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权力格局悄然生变 经济金融重心或将东移

　  嘉 宾：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中国投资银行部副主席 龚方雄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 梅新育

　　瑞银财富管理研究部亚太区主管兼首席投资策略师 浦永灏

　　Permal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艾萨克·苏埃德

　　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大的危机都会加速世界权力格局的演变。本轮百年未遇的全球金融危机自然也不例外。事实上，在即将过去的2009年人们已经看到了一些新变化：以中国、印度为首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已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主要动力；发展中国家要求获得更大话语权，全球经济治理架构出现重大变化；有初步迹象显示金融活动开始从西方向东方转移；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备受质疑，储备货币多元化呼声渐高……尽管全球权力格局悄然生变，但与本报记者进行对话的几位嘉宾一致认为，这种演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切忌盲目乐观，更需要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特别是抓住危机中凸显的机遇大力发展金融业。

　　危机削弱发达国家实力 发展中国家要求更大话语权

　　主持人：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曾表示，危机正在使世界权力关系发生转变，其影响将波及货币市场、货币政策、贸易关系和发展中国家所扮演的角色。您对此有何评论？

　　艾萨克·苏埃德：我完全同意佐利克的看法。我们目睹了世界的重新平衡，金融危机加速了这一进程。这引导着发展中国家趋向于高消费、低储蓄，而发达国家趋向于高储蓄、低消费。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也将增长。到2012年，中国对亚洲其他地区的出口可能增加并高于向美国的出口，中国和巴西、智利等自然资源生产国之间的关系也将得到加强。

　　梅新育：源于守成霸权国家特别是核心霸权美国的此次危机令其软硬实力遭受重创，理所当然正在推动全球权力格局向削弱当前霸权的方向变动。在这场变动中，与核心霸权美国相比，欧洲、日本等边缘霸权所受冲击和损失更大。因为美国可以借助自己的地位向其他国家，包括边缘霸权国家转嫁危机及其损失，而边缘霸权能够转嫁的对象范围则小得多。

　　主持人：权力和话语权的转移总是伴随着经济实力的变化。2009年，以中国、印度为首的发展中国家首次取代西方成为全球经济的最大引擎。从6月举行的“金砖四国”峰会、7月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议、4月和9月的G20金融峰会等来看，西方国家主导国际事务的局面正在发生改变，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度明显加深。

　　艾萨克·苏埃德：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注定要增强。按照目前的增长水平，明年中国就将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将越来越大。

　　梅新育：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增长的分布很不平衡，少数几个国家占了大部分增量。在这些热门新兴市场中，那些高度依赖初级产业的经济体的增长及其对世界经济的领导力其实是建立在沙滩之上的，只有依赖制造业部门兴起的经济体才具有持续的发展潜力和领导力。而要充分发挥出这种潜在的领导力，除了经济、军事实力的上升之外，还需要软实力，特别是向全世界提供一种独特意识形态的能力。

　　龚方雄：鉴于危机后发达国家的经济规模仍然很大，而很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面临着艰巨的转型任务，短期仍依赖于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加上本币尚未实现国际化甚至自由兑换，难以对美元的地位构成真正的威胁，外汇储备仍以美元资产为主，他们增加话语权的愿望与现实之间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尤其是，如果未来发达国家经济恢复的速度快于预期，发展中国家能从本次全球经济金融结构调整中获得多大利益还很难说。

　　梅新育：不仅如此，世界上没有一个霸权会心甘情愿退出舞台，必定会竭尽全力遏制新兴国家危及其核心利益和地位。因此，发展中国家要求增加话语权是必要的，但不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此，还可以通过设立亚洲货币基金等“另起炉灶”的方式达到目的。我们需要两面下注。

　　龚方雄：撇开IMF“另起炉灶”是一种理想化的提法，亚洲货币基金和亚元比欧元更不现实。中国要增加话语权就必须转向以内需为主导的增长模式。现在中国的确对世界经济有一些拉动，但消费占GDP的比重只有40%，远低于发达国家的70%。只有在发达国家经济不增长时，中国对全球经济的拉动才相对较大。因此，现在我们不要过度地、理想化地看待发展中国家在后危机时代的作用。

　　金融业亚洲世纪或将来临 深耕本土市场至关重要

　　主持人：受金融危机打击，今年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和信贷市场远不如发展中国家活跃。一些专家预计全球的金融重心将随经济重心逐步东移。您对此有何看法？

　　梅新育：我相信金融业的亚洲世纪将会到来，但不是单纯基于上述理由。实体经济部门的持续快速发展无疑会给金融业创造较大的发展空间，但金融业发展的成果属于谁？是在哪一方制定的规则下运行？这才是关键。只有在增长中取得规则制定权、成果所有权，才能说是亚洲世纪，否则只不过是西方金融机构的亚洲淘金世纪而已。

　　艾萨克·苏埃德：金融重心的完全东移短期内我们不大可能看到，但可能会看到英美之外新的全球金融中心的崛起，如上海、香港、新加坡。

　　主持人：根据彭博10月份的一项调查，在未来两年最有可能成为最佳金融中心的城市排名中，伦敦已经降到新加坡之后列第三。英国法律事务所Eversheds刚公布的对伦敦、孟买、纽约、上海和阿联酋600位高级行政主管的调查结果显示，上海在未来10年将超过伦敦成为全球第二大金融中心。

　　龚方雄：如果金融危机发生在20年之后，我认为上海有可能取代纽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但是，现在中国的金融体系还很不完善，与西方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甚至连股指期货都没有。今年A股市场融资规模的确很大，但也存在很多新兴市场特有的不成熟的问题，比如还有很多人去追捧市盈率上百倍的创业板公司。因此，只能说这次危机为中国赶超西方提供了契机，但还有很多艰辛的工作要做。

　　浦永灏：的确如此。亚洲(日本除外)的人口接近全球的60%，但其主权债券发行、股市市值、公司债发行、本币货币交易量等指标的占比与之极不相称，目前已跻身于全球大银行之列的中国大银行提供服务的深度、广度与国际银行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从上海的现状来看，其在人才、金融基础设施、制度等方面距离国际金融中心相去甚远。

　　主持人：对于亚洲国家来说，应如何抓住本次危机为本地金融业提供的发展机遇？政府、金融家关注的重点在哪里？

　　梅新育：首先应深耕本土市场，不要为了赢得西方主流舆论界的聚光灯而盲目追求在所谓“主流市场”的扩张。目前我们的市场在全球只能算边缘市场，但如果能将这个市场的规模扩大到世界第一，本土市场就变成了主流市场。美国金融业就是依靠把纽约做大而不是在伦敦独占鳌头而赢得主导权的。

　　为实现上述目的，我们需要消除对外资机构的超国民待遇，让成果为我们所有，以免我们的市场沦为别人的淘金场，同时争取规则制定权。另外，从本轮金融危机以及迪拜危机来看，新兴金融市场过度偏重于离岸金融中心的发展方向也需要纠正，特别是已经达到了相当规模而且增长潜力巨大的新兴金融市场，更需要突出确立可以普遍适用的规则。

　　龚方雄：政府关注的重点是，要客观、公正、全面地总结本次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不要盲目乐观、夜郎自大，要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同时，不宜过度总结经验、过早否定市场的作用，回到“国进民退”的老路去。

　　另外，本次金融危机的教训之一是要加强监管，但要注意的是，政府对监管和创新的定位一定要明智。在美国，监管永远走在创新的后面，这样才会有层出不穷的创新。如果监管走在创新的前面，只会将创新扼杀在摇篮中。

　　　危机加速国际货币体系演变

　　主持人：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遭到普遍质疑，呼吁改革之声此起彼伏，有经济学家甚至预计美元将逐步失去储备货币的地位。您认为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将如何演变？

　　梅新育：未来美元的地位会相对下降，但不可能因为这场危机彻底动摇，因为美元作为核心货币的地位是有政治和军事力量支持的。正因如此，在本轮危机中我们看到了危机程度与美元走向相反的现象：当次贷危机局限于美国国内之时，市场参与者们“逃离美元”而削弱美元汇率；当次贷危机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投资者“逃向美元”而抬高美元汇率；在全球经济初现复苏迹象之后，美元“终极避风港”功能褪色，相对温和的“逃离美元”风潮逐步成形，美元再次转头向下。

　　浦永灏：美元地位的削弱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可以从英镑在二战后才不再扮演储备货币角色但美国经济在一战后就超过了英国这一事实中窥见一斑。当然，如果美国的债务问题不解决，未来10-20年美元可能会失去主要储备货币地位。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国际货币体系将呈现以美元、欧元、人民币为主导的多元化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