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何勇
1985年3月22日,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的胡金林结束了66天的牢狱之灾。温州人在上世纪80年代一直害怕的春天“一号文件”这次戏剧性的救了“五金大王”胡金林。
“八大王”平反,不仅仅意味着几个普通的温州商人绝境逢生。更意味着,以他们为代表的敢想敢干、不等不靠、对
忧伤的年代
1982年,改革开放的第4个年头,乍暖还寒。
在当年的1月11日和4月13日,国务院两次发文:“对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不管是什么人,都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不允许有丝毫例外,更不允许有任何人袒护、说情、包庇,如有违反,一律要追究责任。”
随着计划经济的坚冰逐渐松动,财富意识苏醒于商业文明自古发达的温州,是一种必然。当时的温州乐清县柳市镇,是个体经济最活跃的地方,镇上几乎每家都有生意做,跑销售的,做电器的,从上海和其他地方前来进货的人几乎都云集到这里,使得本身就不宽的街道拥挤不堪。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乐清的电器业迅速发展,到1981年年底,柳市镇的大小电器企业就有300余家。而柳市镇第一批做电器元件生意的胡金林,在1981年的营业额已有120万元,是远近闻名的大老板了,他生产出来的产品也都是卖给上海、宁波一带的国营企业,号称“五金大王”。
而这次全国性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斗争,浙江省将温州作为重点,而温州将乐清作为重点,乐清又将柳市作为重点,而处于风口浪尖的柳市个体户,逃的逃,被捕的被捕,七零八落。
1982年7月中旬的一天,得到消息的胡金林在警察抓捕之前,带上事先准备好的500公斤粮票,2000元现金和相关证件,跟妻子都没打招呼,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柳市镇。两个月后,胡金林遭到公安部的全国通缉,罪名是“投机倒把”、“严重扰乱经济秩序”。他从上海、北京流窜到东北,甚至在当年土匪猖獗、着名小说《林海雪原》中座山雕的老巢——夹皮沟躲了很长一段时间,一躲就是两年多。
1985年1月15日,当他抱着侥幸的心理潜回家中,当夜就被警方控制。第二天,乐清县广播站报道,“全国经济要犯,八大王之首胡金林抓获归案”。
与他同时遭此命运的还有7个柳市工商户,分别是“线圈大王”郑祥青、“目录大王”叶建华、“螺丝大王”刘大源、“矿灯大王”程步青、“合同大王”李方平、“电器大王”郑元忠和“旧货大王”王迈仟。此7人加上胡金林,合称温州“八大王”,而除了胡金林和刘大源外,“八大王”中另外6人都没有跑掉,这样柳市镇最有代表性的8个个体经营专业户,均以投机倒把罪被判刑或进学习班,成为当时轰动全国的“八大王事件”。
温州“八大王事件”,成为“杀气腾腾”的1982年摆在温州人面前的沉重榜样,经济整顿搅动得大半个温州城噤若寒蝉,个体户与私营老板,人人提心吊胆,无不担心“八大王”的悲剧在自己身上上演。
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八大王事件”一直犹如一块乌云笼罩在温州甚至浙江上空,温州市工业在1980年增速为31.5%,到1982年却下滑到-1.7%,其后3年一直徘徊不前。
“八大王事件”仅仅是1982年经济整肃运动的冰山一角,到这一年底,全国立案各种经济犯罪16.4万件,判刑近3万人,结案8.6万件,追缴货款3.2亿元。
而现在看来,这8人当时的生意规模都不大,其中最大的也就是胡金林,年营业额也就在百万元左右。其余几个人也就是在众多万元户当中具有代表性,“八大王”也就是8个冒尖户,但这几个人都被列为重大经济犯罪分子,并成为全国的打击对象。
“温州‘八大王’当时所面临的遭遇很契合上世纪80年代的商业环境,在商业局势并不明朗的当时,一群迫于生计的温州人,在意识形态的缝隙中,他们在努力地并艰难地寻找商业火种。”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在其新书《温州样本》里这样描述。
他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作为一个温州发展历史中重要的典型事件,“八大王事件”反映了温州发展的跌宕起伏,同时,也戏剧性地展现或者扩大了国家政策在历史的反复中对私营经济的鼓励与打压,也反映了温州商人当时从商环境的恶劣。而在变革的中国商业历史中,似乎没有一个地方像温州一样常年处于市场经济的实验室中,而每场风雨的开始和末端都有可能席卷这里。
“倒爷”翻身
胡金林被关押后,一直关在重刑犯单间里,此时他已经彻底绝望,并做好了判重刑乃至枪毙的准备。但命运却因1984年春天中央的又一个一号文件得到转变。
“八大王”锒铛入狱,也就是因为1982年国家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时发的一号文件,而文件标题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
而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兴办各种企业,国家要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当时被浙江省派往温州处理“八大王事件”的是时任温州市市委书记袁芳烈,袁芳烈面对整顿私营经济给整个温州经济带来的负面作用不得不反思。有着政治智慧的袁芳烈,终于在1984年抓住中央一号文件的机会,为“八大王”翻案。
中央一号文件下达后,袁芳烈就“八大王”的全部案件进行认真复查,通过法律途径,郑重宣布对在押人员无罪释放,最后的结论是:除一些轻微的偷漏税外,“八大王”的所作所为基本符合中央精神。
就这样,被关押了66天的胡金林在1985年3月22日这一天走出了牢房。
而比他关押更长的“电器大王”郑元忠,在关押了186天后才得到了人生的一次大赦——无罪释放。
“八大王”平反后,收缴的财物从国库中拨出,如数归还,并以英雄般的方式被请回家。
后有媒体报道,当过了十几年后,从浙江高院院长位上离任的袁芳烈还专门回到温州,特意安排了3个小时与昔日的温州“八大王”见面。
“八大王”的人生遭遇是对他们所处不同时期商业状态的精确描绘。而在为他们当时的境遇感到惋惜时,“八大王”的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
走出阴暗的牢房后,郑元忠第一件事不是急着赶回家和家人团聚,他先去理发店理了发,刮了胡子,然后跑到镇工商所,仔细研读解救他性命的一号文件。
而就是这份文件坚定了他东山再起的信心。死里逃生的郑元忠认为现在形势比过去好,还要干,并且要扩大规模搞联合。1986年,他以执着的热情创办乐清精益开关厂,领取了批号为001号的全县第一份股份合作规范化证书,成为柳市首批获得机电部生产许可证的企业之一。
也正是这一年,日后统领中国电器行业的南存辉与胡成中在一间破屋子里建起了作坊式的求精开关,开始了艰难的跋涉。
在市场大闸被小心翼翼打开后,自由的水流也就开始慢慢渗透了进来,一切变得不可逆转,计划经济的裂缝萌生了温州私营经济最原始的市场主体。一大批温州人在时代的感召下,以懵懂的姿态,茫然或有意识地走上了个体工商户的道路,积原始资本,为今后的从商之路埋下伏笔。一批别无所有的温州人,南存辉、胡成中、王振滔、尤小平、球光和、周成建、叶文贵、钱金波……因为有意或无意间抓住了市场经济的商业机会,随后快马扬鞭,一路奔跑。
温州“八大王事件”成为之后温州私营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在中国私营经济的发展史上,“八大王”的故事成为一个特殊的符号,之后很多研究私营经济发展史都不能绕过这一历史事件。 “八大王”的闯劲,“八大王”的敢为天下先,“八大王”对财富执着以求的商业精神,激励着一批又一批温州商人。
而“八大王”当年摊上的“投机倒把”罪,已经在1997年3月从《刑法》修订案中删除,经济犯罪中不再有“投机倒把”罪这一罪名,2008年1月23日,适用了20年的《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列》也寿终正寝,被宣告无效。
2008年3月,柳市镇政府召开的“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恳谈会”,“八大王”中健在的7位都参加了会议,会上一位副镇长表示“八大王当初受委屈了”。
“八大王”演绎出了一个区域民营商人与企业沉浮的商业生态样本。但就是这股被温州商业文化熏陶出来的原生态力量,造就了一大批底层商业精英。毫无疑问,他们形成了推动温州乃至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不知道发生在“八大王”身上的悲剧是中国民营企业崛起的“原罪”,还是商业发展史上必然要经历的淬炼?
胡金林:我还可以再干十年
昔日的“八大王”,到2009年年初,有7人健在,一人已经于1995年去世,也只有郑元忠和胡金林还在延续当年的辉煌。
在成功开办精益开关厂之后,1992年,正值壮年的郑元忠事业如日中天,但此时的他却陷入了人生意义和价值的困惑以及对企业未来商业命运的思考,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他花了50万元年薪聘请总经理来管理精益,而自己准备前往温州大学潜心读书。
时任温州大学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讲师的周德文是郑元忠当时的班主任,他至今还记得当年他带郑元忠到班上与同学见面的情形:当周德文把郑元忠带到讲台前让他跟全班同学作自我介绍时,这个已经颇有成就的农民企业家足足憋了两分钟紧张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末了,郑元忠转身从讲桌上拿起一个粉笔在黑板上写下“欢迎同学们到雁荡山去玩,所有的费用我出”,而身后,班上同学笑声一片。一行粉笔字拉近了比他小10多岁的同学的距离,也开始了郑元忠由一个草根底层到商业精英的逐梦历程。
在学习期间,郑元忠谢绝了一切社交、经营活动,住进温大,用一年半时间就学完了企管专业三年的全部课程,并经考试取得毕业证书。
“从最初懵懂的草根创业到经过系统的商业学习,郑元忠对商业的认识也更深刻了。”周德文说,学成之后的郑元忠,动员周德文下海,并拉上了班上最优秀的7个同学,于1993年跨入服装行业开始新的创业,“庄吉”就此在中国服装界诞生。
而胡金林在本世纪初远走他乡,离开中国来到了柬埔寨。在柬埔寨的首都金边,他成立了三林国际电器(柬埔寨)公司,把柳市生产的各种电器带到这里。在柬埔寨站稳脚跟后,2004年底,胡金林经过考察,决定把柬埔寨第三大发电站——马得望省发电站买下来。2005年,他又把国内的电器生产技术带过去,在柬埔寨直接生产电器产品。2007年,胡金林在柬埔寨桔井省取得15万亩原始森林的特许使用权,从事农业种植及木业开发。20多年前,那个曾经在祖国大地四处逃窜的“五金大王”,如今在异国他乡,找到自己事业的又一个平台。
目前,身在柬埔寨的胡金林皈依了佛教,每次送别生意场上的朋友时,他都会双手合什,掌尖高举齐眉,行柬埔寨人的大礼。尽管改变了信仰,但胡金林对商业梦想的追逐一刻也没停步。
刚刚过去的2009年,温州商人屡屡碰壁,先是折戟山西煤矿,接着迪拜炒楼失利,温州商人的投资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机。但身在柬埔寨的胡金林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目前国内橡胶80%都要依靠进口,而柬埔寨有大量的特许土地可以用来种植橡胶林,橡胶也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他将用他一生最后的精力在柬埔寨为国家橡胶资源储备开拓出一片新的事业出来,他说他还可以再干10年,甚至更长。
“温州模式的存在不仅仅意味着市场经济探索的脚步,更意味着温州一代代生意人对商业梦想的追逐。温州人敏锐的商业神经从来不会停止跳动,只要有机会,温州人还会掀起波澜,直至扬眉吐气,这也许就是‘温州样本’的意义。”胡金林表示。
我们见证
1985年7月13日,《专业户经营报》(注《中国经营报》前身)在二版头条位置刊发文章《个体发了财 国家吃饱饭》。1985年,财富意识已经在中国大地觉醒,发家致富成为人们的普遍诉求。但同时,也有很多人担心个体经济的发展,挤占了国营单位的利益。这篇报道以秦皇岛国营个体运输联合体为例,探讨了个体经济发展对国营经济的有益补充。文章刊发后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1988年2月12日,《中国农村经营报》(注《中国经营报》前身)在头版头条位置刊发文章《“皮蛋大王”蒙难记》。虽然经历了1985年的温州“八大王”事件后,个体经济已经平反,但在某些地方政府的管理者眼中,这些被冠以“大王”称号的个体经营者仍然是一些“投机倒把”分子。文章,呼吁地方管理者正确认识个体经济,也提醒个体经营者以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权益。
1988年4月5日,《中国农村经营报》(注《中国经营报》前身)头版头条刊发《关于私营经济的对话——访七届人大代表、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对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给予了确认。这篇专访通过私营经济发达的温州主政者之口,进一步表达了对私营经济发展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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