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承包制度下的农民户籍取向

　　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小镇，能够获得的一个意外收获，就是经常可以得到许多生活在城市的人，尤其是大城市的人所不能得到的生活体验。因为这里城乡混杂，农村人与城市人交往，许多城市人对农村社会的想法，或者是对或者是错，都可以马上在这里得到实实在在印证。

　　中国长期实行城乡分割制度，在这一制度约束下，造成的身份歧视、社会分配不公以及资源配不能实现最优等，都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因为有这个原因，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就有不少专家学者和媒体人士呼吁要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而且声音越来越大。

　　最近，“两会”召开在即，消除户籍壁垒，促进社会公平，同样也再次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热点民生问题之一。不可否认，这些呼吁改革户籍制度，甚至要求取消户籍制度的人，大多都出于对农民群体和社会公平的热切关心。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能够取消户籍限制，农村人口能够自由的向城镇流动，农民能够安心在城市安家立业，农民的子女能够如城市人一样，顺利进入城镇就近就便入学，并由此为农村人口入城解决后顾之忧，这不仅意味着是对农村劳动力的解放，同样也意味着因户籍而产生的身份歧视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缓解，当然这也就推动了社会公平。

　　不过让人奇怪的是，就是这样一件在许多人看来对农村人口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农民却并不有领情。我认识一个周边的农民，目前家里承包有几亩土地，今年贵州干旱，眼见收成会受到影响，收入自然会比去年有大幅降低，但当我与他说到如果取消户口限制后，他可以自由的到外面打工，且子女也可以跟随父母就近入学时。他一脸的茫然，似乎目前对户籍壁垒取消能够改变农民生活状态的呼吁，他并没有看到具体的途径。

　　去年，我认识一个从四川广安到贵州来做建筑装修装饰工程的农民，经过多年努力，他已在贵州省的省会城市贵阳买了一百多平米，地处市中心的商品房，拥有了自己的工程队伍，一个有约一二十人，生产装饰材料的企业。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正在开着自己的别克车，四处张罗着要给自己的家办户口的迁移。当时我建议他，既然要办户口迁移，他在贵州这样一个西部边远地区又有投资，不如就办成贵阳的城市户口。但他告诉我，他要把自己一家人的户口迁到贵阳城边上的一个小村，不愿落在城市。他理由是这个村已答应他，如果户口迁入，就可以按照当地农民的身份给他分配个人承包的土地。

　　同样也是去年，国家大力推进农村土地可流转制度，我告诉一个从浙江到贵州做生意，户籍身份仍然是农民的小老板，说现在政策好了，通过土地流转，他可以把家里已经撂荒的土地通过流转，变成现金，这样既可以扩大自己做生意的本钱，同时也可以避免自己经常会在城市里遇到的身份歧视。但他听了我的话后告诉我，他家的土地情愿撂荒也不愿意参加流转，因为眼见淅江地价年年升高，他家地处城镇边缘，等一等可能还能卖个好价钱。

　　更重要的是，他说目前象他这样做小生意的越来越难，风险也越来越大，万一那天生意做不下去，因为家有地，最多钱花得不如现在手散，但总不至于连生存都有问题。何况因为家里有地，他现在做生意也可以胆子大些，有些城里人怕亏本的单子，他也敢接。我想他说的，可能就是经济学家们经常告诫人们的“千万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道理。

　　中国主流舆论与农村人的想法存在冲突让人困惑。不过仔细想想，这与人们的社会理想与现实生活存在矛盾有很大的关系。就农村人而言，他们考虑的是现实的生活问题。就以户籍改革来说，国家2003年颁布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总则第三条规定：“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第二十六条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第四十一条规定：“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的，经发包方同意，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

　　可以看出，按照这一法律，如果目前在城市从事非家经济的人不改变自己的户籍身份，即使他有稳定的非农职业和收入，他可以不退还已经的土地。而如果改变自己的户籍身份，则必须无条件的将自己承包的土地退还给发包方。显然，在这一制度安排下，户籍成为农民保有自己土地固定资产经营权，在风险社会中降低个人风险重要制度安排。由此我们也可以从农民对户籍改革表现出的漠然中，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制度安排，在每一个个体生命的生存状态中，所能体现的巨大动力或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