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视角高峰论坛实录五:富裕的中国还需不需要启蒙?

　　“2010·中国新视角高峰论坛”于2010年2月3日在北京隆重召开。我们借互联网新媒体之广泛传播，以百年视角，展望刚刚度过60年大庆的新中国未来。以1949为起点，我们置身于人类历史长河，站在2049回望新中国。中国人，将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带向历史，或者未来？搜狐公司与亿万网民，一起期待智慧启迪。以下是搜狐财经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主持人马洪涛：谢谢各位嘉宾，刚才的主题叫做技术为王的年代，情归何处。非常感谢刚才的论坛主持人和各位嘉宾，一个冰冷的技术话题演绎得如此生动。接下来的题目叫做“富裕的中国还需不需要启蒙”。这个题目难度有点高，但是我看到曹景行老师的时候，我们知道将会是用一个难题换取一个精彩的对话。嘉宾是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先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任俊华先生、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部高级研究员吴稼祥先生、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先生、国际著名策展人费大为先生，掌声有请主持人和各位嘉宾！

　　曹景行：今天这个话题，接着刚才的话题，我们来了一个玄虚的话题，但是好处就是空间非常大，各位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看法。要在50分钟的时间回答这样的问题，五位重量级嘉宾，每个人只有十分钟的时间，所以十分钟开头的时候，我们觉得有点像大学的自主招生，出一些比较特别的题目，各位要在一百秒的时间里就这个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从我们左边的徐友渔先生开始，每个人用一百分钟时间回答这个问题，富裕的中国还需要不需要启蒙。

　　徐友渔：中国一旦没有完成现代的社会转型的话，启蒙是一个未竟的事业。中国的启蒙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由于中国近现代内忧外患的命运，启蒙思想不断被救亡任务压倒，所以这个任务我们实际上没有充分的时间和心态来完成。我认为现在我们要继续完成这个任务。

　　任俊华：我觉得还是需要启蒙的。中国在明末清初就有启蒙，抨击“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把德先生和赛先生引进中国，“文革”以后的真理检验标准大讨论也是一个启蒙，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取得了30年的巨大成就，使中国富裕起来了。但是我们现在富裕起来也有很多启蒙工作要做，可以说是任重道远的，要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提供无穷的动力。

　　所以我觉得这个启蒙仍然是很重要的。我自己认为这个启蒙可以变成一个促进中华民族大发展的问题。

　　吴稼祥：我是不太赞成现在还提启蒙这个概念，我认为现在需要的是恢复常识，而不是启蒙。启蒙有一个问题，历史上基本上是一批知识分子认为自己应该把知识传播给大家，觉得自己是个精英，启蒙往往伴随着煽动、灌输、宣传，结果是法国大革命。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很多人不了解这些知识，不了解这些原理，我认为大学教育、中学教育和小学教育是在摧残学生，我们应该减少对物质财富过度的限制，我认为这个更重要。

　　崔卫平：我恰恰要指出，说启蒙是一部分人去唤醒另外一部分人，这是误解，我希望回到启蒙的本意，就是康德所说的，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要倡导理性，这个理性是针对权威而言的，尤其是那种强加的权威。启蒙里还有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回到自己的一个立场，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生活或者共通的生活应该是有自我引导的，而不是权威强加的，是自己负责任的，而不是依附于他人或者屈从于他人的。

　　启蒙还意味着这样一种转机，它是针对依附、屈从这样不成熟的状态，使之成熟起来。如果说启蒙意味着转机的话，中国现在正处于转型社会，在精神方面、理念方面、理性方面，也需要有一个相应的配套，所以我是认为在今天启蒙任务尚未完成。

　　费大为：我不像在座的诸位，我不是搞理论的，我是做实践的。看到这个标题，首先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当然，中国非常需要经历这样一个阶段，而且我非常同意崔卫平刚才对启蒙所下的定义，我不是很同意吴稼祥先生所说的启蒙是一种宣传，它的结果是法国大革命。我们要看到启蒙运动的结果不只是法国大革命，而且有整个西方社会、欧洲社会的现代化过程。这和启蒙运动是完全不可分割的。如果我们没有用理性来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的话，我们这个阶段不过去的话，多多少少甚至很严重地在朦胧时代。这个启蒙运动已经一百多年了，我们说中国现在文化的主体还没有建设起来，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是大家要严肃对待的问题，文化问题不解决，中国的经济改革会完全失败。

　　曹景行：刚才费先生是独立策展人，也是独立的批评家。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启蒙，也包括文化建设。今天我们不能脱离了今天的环境，今天我们的新视角是要从谈2049年的角度，我们富裕了，还要不要启蒙？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我们没想到今天可以富裕到这个程度，但是今天反而使我们对启蒙有一种交流。政治的现实、权力的垄断加上我们看到的市场经济下面的金钱的压迫，我们看到世界上各种文化的席卷，带来种种不安的感觉，我们才会提出我们要不要启蒙。

　　这样一个环境，对我们来说，我们的文化反而在富裕当中在消失了，我们原来的传统经不起这样的侵袭，所以我们今天要重新来一个启蒙，我们说启蒙不是一个空的，在历史上有特定的含义，是不是我们已经到了那样的时候，而且现在有这样迫切的需要，还是我们这样发展下去，自然就可以达成一个有教育、有文化的社会。今天我们到底有没有启蒙的迫切感，我希望能够听到各位的高见。

　　徐友渔：我对这个题目有一个批判性的考察。当我谈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好像不言而喻地已经接受了一个前提，中国现在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富裕的社会、富裕的民族，我觉得这一点是需要认真研究的。所谓富裕有两种意思，某一种意义上中国是富裕的，中国可以造航空母舰，可以搞人类登月工程，可以花很多很多钱办奥运会。

　　曹景行：北京有四百万辆汽车，这都是我们作为富裕的标志。

　　徐友渔：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富裕了。但是从人均收入来说，我觉得显然不是富裕的，从这一点我可以发表一个很尖锐的评论，如果有一万个乞丐，每个人有一个讨饭的碗，加起来肯定比一个小资本家多，你能不能说这一万个乞丐加在一起是很富裕的。我们在一般城市里谈富裕的时候，海湾国家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经济总量比我们少，我们也称它是富裕国家，从这种意义上，我们评价富裕主要指的是人均GDP，人均收入，而不是指国家总量，所以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有一个批判性的考察再说。

　　曹景行：不管这一万个碗加起来有多大，要不要启蒙？

　　徐友渔：我的观点比较极端，即使到了2049年我们已经非常富裕了，我们仍然需要启蒙，况且我们现在人均收入非常贫困，更需要启蒙。

　　曹景行：启蒙什么？

　　徐友渔：实际上从五四新文化运动那些有知识的人，当初对中国人的精神状况没有独立自主的判断能力这一点，也没有独立运用自己理性思维的状况，现在也没有根本转变，所以我觉得需要启蒙。

　　任俊华：我的观点，崔老师讲的我比较赞同，刚才讲的富裕以后，这个启蒙也是一个老问题，18世纪的英国，当时亚当斯密写了一本《国富论》，又写了《道德情操论》，英国工业革命以后英国已经非常富裕了，富裕以后出现了很多问题，跟道德失落、金钱至上有关系。所以我们党中央十七大报告讲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建设中华精神家园，这种优秀的文化传统，跟我们的精神启蒙、道德启蒙在一起，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史，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是一个很特殊的民族，一个很了不起的民族。进行新时期的精神启蒙和道德启蒙，大家的期望值很大，对我们知识分子来说压力很大。有人指责当今经济上去了而道德下来了，是教育界的失误，所以我心里一直有个很沉重的包袱，一想到中华民族是一个文明礼仪之邦，有这么悠久的历史，但是一想到当今这种道德状况和国富的状况还是很不相称的，所以我觉得思想启蒙不是说几十年，上百年的，从英国、德国的启蒙来看，中国的启蒙也需要一两百年。

　　吴稼祥：首先给启蒙下一个定义，启蒙是一个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思想运动。中国人不可能永远都在启蒙状态，两三百年还要启蒙。应该说，上个世纪，是救亡压倒了启蒙。1978年的思想解放是一次启蒙，是恢复理性的启蒙。我不认为这是启蒙，自我的觉悟是永远没有中止的一件事情，启蒙指的是一种社会精神禁锢，这种精神禁锢还不是因为政治上的，而是因为精神传播上遇到的问题。

　　我认为在网络时代，所有人都可以在全世界检索自己需要的信息，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你接收这个信息。对中国来说不是启蒙问题，是精神自由问题，只要你给予他精神自由，没有人是需要启蒙的。

　　我作为一个写作者来看，我经常写一个博客文章，我不认为我是在启蒙，我只是对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被蒙蔽的状态下，做一点稍稍的校正工作，事情不是这样，我经常跟他们讨论历史真相问题，实际上我们不是要启蒙，是要恢复真相，恢复常识，恢复理性。我也写到了，中小学教育是毁灭常识，大学教育是毁灭理性的教育，不是什么启蒙，而是摧残你的理性，摧残你的常识。

　　小学的启蒙，一个警察叔叔去救一个困难中的群众，书里这样说，你说很有爱心，错了，一定要告诉你这个警察叔叔很爱国，这就行了，这个事情有很多种解释，不一定就是你要的这种解释。小学需要教知识，大学是教启蒙的，但是我们大学不是教启蒙，而是制造蒙蔽的过程，对我们来讲，网络时代还要提出启蒙，我认为是一个很荒唐的事情，是非常幽默的事情。需要的是去掉蒙蔽，减少控制，恢复精神自由，我认为这是很大的事情！

　　曹景行：恢复精神自由，这本身是启蒙的一种本意。

　　吴稼祥：是因为对精神自由的限制而造成的，只是因为你不懂，你不了解，你需要去了解，这是一个人为造成的禁锢。1978年的思想解放，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启蒙。自我教育、自我觉悟，自我提供一些事情，恢复理性、恢复常识，从这个意义上定义的启蒙我认为永远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