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最需要保障与身份认同

　　在今年制定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所谓“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后”“90后”农民工，全国人数大约有一亿之巨。这一群体何去何从，成为中国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重大问题。若解决不好，不利于 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而能够解决的唯一答案，就是让他们融入城市。

　　新生代农民工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存在身份认同的危机。这些在较好生活条件下成长的新生代是从学校直接进入城市，因此，不像父辈一样能够吃苦耐劳并有返回农村的想法。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回不去农村，因为那里没有他们所要的工作和生活，也没有一个精神认同的群体。所以，他们进入城市徘徊在边缘却无法扎根。

　　新生代与父辈的特质大不相同：他们不愿只做苦力，而是追求较好的工作环境并讲究体面。事实上，他们只是要求作为正常人的工作状态，而非父辈所要承受的艰苦劳动环境，比如日夜加班、环境恶劣，他们不要像一头拉磨的驴子一样作为工具存在的人生。但是，由于中国比较缺乏职业技术教育，新生代过高的期望与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以及中国仍处低端的产业结构形成冲突，陷入市场与个人相互不满的矛盾之中。更为不同的是，他们没有父辈般勤俭并要承担家庭责任，他们喜欢消费并尽量的追求个人自由与享受。

　　这一系列的特征，构成了他们边缘身份、个人能力、生活方式与人生目标、市场结构的激烈冲突。他们其中很大部分是在幼年时期被留守农村无人看管长大，而青年期也对自身行为的认知和控制能力普遍不高，贫富差距及城乡落差过大给他们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追求物质与精神享受的他们所处于一个普遍存在社会不公、企业侵犯民工权益的社会环境里，很容易诱发犯罪或不稳定因素。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将会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现在，推进城镇化成为解决这一难题的主要方案，也就是“把符合条件的农业人口转变为城市居民”，而且政策要求符合三大条件：第一，农民工进城有一定的就业年限。第二，有比较稳定的就业岗位。第三，有比较稳定的住处。这些人转为当地市民后，可以享有和当地市民同等的权利。无论在就业、培训或者保障性住房、社会保障、子女就学等方面。

　　中国城市面临一群有来不回的新生代农民工，这将迫使政策加快推进城市化来承载他们。2008年的统计显示，中国城市化率为45.68%，但是，这个统计把每年在城市停留6个月的农民工也纳入城镇人口，显然是一个不太接近现实的数据。在一个持续高速发展的时期后，城市化高潮已过，面临内需不足与转型的中国经济，显然缺乏足够的城市化动力，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给这些年轻人。因此，目前所要求推进的城镇化（城市化），或许在一些地方政府的眼里更多是刺激经济发展的方式。在过去的若干年，城市化就是发展地产业、扩建基础设施等，以“城市化建设”代替“人口的城市化”，这种具有周期性的建设一旦结束，农民工只能像候鸟一样返回农村。

　　当前要求吸纳新生代农民工入城的城市化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地方政府可能更喜好城镇（城市）建设以拉动GDP增长，而无暇顾及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身份问题。除了户籍之外，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和动力去为留城的农民工建设保障性住房、提供健全的公共教育、完善他们的社会保障以及增加医疗设施等。应当说，这也是城市人口目前普遍需要提供的公共资源与保障，仍然有待解决之中。

　　事实上，不只是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生存的困惑，而是整个中国新生代都存在相同的压力。即使在城市之中，走向社会的“80后”目前也普遍遭受就业难、高房价与通胀的生存困境。中国年轻一代面临同样的难题：尽管经济仍然保持增长，却无法提供足够的工作，而转型的压力将进一步造成就业机会的稀缺；与此同时，高增长的副产品资产泡沫与通胀却是挥之不去的梦魇，压得80后喘不过气来。

　　这是发展模式带来的难以避免的副产品，即公共资源不足、经济结构失衡、贫富差距拉大，这一系列问题构成了中国滞胀的风险，经济增长乏力而无法提供就业，物价继续上涨增加生存压力。新生代农民工只是无法获取改革收益的一个人群，经济增长给了所有年轻人以梦想，如果要得到机会，只能靠政府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