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改革》-财新网
界定好国有企业的边界，不但可使国家核心利益得到保证，也可降低国企腐败的机会，改善资源配置效率
王兰
中国国有企业正呈现出壮观的图景，涌出越来越多的“世界级”公司：全球市值最大的商业银行（前五名估计有三家是中国国企），市值最大的投资银行（考虑
壮观不仅体现在规模上，还体现在领域上。仅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128家中央企业，其涉及的主业剔除重复的也接近300个，囊括从原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开采、电力供应与生产、航空运输、电信到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中介服务、粮油糖期货及物流、文化艺术经营、服装鞋帽生产销售，乃至兽药及饲料添加剂的生产与销售等众多领域。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还仅仅是中央企业的主业，如果考量主业外的其他业务，央企外的其他国企，图景无疑更加壮观。
这一图景在现实中显得如此突兀，就经济学理论而言也找不到多少依据。从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以来的经济学家中，不要说极端保守的斯密、米塞斯，温和自由派的凯恩斯、萨缪尔森，相信就是激进的马克思、兰格，也未必想象得出这幅图景。这不禁令人想问：中国国有企业的边界在哪里？
要想廓清国有企业的边界，先得在认识上就国有企业相关概念进行一番厘定：
一是国有企业的赢利。中国国有企业近年来呈现出较强的赢利能力，2008年国资委管理的中央企业利润总额达6961亿元，可谓惊人。但是，仅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家利润就达2290亿元，占三分之一左右，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三家利润1768亿元，超过四分之一，六家企业占央企利润总额近六成，也就是说央企利润主要来源于上游产业和垄断行业。除了国家给予的显性或隐性的优惠，这些利润还以挤压下游产业利润和消费者利益为代价，它们的成绩不值得夸耀。何况，作为公共产品提供者，政府拥有国有企业的根本目的并不是赢利，税收才是根本收入来源，而总体资源的配置有效才能提供良好的税收基础。
二是国有企业和政府调控的关系。国企不等于政府调控。当今世界，完全没有政府调控的经济体恐怕不存在，差别仅是程度和手段。较普遍的看法是，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以经济手段（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为主较妥，辅之以一些非经济手段（准入门槛、行业标准、引导政策等），这在一个完全以非国有经济主体为微观单元的社会也存在，和国有企业没有必然对应。
那么，国有企业的大量存在是否使这种调控更有效呢？似乎应该如此。但经验告诉我们，“是怎样”和“应该怎样”往往不符。以中国近年现实为例，在信贷投放、贷款使用、金融衍生产品投资等方面，没有好好执行政府政策的主力，哪个不是国有企业？至于纠缠多年、每每以无奈收场的铁矿石谈判，反复越界、屡禁不止在网络和移动终端提供不良信息，均能见到国企巨头的影子。反复为人诟病的房地产开发就无需多言了，国有企业更是“抗旨不遵”的生力军。
细想也对，国有企业在现行管理体制下，除了其直接管理及负责人选拔部门，其他部门对他们没有硬性约束力：一方面，国有企业负责人对国有企业被处罚的“利害弹性”不高；另一方面，基于所谓“政治正确”，政府有关部门也未必愿意或能够严格处罚违规国有企业，结果只好任其逍遥。因此，加强政府调控效果靠国有企业的存在怕是缘木求鱼。
三是国有企业和国家安全。这更是一个过于宏大的叙述，往往似是而非。现今世界已不是“小国寡民”或“放任自由”时代，国家直接掌握一些特定行业（国防工业、敏感资源等）的企业，对强化国家安全有利毋庸置疑。但其外延不是可以无条件扩大的，除去部分国有企业管理者，没人会相信诸如房地产开发、服装鞋帽生产、兽药及饲料添加剂销售之类，必须由国有企业从事才能强化国家安全的逻辑。
其实，相比国有企业正在热衷的挖煤炼钢、圈地盖房,有一个产业倒是离国家安全更近点,那就是粮食生产。60年来，前30年除有少量国有农场,都不是国企从事粮食生产；后30年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实际基本是私人（家庭）经营,经营效果不错，好像没人质疑这种模式是否妨碍了国家安全，也没有国有企业对该产业跃跃欲试？想想也是，种地这营生虽然关系国计民生，但夙兴夜寐、手足胼胝的，又不太挣钱，只好拜托辛苦广大农民兄弟了。
回想上世纪的苏联，其经济国有化程度远高于改革前的中国，但结果苏联解体，遑论国家安全了。这从反面说明，国有企业大量存在未必能够保障国家安全。反观中国，正是由于留存着一些非国有因素，尤其是农村的非国有经济成分，为中国经济改革提供了突破土壤，从而引导、激励中国经济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也极大强化了国家安全。这并不遥远的事实不应该遗忘吧？
如果对上述事实有基本的认可，就比较容易廓清中国国有企业的边界。
首先，古典意义政府在经济上的作用不外乎：提供私人部门不能提供的公共品；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维持经济活动的稳定，这里并没有国家以所有者介入经济活动的空间。虽然这种认识今天需修正，但国有企业过多存在会压抑其他经济体的活力、扭曲经济活动中的公平性、削弱政府的调控效应，从而降低整个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是需要警醒的。其次，对一些具有天然垄断特征的行业，政府作为所有者参与，在现阶段中国是一个适当选择。再者，中国的国情要求一些重要、敏感行业，需以国有企业参与为宜。
这三种逻辑的叠加，基本廓清了中国国有企业的边界：对敏感性/天然垄断性极强的行业，只许国有企业参与；对敏感性/天然垄断性极弱的行业，只许非国有企业参与；对敏感性/天然垄断性介乎上述之间的，国有企业为主，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共同参与。
如图所示，绝大多数行业将分布在Ⅰ区域，极少数行业会分布在Ⅲ区域，少量行业分布在Ⅱ区域。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绝不涉足Ⅰ区域的行业，同样非国有企业绝不涉足Ⅲ区域的行业，Ⅱ区域是一些部分限制的行业。
上下限的确定和区域划分需要谨慎评估，评估应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基本点出发，既考虑国家对特定行业的主导作用，又要注意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划分要相对稳定，又要随时间调整。总的说来，需要划定在Ⅲ区域的行业是极少数，应该不会超过十个，需要划定Ⅱ区域的行业也不多，20个绝对是上限。需补充的是，上述提到的国有都是指国家所有者全面地参与其所持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至于类似社保基金、中投公司等国有投资机构少量参股的企业不在此列。
天然垄断性和国家安全敏感性，都只有国家这一层面才存在。以中国的国体和政体，并不需要地方政府参与，所以理论上地方政府没有拥有企业的必要。这丝毫不削弱地方政府重要性，反而可使地方政府从“GDP”依附中解脱出来,转向改善经济秩序、保护生态环境、提供社会公平和正义等本来职能。当然,要实现这一转向，又需要改变目前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失序的状态。
界定好国企的边界，不但可使国家核心利益得到明确保障，而且清晰划定国有企业的范围、减少国有企业数量，可使国企管理更有效，降低国企涉及腐败的机会，并可使国家在总体资源配置、调控效果上进一步改善。
界定好国有企业的边界，也使得非国有经济有更加宽广的发展机遇，将促使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有质量的发展阶段，既为经济提供了增长动力，又提供了调整结构的机制，可打破中国经济在发展上面临的“僵局”。
目前，所谓“僵局”表面看是新增长点不够，大家只好在房地产等行业绕圈子。其实这仅是现象。经济增长在特定阶段，自然会出现若干拉动系数比较大的产业，这些所谓主导产业是会变化的，也是无法预知的。
但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可以想见和恒定的，那就是良好的体制和有效的机制。中国经济当前仍处高速发展阶段，相应国有企业也处在周期繁荣状况，正如资产价格上升是出售资产的最好机会一样，目前正是国有企业整合的较佳时机。至于公众关注的“国有资产流失”，其实和交易没有绝对关系。不交易不一定不流失，交易不会导致腐败，导致腐败的是体制弊端。国有企业有了清晰的边界，会进一步减少腐败的发生。如果能很好界定国有企业的边界，相信会给中国经济发展装载新的动力、这才是共同的根本利益和安全所在。
王兰为一家创投公司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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