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骏：中国明年GDP二季度可能会二次下行

　　搜狐财经讯 金融危机爆发一周年之际，各国政府、金融机构和专家学者，都对全球复苏及新一轮增长翘首以盼。12月18日，《财经》年会——“后危机时代的变局”在北京召开，深入探讨“后危机时代”的变化与发展。以下是搜狐财经的现场报道：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博源基金会特约经济学家马骏：

　　各位早上好！刚才几位，包括罗奇先生讲到结构调整方面的问题，我非常赞同，我想也应该继续关注经济周期的问题和周期性管理所面临的挑战，我讲的题目叫做“2010年宏观经济面临的若干挑战”。总体的判断其实我是乐观的，我估计明年如果货币增长速度能控制在17%、18%一些结构调整也继续进行的话，中国GDP的增长速度可以达到9%，通胀我的基准预测在3%—3.5%之间，这是比较理想的状况，但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其中有几个特别的问题或者挑战我想提出来跟大家探讨。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博源基金会特约经济学家马骏（摄影：唐怡民）

　　第一，货币政策的可信度的问题。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个M2增长目标的，17%，但是实施的效果是29点几，我想今年年初的时候货币扩张比较快有非常重要的正面的意义，在恢复信心逆转经济下滑的势头方面起了非常正面的作用，但是货币扩张也有持续时间过长和力度过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同时导致了一些风险，比如通胀、资产泡沫、资产质量问题等等。

    明年我想一个关键的问题，在这个方面来讲，就是怎么样增强货币政策可信度，我担心如果市场或者老百姓还认为明年宣布的货币政策目标，比如M2增长17%、18%又被大大超过怎么办？如果再次被大大超过，就会加剧通胀的预期，通胀预期又会事实上推动增长的上升。我想在增强可信度方面有些什么可以具体做的事情，恐怕有四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要及时公布M2的增长速度，如果老百姓不知道心里就没有底，没有底就没有确定性，公布了以后，至少显示出政府在货币增长目标方面一个比较严肃的承诺。

    第二，政策的协调性，今年如果从季度层面来讲，货币增长速度为什么大大超过原来的目标？我想货币政策虽然目标定在17%，但是事实上财政政策和项目审批的政策最后要求的新增的贷款远远超过了5万多亿，事实上要求货币增长是30%左右，这里面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和项目审批政策的力度、规模方面有不协调性，明年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协调。

    第三，应该坚持信贷的审慎原则，我想不应该用放松信贷原则来换取经济的短期繁荣。

    最后一点，关于财政政策方面我有一个想法，如果原来计划的4万亿的政策，原来的时间表4万亿明年全部花完，很可能新增贷款的需求超过7万亿、8万亿，如果到了8万亿以上、9万亿，事实上就形成了货币政策和其他政策不协调的现实的风险。我的一个具体建议，4万亿当中的一些项目，未必要在明年按原计划把钱花完，有些项目周期可以拉长，有些钱可以留到2011年去花。

　　第二，通胀的不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来源。我做了各种各样的测算，我想用最保守的假设，明年的通胀也是1.5%，如果假设再宽松一点，比如说设定价格再上升5%，房价再上升10%，油价再上升20%，那样通胀就可能达到5%，所以1.5—5之间这个可能性都存在，这是我刚才提到一些实体经济方面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还有一点，预期对通胀带来的不确定性，我们最近观察到M1的增长速度已经明显超过M2的增长速度，表明很多老百姓把定期存款已经搬到活期存款。M1增长速度超过M2增长速度以后，就会出现货币流通速度的上升，会急剧通胀。怎么样抑制这个不确定性？由于通胀预期带来货币流通速度的上升，这种对通胀的不确定性我想要及时采取利率工具或者说采取加息的手段，我的具体想法就是，不要等到通货膨胀涨到2.25，就是我们一年期的基准利率那时候才去加利息要比这个早，为什么呢？我们要给市场一个信号、给老百姓一个信号，中央银行是有一个承诺的，是要保证实际利率为正的，如果这个承诺不被市场认真、不被市场预期到，很可能市场预期实际利率维护会变成通货膨胀一个重要的原因。

　　有些人可能担心，出去提早加息会导致热钱进，我没有那么担心，我一个具体的理由就是，热钱进入中国，绝大部分并不是放在存款里面，要享受两三次加息的好处，比如54个点或者81个点，绝大部分热钱进来是炒股票、炒房地产，如果你加两三次息能够把房地产的泡沫抑制住，比如原来在某些地方地产价格的上升每年30%，你把它达到0%，反而会抑制热钱的进来。

　　第三，资产泡沫风险本身。我并不认为现在已经面临一个全面的资产泡沫，从A股市场来讲，目前的估值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合理的，事实上比利时平均数字还要稍微低一点，但是几个月之内再有20%的指数上涨泡沫的成份就比较明显。地产方面问题大一点，尤其在一些大的城市当中，这个泡沫的问题我觉得已经比较显性化了，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提到要抑制投机性的需求，要使用差别化的新的政策，我觉得非常的正确和及时。具体来讲，我想就是要加强政策实施的力度，应该40%的首付就应该40%，有些地方在泡沫已经严重的地方应该减少对第二套房的利率。还有一点，我觉得限外令启动，几年以前境外人士不得在中国买房子，事实上已经放开，我觉得不远将来应该重新启动这个政策。

　　第四，中国明年的同比GDP增长可能在二季度会发生二次下行。这个问题涉及到前面讨论的姚景源、秦总都讲到，到底是V型还是别的型的一个经济复苏，目前来看是一个V型状态，今年的四季度我估计GDP同比会超过10%，但是V型反弹背后很大的因素是基数效应，因为去年四季度和今年一季度基数非常非常低，到了非常低到了明年二季度我觉得有非常大的可能性同比经济增长会开始下行，光是这个效应就导致明年二季度的同比增长下降2个百分点左右，从技术来讲这个好像是基数效应，事实上反映是靠刺激政策推动的短期反弹不可持续性。从明年全年情况来看我估计同比增长见顶就在明年一季度，从此逐步下行。这个政策带来什么挑战呢？有些人我估计到时候会提出，由于同比经济增长二次下行，我们再来搞一套刺激的政策，我认为这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应该的。为什么说不应该呢？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开始面临通胀的风险，从开始多明年三季度，整体的通胀其实是往上走的，在通胀的压力之下继续扩张或者是货币或者是财政会加剧通胀的压力。另外，为什么不必要搞？其实我们刚才讲的二次下行并不是巨大的会带来恐慌性结果二次下行，事实上我认为这是一个健康的调整，11%本身就是过热，8%点几是正常，从过热转向正常不应该用政策去防止它、去阻止它。这种适度的放缓事实上有利率结构调整，有些低端的高耗能产业自然就会退出市场，不需要政府采取很多行政手段，强制性的抑制产能的增加。

　　最后一个问题，美国经济可能超预期反弹，带来的对中国的一个悖论。美国经济学家的观点是，美国明年经济增长可能达到一定的比例，当然后面有很多理由。如果这种情况实现的话就表明中国的出口会超预期反弹，我个人估计中国出口同比增长可能会达到15%—20%，一方面是好事情，推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另一方面也是一个担忧，由于出口反弹我们在某些方面，尤其是在抑制低端产能、低端出口产能方面可能改革的动力就会减弱。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有些道理似乎很简单，说这些低端的企业都已经活了，为什么还要抑制它，这个就出现一个悖论，我们再出口很糟糕的时候不能搞结构调整，在出口好的时候又不愿意搞结构调整，如果这样的话就永远没有办法做结构调整，最根本上讲恐怕是决策者的政治意愿的问题。如果决策者有改革的意愿，其实具体的政策选择还是比较显然的，我想至少三个分析，第一，在出口已经回升到一个比较可以接受的水平的时候，人民币改革的弹性应该恢复。第二，过去一段时间作为危机管理，我们加大了对低端的高耗能的一些出口产业的支持力度，比如说通过出口退税增加的这种政策可以逐步取消。第三，应该进一步加大环保政策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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