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N记者 杨乃芬 马彦尼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三农”问题专家。长期在农村调研，被誉为“中
国农民的代言人”。
增产增收“悖论” 第一财经日报：刚刚过去的一年，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也冲击到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但是我国粮食连
续第六年增产，连续三年粮食产量过万亿斤；农民人均纯收入过5000元，增幅超过6%。你怎么看待这些数字？
温铁军：根据最近公布的数据，中国的“三农”形势确实令人振奋，同时也令人震惊。无论是粮食增产还是农民增收，都有几个悖论需要解释。
粮食产量方面，以往我们都在说土地被大规模征占，必然导致粮食播种面积下降，如果不制止就可能产生粮食安全问题。但现在我们却看到，粮食产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出现了连续六年增长。尤其最近三年土地被征占情况最为严重，但是这三年粮食产量连续超过万亿斤。
其次，除了过去的集体化时期之外，我们都认为粮食生产是有周期的：三年小周期，两丰一歉；五年大周期，两丰两平一歉。但是，现在却是连续六年丰收、其中三年连续高产，彻底改变了以往粮食生产波动的周期规律。
再从农民收入方面看，2009年初，所有人都在惊呼金融危机导致沿海企业破产，据说有两千万以上的农民工失业。最近10年来农民在农业领域的现金收入难以增加，主要靠打工得到现金增量。但是在农民工大量失业的情况下，却出现了农民收入超常增长。
日报：应该如何解释这些悖论？ 温铁军：从1980年～2000年这20年间的情况看，国内粮食生产周期受到的影响，很大程度是和城市化速度及进出口周期高度相关的。而且进出口周期和粮食生产周期需要的调节恰恰是顺相关，国内增产时进口多，国内减产时出口多。这和粮食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追涨杀跌等情况有关。所以，长期看进出口周期对国内生产是顺向调节，只会加剧粮食生产的周期性波动。这是2000年以前的普遍现象。
现在中国粮食主要是保障安全，要求达到95%自给自足，所以出口所占比重很小。由此可见，进出口对国内粮食产量变化的影响应该不很大。
还有一种说法是价格调节会起到抑制周期性波动的作用。但自从改革以来，我国只有两次粮食产量是完全靠价格刺激起来的。一次是1982年以前，3年调价幅度约49%，另一次是1996年之前，3年调价幅度约为103%。而自
新世纪以来，这样超强的调价幅度再也没有了，现在只是实行保护价。所以，靠价格刺激造成连续6年增产的说法也说不通。
国内农业生产中劳动力要素的作用是下降的。因为劳动力要素投入的边际报酬早在不断下降，导致农业劳动力在粮食生产中的投入客观也是下降的。其他如化肥、农机等物化劳动，以及管理制度等因素显然也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唯一还可以纳入考虑的就是技术要素。这需要查2010年3月份出来的统计数据，那时也许有专家分析证明技术进步对粮食增产的作用确实大幅提高了。
在没有找到数据之前，如果从积极角度去解释，也许是连续多年政府对农业农村加大投入，已经形成了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两个外部增长机制。
2005年秋季新农村建设作为国家战略确立之后，政府主导的对“三农”投入总量确实大大高于以往，投入总量超过一万亿元，应该能够带动不少于1000万以上的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
另外，中国在遭遇输入型经济危机的压力下，政府在“救市”投入增加时也加快了震后重建的施工进度。这项重建工程总投入也是一万多亿元，也可带动千万以上的就业。
但这是在没有完整数据的情况下，我做的一种粗糙的大胆假设。假设是否成立，还需要进一步小心论证。如果因政府大规模投入带来的增产增收的长效机制成立，上面提到的“两个震惊”是可以被正面解释的。
日报：这种机制是可持续的吗？如果完全走向市场，会不会影响粮食安全？
温铁军：根据我考察的几十个国家的农业情况，没有任何正常市场经济国家，会把关乎基本安全战略的国家粮食安全责任完全交给市场。
如果我说的上述假设被数据分析证明，就很可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经验。我们也许可以看到，近年来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背后，基本上是惠农政策因素。
对“三农”形势起正面作用的是国家增加投入，而且一定是公共财政导向的国家投入，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私人投入，那么，结论就很清楚，这种投入只要上去了，就再也不能掉下来。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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