一点就是在产品服务上,产品主要两大类,一个是股票类市场,再一个是债券类,还不是说一种满足不同投资者需要的产品,这个就需要所有参与者包括政府支持和鼓励,进行创新,创新又涉及到治理。很多时候把治理和创新变成了一个矛盾体,现在大家有一个很大的争论,说是先有规则、先有治理在先还是先有创新在先。我的感觉就是,要同步发展,更偏向于先要创新,没有创新管什么东西呢?没有创新怎么知道这个符合不符合呢?为什么要市场化,市场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实践检验真理,把这个东西放在市场准入一下,这个是真金白银的,是实实在在的,这就不存在我先想象这个市场怎么样,这样的话,其实是一个歪曲的,有些时候,你说现在感冒病了,所以赶快吃吃葡萄糖强心剂,我们看起来和实际内容并不是完全匹配的,要匹配的话,还是要由市场检验,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是投资者需要的产品,你能够得到生长和发育。
金融机构来讲,如何真正消化自己的强化的服务理念,使社会接受资本市场的参与者的价值和服务,也是在这次金融危机以后,我们有一段时间,留给大家仔细考虑,梳理自己的思路,把中国市场真正发展成世界的一个金融中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刚刚是说到经济的转型,现在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所谓的经济的结构转型,作为资本市场来说,如何能够真正地把它变成一个使资本市场为经济转型服务,而且恰恰给了投资者很好的投资机会,消费导向等新的支撑点,这些往往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而且资本市场现在也有这个条件,怎么来做,也是我们的一个机遇。谢谢!
殷剑峰:谢谢王总的创新的一些观点,我们前段时间做调研,他们说金融期货股指期货,运行了两三年,一直没有发现问题,为什么没有发现问题呢?就是因为都是假的,没有真刀真枪地干。但是有一次他们搞了一次比赛,发现了很多账户向一个账户里输钱,为什么出现这个状况呢?因为比赛的大奖是一辆汽车,这个账户沟通其他渠道一起来。所以很多事情必须实践,有了创新才会发现问题,才会有结果,人才问题也是这样。如果没有现实的市场、现实的产品,人才是永远培养不起来的。下面有请嘉实基金总经理赵学军先生为我们发表精彩的发言!
赵学军:谢谢,我发言尽量简短,围绕今天的增长与治理。很关注在这样一个题目和我熟悉的领域,说到增长不是经济的增长,而是增长的市场。我今天要表达的一个观点就是对于资产管理,这个行业的增长不可避免,而且会快速增长。第二,治理亟待突破。因为治理已经成为制约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我就稍微就这个主题来简单地谈一点看法,为什么说增长不可避免。
大家知道今年整个银行业贷款,如果我们把这些企业,中国的企业加总在一块,我们去看整个加总的资产负债表大家会看到,增加了10万亿的企业负债,资本补充不足,资产负债表大大提高了,所以需要进行资本重组,如果70%的负债率是安全负债率的话,10万亿需要补3万亿,这是中国经济安全运行的一个角度。这3万亿要从哪里去补呢?资本形成过程,无外乎资本市场和靠自有资金的积累。我们看到了今年整个的资本市场有多少资本金呢?大概3000多亿,所以我们资本市场面对着未来一个需要快速发展的市场,我们再来看为什么还要发展?我们国家现在正在鼓励中央银行要和周边国家银行进行货币互换,国外的银行、国外的政府持有很多人民币,接下来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变成结算货币,意味着国外的企业持有很多人民币,我们现在推动东盟贸易区,意味着人民币更多成为结算货币,国外的企业国外的政府、国外的投资人个人持有很多人民币需要投资,我们不能不提供一个投资的市场,中国的资本市场。要担负起这样的职责,你就要发展。
第三,当你去看增长,前面的会议大家也知道一些理念,中国的GDP在全球存量当中占到6%,我的一个朋友请标准普尔做过一个有趣的研究,这个研究是什么呢?如果把标准普尔的大盘和中盘拉开全球指数,各个国家资本市场的市值权重来做对比,如果换成了各个国家的GDP总量,IMF对上一年GDP的统计,中国如果从1.7变成了6左右,如果用GDP增长来看,增幅就会更大。所以当全球的养老金,投资人越来越意识到,应该加入对发展中市场的权重,应该加重对大中国区的权重,全球有更多资本将重新配置到大中国,中国的资本市场是否能够容纳这样一个转移?所以无疑,整个的资本市场亟待发展,特别是对于中小企业发展,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创业板市场,中小企业融资,大家知道所有的创新来自小企业,因为所有大企业都想保持已经占有的市场份额和地位。如何让资本市场进行创新?所以资本市场无疑要快速发展,这样的一个发展和结构能否支持今后这样一个发展,它的挑战,发展面对的挑战是什么?就是阶段性的短期与长期的问题,短期发展了,长期金融危机爆发了,累积风险。增长风险还来自于什么?来自于社会成本过高,做中国的外贸进出口,是基于成本的降低,大家看到整个金融市场是成本非常高的,我回到第二个问题,就是金融治理的问题,如果简单地说可以分三个层次来看,一个是监管治理,一个是金融企业的治理,第三个层面是金融机构所发行的这些传统的治理,这三个治理。现在在监管上,金融市场是分业监管,即便是同一个资产管理,比如保监会监管保险业投资,银监会监管银行理财产品、信托理财产品,证监会监管券商和基金理财产品,发改委监管PE等等产业投资。我们现在是这样一个监管格局,不协同性等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市场的发展。
刚才前面有演讲人讲到了,我们有24个产业,里面有21个产业过剩,金融产业肯定不是过剩的,因为我们监管,我们是短缺的,金融产品短缺率是很高的。在公司治理层面,最近有一些信息,大家可以拿来去分享,比如说财经整个的刊物编辑团队集体跳槽,这是一个治理问题,为什么一些创始人不能够得到持续的保证财经杂志产品的品质,保证持续的发展,基金行业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比如基金经理不断跳槽干私募,这是一个巨大的成本,这个成本是由社会来承担的。所以,大家看到,知识的巨头在一起,一个稳定的知识的巨头要比资本巨头难度大得多,比设备巨头难度大得多,如何让知识、智慧联合在一起,所以在这个当中,这个治理是极其重要的。而今天我们在整个治理当中,我们非常注重短期的奖金,但是不注重长期的,承认现实,允许员工持有股份,最近嘉实香港公司和德意志一家公司进行了业务组合,很多基金经理也过来了,过去的激励是每年有相当一大部分是给德意志银行股票,中国企业要走出去我用什么方式长期激励?我觉得在治理上需要突破,同样在产品层面上,这些差别能够建立制衡的,让基金公司有正确的行为。
结论,成长不可避免,但治理亟待突破,否则会造成巨大的社会成本,这个成本是由社会承担的。
殷剑峰:刚才几位嘉宾发言,连老师是敏锐观察到并且提出了对商业银行的机遇和挑战,曾璟璇女士提出了很多观点,比如说中国银行业走出去,为什么要走出去,去哪里,如何去,应该再加一个,什么时候出去。王总提出来,中国的金融创新人才机制、机制问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认为中国未来不会发生金融危机,因为中国没有西方那么多的市场、那么多的产品,我可以举一个反例,80年代的日本金融也非常弱,但是十年危机。赵总提到了一个大肆宣传的观点,24个行业有21个是产能过剩,这个里面没有把金融业算上,基于中国金融业没有产能过剩,始终是供不应求,计划经济以来中国各行业发展来看,供不应求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管制。时间关系,互动交流回答问题就不进行了。谢谢各位嘉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