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观察报
农行本周将召开董事会，市场已将农行上市与之联系起来。
“现在是农行历史上盈利最好的时候，如果三农事业部能理清楚，并能理直气壮地向投资者交代，政策扶持就会有，上市也就不远了。”一位监管高层表示，三农业务进展是决定农行上市时间表的最核心因素，且离决
现在，衡量农行三农业务是否做到位的标准仍在部委和农行之间热议着。国务院对其三农业务的认可度，则决定了农行正在努力争取的财税、差别准备金率等政策能否顺利批准，这些政策的批准所带来的财务效应则又决定着其上市的进度和价格。
七部委调研
仅2009年下半年，针对农行三农业务，人民银行曾两次牵头各部委去各地考察调研。
除了9月的甘肃、四川之行外，更加重量级的是12月初，由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余带队，财政部、银监会、农业部、国税总局等近七大部委的相关负责人参加，农行行长张云、三农政策与规划部总经理湛东升等陪同，前往福建等地专门考察了农行三农业务进展情况，同时试图为今后可能为其提供的政策扶持进行可行性研究和前提调研，用他们的话说是“摸摸情况，看看有些问题怎么来看待”。
“这和工行、建行、中行上市之前穿西服喝咖啡看报表的情形完全不同，这次得深入田间地头。”参加调研的监管人士说。农行的基层行和地方政府是部委相关负责人调研的主要对象。
考察团对福建分行三农业务部门的员工做了座谈，并考察了一些创新金融业务产品，如福建分行协助当地农民成立互助性产品贸易融资业务等，同时考察团也看到了其三农业务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在农行县一级行考察时他们发现，县域范围内就是涉农贷款和非涉农贷款两类业务，非涉农贷款恰恰是赚钱的，比如住房抵押贷款和一些小企业贷款，而亏损则主要出在涉农贷款上。
“农业有个特点是自然灾害比较频繁，如果有政策性保险的话可以解决一部分风险问题。”农行某县支行负责人表示。
趁着决策部门的调研机会，农行基层行争相展现其三农业务成绩的同时，也将其在推进三农工作时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一股脑倒出，希望政策给予更多的支持。
“还有就是农户缺乏抵押和担保的资产，有效资产比较少。这也制约了农户贷款的发放。我们和信用社竞争就有劣势，他们的营业税和所得税都比我们少交。”
希望获得三农业务营业税和所得税减免依然是农行争取的政策扶持重点。
针对财政部正在酝酿的农户小额贷款5万余以下免征营业税和所得税按90%减记收入的税收政策，一些农行基层行负责人向本报记者表示，这种方式可操作性并不强：“可能会导致一些机构天天做‘拆贷款’的工作，将10万元拆成两份，30万元拆成6份，因为大家相信监管没有这样的时间人力物力来做着这方面的检查。”
不过对农行来说，这些政策也是“有比没有好”、“多比少好”、“对机构补比对业务补力度大”。
有些省分行负责人甚至想得更远，希望和央行有一个获得再贷款最低利率的机制，以保证在分行本身发生困难时，能像一些政策性金融机构那样获得最低利率的再贷款。
“我们理解总行要求，先进一步做实三农，同时因为这块业务本身就是成本大、风险大，如果没有国家政策的支持，还是很难达到国家的意图。如果单靠农行自身的力量，有些事情肯定是难以解决的。所以就想创造条件，把事情做好了以后，结果出来了，国家也有个依据。”农行一位分行分管三农的副行长表示，到底国家给哪些政策支持，或者能不能做到国家所要求的这些还未知。
三农业务衡量标准争议
农行董事长项俊波曾在各种会议上不止一次地强调：“事业部单独核算体系建设，不仅关系到我行服务三农和事业部绩效如何评价，而且关系到我行股份制改革深入推进、引战上市和管理的精细化程度。”
一位官员在肯定农行三农业务成绩的同时，也表示：“三农事业部是核心问题，单独核算体系又是核心中的核心，我认为其边界依然没有划分清楚，不够精细和科学。”
这位官员表示，这些是国家是否给予其相应政策支持的前提。
项俊波曾在今年下半年的一次内部三农工作会议上承认：“对于一个管理相对落后的大型商业银行，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事业部制改革到位仍是重大课题。三农事业部制运行以来，取得了很多成绩，但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阶段，组织架构、治理机制、独立核算等方面仍不够完善。”
几乎与部委考察同时，12月中旬，项俊波召集了2008年3月开始推行三农事业部制的首批七个试点省市负责人在山东谈论三农事业部的组织架构、考核考评、经营核算、资源配置等议题。“要真正建立起运转高效的事业部，任务还相当艰巨。”他说。
“账是在分了，但精细化确实还有距离。省分行和市分行管理人员的成本分摊由哪里承担，组织架构上要不要把财务、人力等支持部门单独划到事业部在分行层面还在讨论。”农行某分行负责三农业务的负责人向本报表示。
此前，张云曾在内部会议上要求，2010年农行将单独配置三农金融事业部的费用计划、固定资产计划、经济资本计划和贷款计划，并优先向战略业务、重点区域和重点推进县支行倾斜，合理分配经济资本计划和逐步建立相对独立的服务“三农”业务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
这一新年工作计划也是为了进一步接近银监会2009年4月出台的《中国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与监管指引》的要求。
据监管部门透露，该指引所要求的资产回报率和贷款集中度条款对于农行来说，并不那么容易达到。但这一指引并没有对涉农贷款比例提出要求。农行三农业务做得好坏在各部委都各有一把尺子。
“我们倒是希望有量化的标准明确，这样也好有目标，也好判断我们离要求究竟还有多远。”农行三农事业部一位负责人表示。
央行一位相关官员建议尽早确定一个量化的标准，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就无法操作，必定一直有人满意有人不满意，“这个标准要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还要有一定的盈利能力，财务可持续”。
不过，评价标准依然在争议中，无法在各部委之间达成统一。新增贷款中，究竟是做了三成、四成还是五成的涉农业务才符合政策意图？即便是比例确定了，地区差别如此之大的全国能一刀切吗？西部地区再一次被一遗忘怎么办？对特别地区，数量上是不是应该有特别要求？这让决策层举棋不定。
上市仍缺“尚方宝剑”
农行重庆分行2009年实现了大丰收，新增贷款440亿元，超过建行和工行的重庆分行。与此同时，其涉农贷款净投放达到了124亿，将原来50亿的历史记录远远抛在了后面。但正是这大比例的涉农贷款直接导致其整个贷款业务利润远少于建行和工行的重庆分行。
这在农行系统并非个案，涉农业务侵蚀着城市业务的利润。
“我们一方面要响应不断扩展三农业务的号召，一方面又要保证利润。但是目前的状况是，三农业务做得越多，整体利润越少。”农行某分行负责人表示付出更多成本做大三农业务的后果就是拖累整个分行的利润。
他同时表示农行处在两难中，一方面如果没有政策支持，做起来心里没底，另一方面也确实不想放弃三农这块“蓝海”。
大多数农行人叫屈，农行用两年时间将三农业务发展到现在实属不易，而且是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农行作为一家即将上市的银行，需要向股东负责，需要靠利润说话。三农金融事业部的功能则需考虑国家对‘三农’扶持的因素，农村本身作为一个需要扶持对象，其风险较大，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损股东的权益。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三农贷款投入的税收、保险、财政等方面的风险补偿机制，实现三农贷款的可持续发展。”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表示。
一位农行董事会成员透露，各部委将在中央1号文件框架下，对包括农行三农事业部在内的农村金融财税政策重新作出安排。
农行上市则尚需拟一份改制上市报告，报到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征求各部委意见后其上市才无悬念。
“有了这个尚方宝剑，农行才能顺利走到证监会。”上述董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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