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后的温州商人

　　绝地反击：温州商人的2010

　　时代周报记者 黎广

　　2009年是温州商人流年不利的一年。这一年，被山西煤矿改革裹挟进“国进民退”大潮中的温州商人，面临着丧失500亿从温州民间集资而来的巨额资金的风险。从公开的公民建议书，到公布投资红黑榜，在温州，一场微弱的抗争悄然拉开了帷幕。

　　1月20日凌晨，浓重的雾气笼罩浙江温州市城区。光在很远的地方隐约闪现，但没有方向。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似乎也陷在了迷雾中。

　　回忆起几天前与温州市副市长周少征一起吃饭，周德文说自己感叹过两次：“2009年对我们温州人真是不利啊。”

　　周德文指的是温州商人在迪拜投资被套和在山西煤改中的整体性亏损。2009年10月25日，山西煤炭工业厅和山西国土资源厅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矿产资源整合》的通知，宣布首批19家重组煤企已获得国土资源部的“采矿许可证”。国有资本再次获得了行政上的支持，对小煤矿进行资源整合。而在看到这一消息的瞬间，周德文已经意识到，随着“国进民退”的进一步深入，活跃在山西煤矿的500亿元温州资本，已经面临生死关头。

　　他希望周少征能出面为温州商人斡旋，但他并无丝毫把握。

　　这半年来，周德文利用自己的人脉和资源，不断寻求社会各界帮助。而在温州，一场由温州商人发起的“自救”行动，已悄然开始。

　　两封公开信

　　2010年初，在国家发改委和山西省政府联合召开的一次新闻通气会上，官方信息显示，目前山西省的煤矿井数已由2600座减少到了1053座，70%的矿井规模达到了年产90万吨以上，年产30万吨以下的小煤矿全部淘汰。在这一过程中，以民间资本为主的温州煤老板们，几乎全军覆没。

　　“可能拿回来的，或许还不到250亿。”周德文说，这笔钱看上去是煤老板的，但实际上属于全体温州人。

　　“经济的风险可以规避和承受，政治的风险却没法避。”1月20日谈起温州煤老板的现状时，周德文不由得叹了口气。

　　周德文希望通过官方渠道协商好山西温州资本的问题—作为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认为在解决这一问题上他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尽管自认为干得不错，但政府始终是他的心病。“靠太近了容易失声，太远了又传递不了信息。”周德文说。

　　周德文的“曲径通幽”显然远水解不了近渴。2009年12月，万般无奈之下，在山西投资煤矿的浙商联合给山西省政府发了一封《一场“等不起的”重组》公开信。

　　“我们的投资资金凝聚着千家万户老百姓的心血，是他们的希望和寄托，这样，我们将无法面向家乡父老，有的甚至会走上绝路，更会造成浙江千万个普通家庭的破产。”浙商们在公开信中说道。他们诚恳地希望，山西省政府能合法地对煤矿的补偿问题作出回应。

　　但公开信没有起到实际效果。一直翘首企盼的浙商们，没能等来期待中的山西省政府的答复。于是，时隔不过一月，2010年1月9日，浙商再次发出了公开信。这封由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发布的《致全球浙商公开信》中这样写道：

　　“2010浙商投资预警区域”的提名候选者：山西省、迪拜。原因：2009年以来，我会对浙商在山西投资煤炭行业的企业出现整体性亏损事件予以极大的关注，曾以公民建议书的方式上书国务院，并召开研讨会，希望能在山西省政府与浙商及学术界和法律界人士之间建立一个桥梁，可最终未能如愿。对此，我们深表遗憾。

　　不少媒体称这封公开信为“投资红黑榜”，认为有向山西省政府叫板的嫌疑。以一个地方投资促进会的公开信去抗衡一个省政府的政策措施，这看似有些可笑，却让全国各地特别是山西的浙江人释放了一部分怨气，并赢得了舆论对温州商人的关注。

　　但对参与制定榜单的浙江省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副总干事、政府服务部部长韦旭刚来说，这个榜单引发的效应有点超出他的想象。“榜单中城市排名是不分先后的，另外这些城市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2000多个浙江商人在网站投票产生的；山西和迪拜并不是说放在了黑榜，而是被我们的会员和企业认为是‘红色预警区’。”韦旭刚淡淡解释，每年他们投资促进会都会出一个这样的榜单。

　　尽管和韦旭刚是朋友，但周德文并不认同这样的做法。“至少榜单的公信力值得商榷。”他说。但在感情的天秤上，他还是倒向了浙商。“山西的做法让我们很失望。本来政府采取一些政策，包括要对煤矿实行整合和提升，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政府，必须要在法律的范围内实施政府行为。”

　　周德文仍然寄望于浙江省政府高层领导能出面帮助协调，但他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原因是影响了浙江和山西两省之间的关系。此外，浙江省60%的能源供应来自山西。“我们不敢得罪他们。”周德文叹了口气。

　　措手不及的“灾难”

　　2009年或许真的是温州人流年不利的一年，周德文的办公室就像是医院一样，总有一拨又一拨的人向他寻求帮助。

　　徐春晓（化名）也是其中一个。两天前，她从山西赶回，顺便看看自己的孩子。

　　2007年，徐春晓用在温州水头镇筹集来的2亿资金在山西大同买下了一个年产量为28万吨的煤矿，“那时候有赚，煤炭的价格正在上涨。”徐春晓看上去一点也不激动。

　　到了2008年中旬，为了迎接奥运会，徐春晓的矿被关停了，她以为这样的日子并不长，可直到现在，她的矿还停着。“一年多的时间，我已经亏了差不多1亿元。”她说的那1亿元，并不是她自己的资金，而是远在温州水头镇那些父老乡亲的血汗钱。

　　“我一家人现在都从水头镇搬到杭州了，虽然留在家乡的只有亲戚和朋友，但我还是不敢回去，而且他们的情绪波动也很大。”徐春晓的声音很清脆，但在说到自己也没勇气回去的时候，低沉了很多。

　　这次山西煤改，让她的处境雪上加霜。“尽管听到风声说会把中小煤矿重新开放来缓解这次煤荒，但我觉得这不现实。”

　　“直到现在，矿上的评估还没出来，有些已经出了的，煤老板也没有拿到钱。”徐春晓预计自己2亿元购买的矿，评估价可能只值七八千万元。“任何商业投资都有风险，这一次亏我也认了，大不了以后再来，但政府一直不给钱，我们就活不下去了。”她说现在很多煤老板已经按捺不住，打算铤而走险。

　　“关矿其实是个民生问题。我们小老板都是集资开的小矿，出了这样的事，我们各方面的压力都很大。已有矿主计划把矿炸掉了。”徐春晓显然有些激动。像她这样的浙江矿商，山西已经超过了450名。他们的资金几乎都从民间募集而来。

　　但迄今为止，对于山西煤改的处理，中国有关高层并没有进行明确表态。

　　周德文说，最初山西省要求进行煤炭改革，“我们浙江人遵纪守法，所以都签字同意了，但没想到他们（山西省有关部门）却不顾我们的合法利益，‘强抢豪夺’我们的矿。”

　　“有些矿山西政府不会让你开采，断水断电，每天要亏很多钱。这些钱都是民间集资来的，温州人一分一厘都算利息，那就意味着每天都有一辆奔驰开到西湖里了。那老板怎么受得了。”

　　矿主们也试图从法律上获得支持，但他们失败了。

　　徐春晓说，现在所有有关山西煤改的诉讼，山西县以上的法院都不受理，“要打到北京更不可能，因为我们都没有一审，更何况异地受理也不合适。”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经济学家说：“市场经济应该以市场竞争为主导，但这个政策剥夺了企业合法的财产和生存的权利；另外，即使是政府要这么做，也可以制定一个准入条件，但不能剥夺这样的竞争权。因为矿主最初也是按照政府的标准来办事的，都持有政府颁发的六证，是合法的。既然是合法的，就意味着得到法律的保护。”

　　所以周德文每每在谈到最气愤的时候，都会说：“政府怎么能不懂法呢！”

　　但除了四处奔走呼吁，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悲情小镇

　　周德文的卡片上除了有自己的照片，还有密密麻麻十几个头衔，所以他总是能从各个渠道获得很多信息。但他并不因此开心。

　　总有令他担忧的事，因为这次煤改，不仅仅牵涉到450名浙江矿商，还有一个镇的老百姓。这个原住民只有四五万人、名叫水头镇的小地方，是温州人在山西开矿的主要资金供应地，其投在山西煤矿中的资金超过了300亿元。

　　但这次的山西煤改，却让水头镇人遭受了沉重打击。

　　林洪明（化名）就是水头镇5万本地人之一。这个57岁的温州人在1998年就开始参与民间融资，那年，他拿着用房产证抵押回来的30万元，眼睛也不眨地就打给了自己的亲戚，一年后净赚18万元。可是好运气再未眷顾他，12年后，他依然处在资金链的最下游。

　　“一直都没赚到钱，后来矿（山西煤矿）又没了，钱也跟着泡汤了。”林洪明说。让他心里稍微平衡的是，“亏的人还很多，所以这次的煤改也把我们整了，基本上没有人在山西投资了。”

　　除了感到生存压力越来越大，林洪明也隐约地意识到，温州这种传承了十几年的民间资本“融资”模式出现了问题。举例来说，煤老板说开矿需要两亿，但实际上只有1.5亿，“但我们接触不到真相，矿值多少钱我们也不知道！”他说。

　　然而这只是矛盾的一部分，在这个资金的金字塔里，下层分红不公的矛盾更容易导致金字塔体系的坍塌。

　　“有些上家明明赚了，但是他们说没有，那就意味着一年都没有分红，但真相是怎么样，我们哪里知道呢！”林洪明两眼呆滞地盯着电线杆。

　　这样的信用体制，导致了像林洪明这样的底层投资者，往往不是在投矿，而是在投人。“就看他良心好不好，会不会吃钱。” 林洪明开始担心自己的未来，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和他一样走这样的赚钱道路。

　　这正是周德文所担心的，温州资本的积累方式本身就游走在灰色地带，一旦出事，罪名便是非法集资。那样一来对于这次山西煤矿改革，浙商将毫无反抗之力，“这种模式让我们获得了很多财富，但我们总因为这样的模式被认为走在边缘。”周德文说。

　　周德文说，这就像一座用沙子堆砌的城堡，山西煤矿事件，仅仅是一次性的外力对堡垒的全部摧毁，可是，即便没有外力的作用，有朝一日，或许这座城堡也会自然松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