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搜狐财经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会3月20-22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本次年会的主题是 “中国与世界经济：增长·调整·合作”，在新的国际经济格局下，中国如何通过继续与世界各国的广泛合作，推动国内和国际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可持续而且具有包容性的增长，是本届论坛的中心议题。以下是搜狐财经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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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现场（搜狐-王玉玺/摄） |
现场提问：我来自摩根，有一个具体的问题，在过去几年，也在这个论坛上，我们当时被警告整个情况并不是很可持续，在消费方面有过分的或者过度的杠杆，也有企业运营和金融机构有过度的杠杆化，同时我们也被告知，这么高的杠杆率，一定会带来问题，事实上，这个杠杆率最后达到了或者到了最后的终点，所有的金融机构以及包括公司和消费者都要去杠杆化，这有就带来了我们的危机。政府到底做了什么呢？政府决定要通过巨大的负债的创造，以及巨大的杠杆化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他们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本质。
事实上私营部门的这种不可持续的杠杆化却被公共部门不可持续的杠杆化代替了，因此我们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想问的是有没有这样一个假设，也就是说这种过度的公共的杠杆化就一定比私营部门的过度的杠杆化好吗？我想它的回答可能是没有一个是正确的，或者说两个杠杆化都是不好的。我想，公共部门现在必须要找到一个可持续的、可信的减少政府赤字的办法，不然的话，这种爆发种过度的杠杆化也会在我们面前爆发？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古利亚：事实上当时就跟我们说了这个过度杠杆化的问题，当时提这个问题是警告我们，我觉得是对的，我觉得现在我们还是可以这么说。说到公共的赤字问题，包括公共的杠杆化问题，我觉得除了政府以外，没有别的人能够使世界摆脱经济危机，所以，政府也只能这么做。银行系统、消费者、储户都不能做到这一点，只有政府能做到这一点。
另外，希腊政府的问题并不是由于这次危机所导致的，他们的问题其实是多年积累下来的一个问题，在全球的金融体系以及包括全球金融机构当中，他们其实又一次没有抓到这个问题的要害。也就是说，在监管方面的一个失职，以及包括公司治理方面的失职，以及包括风险管理方面的问题导致了这样的危机。现在在希腊，我们遇到的也是同样一个非常严重的监管的失职，正如欧洲人所说的，我们现在不能够救希腊，但同时希腊不要找IMF寻求帮助，其实希腊的问题并不是由金融危机直接导致的，而是有很长的过程日积月累形成的，因此可能他们并没有太多的选择，政府必须作为一个监管者来进行帮助。
现在，其实政府又扮演了一个新的角色，也就是说支出者的决策，来拯救这个世界的经济。也许今天或者明天，他们必须要给出非常明确的信号，也就是说该如何回到市场。基于市场的现实情况。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现在是由私人的杠杆转到了公共部门的杠杆，事实上在我的发言中，我本来想用这句话的，在我看来，公共杠杆的上升比私人杠杆率过高来得要安全一点。为什么这么讲？因为现在世界上有大量的资金，比如说中国的外汇储备，在正常情况下，它更愿意购买发达国家的公共债券，所以这个协调机制比私人部门的杠杆率下降要来得容易。因为你的投资者数量少了，投资者更讲究长远的稳定性。所以，我是非常乐观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刚才这个讨论也谈到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这次危机来的时候，不同的经济体受到的冲击可能是类似的，但是，往外走的时候可能出现比较大的差异。刚才已经谈到了，亚洲增长是比较强劲的，美国次之，欧洲是最差的。面临的挑战可能也有很大的不同，比如美国，最近的增长主要是在库存化，以后新的增长点在什么地方？欧洲救希腊这个事，我个人感觉到并不是一个很大的事，但是，刚才讲到公共财政杠杆的问题、危机这个问题，如果具有货币主导权的国家怎么处理这些公共杠杆，将来会对全球货币体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刚才讲到中国的情况，新兴经济体通胀的问题、资产泡沫的问题和经济增长之间如何保持平衡，应该说，面临着不同的挑战。是不是可以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复苏阶段，除了我们讲所谓的缓慢、曲折之外，所谓的多样性也是一个问题。有这个多样性以后，各国之间的政策协调可能难度就在增加。
第二点，这中间是不是有机会，也会有机会，因为是有差异的。最后一点，可能一个最后的任务就是都需要进行结构调整。我想作这样一个简单的小节，我们这一点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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